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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
(Dec 19 2015 9:03AM )

许剑虹



    今天提到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被用來圍堵中國大陸向外擴張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然而,如果我們太過度的仰賴這個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卻又有可能發現很多看似理所當然的問題,背後存在著太多沒有辦法以表象來回答的答案。比方說如果台灣純粹是美國用來圍堵中共的棋子,那麼為什麼一直以來華府對於民進黨意圖改變現狀的政策都採取著打壓的態度?

    即便是在推動「重返亞洲」政策的當下,美國為何要嚴格遵守所謂「一個中國」的政策,並且鼓勵台灣政府與大陸深化各種經濟與政治上的接觸呢?甚至在去年台北爆發反對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太陽花學生運動時,美國還以友好訪問的名義派遣環保署長吉娜.麥卡錫(Gina McCarthy)到台灣,給馬英九總統打氣。

    想要真正瞭解美國決策者如何看待台灣的戰略地位,我們首先必須要拋開此一同時限制住許多「統派」與「獨派」人士眼界的狹隘觀點,由一個更為全面的角度去加以解析這個問題。唯有先瞭解美國政府將自己塑造成亞太地區「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思維,才能真正瞭解台灣在這當中所扮演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角色。



曾擔任過國父孫中山先生荷馬李,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認真看待中國的美國戰略家


離岸平衡者戰略

    到底什麼是「離岸平衡者」?簡單來說,「離岸平衡者」的戰略思維脫胎於英國在19世紀晚期所追求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外交政策,其目的就是再盡最大可能追求海外殖民利益的同時,遠離一切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的戰火。不過,此一「光榮孤立」的戰略,並不可能簡單的依靠不干預歐洲大陸事務來完全推行。

    畢竟,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的教訓,使得孤懸於海外的英國戰略家深刻的瞭解到,「光榮孤立」的政策在歐洲大陸出現一個單一強權的情況下根本沒有維持的可能性。無論統治歐洲大陸的國家是法國、德國還是俄國,他們勢必都會將野心染指到不列顛列島,迫使英國人屈服或者選邊站。所以「光榮孤立」戰略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阻止足以統治整個歐洲大陸的單一霸權出現。

    所以,英國人在拿破崙戰爭時選擇支持普魯士與俄國人壓制法國的野心,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又支持法國與俄國人抵抗德國的侵略。當希特勒(Adolf Hitler)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取代了拿破崙的地位時,邱吉爾又再度與美國還有蘇聯組成同盟國抵抗軸心國。德國投降後,英國又加入了美國主導下的北約組織,抵抗蘇聯的華沙公約。

    換言之,「光榮孤立」的精神完全可以終身貫徹此一信念的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那句名言,即「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為代表。換言之,此一戰略的目的完全在於避免歐洲大陸出現一個足以威脅到英國存亡的單一霸權國家,對任何國家都沒有特殊的偏好與厭惡。

    身為日不落國在文化與政治體系上的直接繼承人,美國人的戰略思想自然而然直接承接了英國「光榮孤立」的傳統。此一歷史傳承,首先突顯於美國政府在1832年發表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根據「門羅主義」的精神,美國不涉入任何舊大陸的政治事務,但是歐洲列強同樣也不得干預發生在美洲大陸的一切事務。

    然而,這個「門羅主義」終究還是因為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意圖從西班牙王國手中奪得加勒比海的控制權而有所挑戰。然而,除了古巴與加勒比海的控制權外,美國還因為贏取了美西戰爭的勝利,獲得了菲律賓的控制權。此一戰果,讓美國不得不開始關切亞洲事務。然而,這一切看似關切的舉動的目的不外忽視確保菲律賓殖民地的安全,還有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得到尊重。

    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9月宣告了「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政策,透過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方式,來確保這個有四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不會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或者日本所獨占。換言之,這個目的在於提防遠東地區出現單一殖民霸權的政策,也是美國最早針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所實施的「離岸平衡者」戰略。

    許多懷抱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比方說曾經擔任國父孫中山先生軍事顧問的荷馬李(Homer Lee),就已經因為預測到以俄國、德國還有日本為代表的集團將對英國與美國為主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形成挑戰,而在吾敵之敵即吾友」的思維下產生了幫助與拉攏中國的想法。可惜的是,清朝被推翻以後的中華民國馬上就陷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根本上不具備任何與美英兩國平等結盟的實力。

    等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於1928年成功以後,蔣中正不知道是否受到了已故的荷馬李啟發,確實產生了強烈拉攏美英兩國對抗蘇聯與日本侵略的想法。他曾在1933年6月份做過這樣的論述:「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則欲我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以大體論英美可為與國當以義結之,惟對仇敵則但有自強而已。」

    不過,當時美國社會仍籠罩在孤立主義(Isolation)的思維與經濟大蕭條的陰霾之下,華府沒有辦法及時的對日本還有蘇聯侵略中國的情況進行干預。這一切還是要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才由羅斯福總統藉由在1941年3月15日宣佈將中華民國納入《租借法案》(Lend Lease Program),乃至於默許美籍志願大隊,也就是「飛虎隊」在8月1日成立的方式,與國民政府形成了軍事上的合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盟友關係快速鞏固。與傳統英美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羅斯福總統是一個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理想主義者。既反對殖民主義,又反對共產主義的他,在美國剛參戰沒多久就不斷的構思戰後遠東的政治秩序。顯然,羅斯福知道唯有在取得中華民國的充分合作,美國才有可能在付出最少成本的情況下於遠東抵制英國與蘇聯的勢力

    蔣中正對於羅斯福脫胎於英國「光榮孤立」政策,但是又有更多理想主義性質的「離岸平衡者」戰略顯然有深刻的瞭解。開羅會議結束後不久,蔣公就在日記中寫下了此一戰後構想:「1. 以大陸為國防之基礎;2. 西北為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 共同合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向。以我為大陸國,發展方向不在海上, 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

    換言之,蔣中正已經在日記中明確表達了願意以國民革命軍的陸軍與空軍兵力維持亞洲大陸秩序的方式來迎合美國「離岸平衡者」的戰略。國民政府一系列在外交事務上積極與華府合作的態度,也讓羅斯福發自內心的相信蔣中正是全亞洲唯一一個值得美國信賴的盟友。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套看似可以鞏固亞洲戰後和平的戰略,卻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而無法推行。

    首先,國民政府無法在1944年阻止日軍所發動的「大陸打通作戰」,讓羅斯福對蔣中正執行此套「離岸平衡者」戰略的能力產生了懷疑。為了提早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只能夠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向史達林(Joseph Stalin)妥協,讓蘇聯紅軍有了進入東北並援助中共壯大的理由。其次則是在於羅斯福與其繼任者杜魯門(Harry Truman)對國共兩黨的內戰抱有太多一相情願的幻想。

    羅斯福與杜魯門所忽略的,並不僅是在於共產黨根本沒有與國民黨還有其他黨派共同組織所謂聯合政府的想法,而是致力於建立一個走一黨專制路線的紅色中國。同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毛澤東並不以建立一個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的中國感到滿足。視秦始皇為偶像的毛澤東,顯然是希望以推行史達林主義的路線為手段,實現中國恢復昔日亞洲天朝大國地位的目的。

    而想要恢復中國的東方霸主地位,毛澤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將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西方勢力驅逐出亞洲。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毛澤東正式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以後,羅斯福原本所期待的「離岸平衡者」戰略構想,勢必也因為遠東局勢的最新變化而失去了理想主義色彩,並且更向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靠攏。


1960年6月18日,造訪台北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同抵抗軸心國的老朋友蔣中正陪同下,於總統府發表演說


美國「雙重圍堵」戰略下的台灣

    嚴格來說,若不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輸了內戰的話,美國可能到今天都還沒有所謂「對台政策」(Taiwan Policy)的存在。事實上,由於美國政府在1979年以前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以後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因,華府的「對台政策」直到今天都還是納於「對華政策」(China)之下。

    由此可見,台灣的存在,看在美國決策者眼中與中國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假若沒有中國這個大國的存在,台灣的戰略地位看在美國人眼中,恐怕不會比帛琉或者斐濟還要重要到哪裡去。因此,無論是維持現狀、兩岸統一還是台灣獨立的支持者,首先要知道在美國人「離岸平衡者」的戰略佈局中,絕對是「無中國即無台灣」的。
    那麼,台灣的存在是否完全只是為了執行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紅色中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美國在冷戰時代雖然開宗明義對蘇聯與中共實施圍堵政策,但是其所圍堵的國家並不只限於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因為,在提防共產主義向歐洲與亞洲擴張的同時,美國其實也在提防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美國歷史學家麥克.林德(Michael Lind)在他2007年出版的作品《美國式戰略》(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中指出,美國在冷戰時代的戰略正確來說應該要以「雙重圍堵」(Dual Containment)來形容此一戰略的最高宗旨便是在阻止蘇聯或中共在歐洲或者亞洲發展成單一霸權的同時,阻止西德與日本重新發展軍備。

林德指出,美軍限制西德與日本的方式,就是以其自二戰時代開始累積而來的龐大經濟能力去負擔這兩個國家的防衛政策。換言之,美國陸軍必須要在歐洲同時扮演西德陸軍的角色,美國海軍在亞洲則必須要扮演日本海軍的角色,方能阻止波昂與東京的右翼人士打著反共的旗號重整軍備。那麼,台灣在此一特殊的戰略佈局中,扮演的又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很遺憾的是,林德並沒有在他的作品中詳細討論台灣在冷戰時代扮演的角色。然而從上述他對日本的描述看來,我們其實不難發現日本在冷戰時代的作用最多就是擔當美軍在亞太地區阻止蘇聯與中共擴張的後勤基地。其在經濟上協助美國投射資本主義與自由貿易理念的角色,可能遠遠比在軍事上對抗共產主義更加重要。

至於美國在亞洲的另外兩個反共盟友,即大韓民國與越南共和國,則因為直接面臨得到蘇聯與中共支持,與自己同文同種,領土緊密相連,但是意識形態取向完全不同的北韓與北越直接之軍事威脅,並沒有辦法在圍堵共產主義向亞太擴張的任務上發揮太大的作用。出於與亞洲人在種族、文化、歷史還有宗教上存在龐大代溝,美國也不願意大規模派遣自己的兵力直接干預亞洲事務。

於是,手中還有從大陸帶到台灣的六十萬大軍,並且在海峽天險與美軍第7艦隊保護下,暫時不用擔心中共武力進犯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成為了美國唯一一個有能力在亞太地區實施「雙重圍堵」政策的戰略夥伴。其中一個經常為人所忽略的一點,是在於中華民國在這段時間扮演的是積極的進攻者,而非消極的防禦者。

根 據《中美聯盟:國民黨中國與美國亞洲冷戰戰略》(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一書的作者約翰.加弗(John Garver)所描述,一直到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以前,中華民國都是唯一一個政治與軍事意義上能夠協助美國同蘇聯中共集團競爭的亞洲盟國。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雙方的合作模式是以美國出金錢與武器,中華民國出軍人或者政治顧問的方式進行。除了積極配合參與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與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反共與顛覆行動外,中華民國也曾向多個中東與拉丁美洲國家輸出自己與共產主義鬥爭的經驗。甚至,蔣經國還在數起與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的聯合行動中扮演過主導者的角色。

事實上,中華民國在50年代到60年代針對的敵人絕對不是只有中共。透過像世界人民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之類的國際組織,中華民國政府也積極華沙公約組織,甚至於蘇聯非法佔領的東歐國家內遭受共產主義迫害的老百姓予以道義上的支持與聲援。蘇聯與中共等共產主義國家遭遇到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越大,美國就越能著手鉗制德國與日本境內的右翼勢力。

然而,隨著蘇聯與中共盟友關係的裂解、日本以及亞洲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實力上的崛起,還有美國整體實力的下滑,「雙重圍堵」的戰略在實施手段上自然也就必須要有所調整。首先,是尼克森透過在1969年發表《關島宣言》(Guam Doctrine)的方式,開始要求亞太地區反共國家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不能繼續像過去那般依賴美國的保護。

此一宣言《關島宣言》的意義,不僅是在於美國將從越南戰場上撤軍,同時也意味著日本可以更大規模的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以應付來自於蘇聯的軍事侵略。其次,尼克森又藉由年對北京的訪問,確立了聯合中共對抗蘇聯的戰略路線。換言之,從1972年開始,在華府決策者集中一切資源以拖垮蘇聯為首要目標的考量之下,中華民國昔日在亞洲的戰略地位,彷彿完全為中共與日本所取代。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與周恩來會見到訪北京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雙方互動異常密切


仍在實施的「雙重圍堵」戰略

    儘管中共與日本從70年代開始成為了美國圍堵蘇聯的重要戰略夥伴,但這卻不意味著華府方面就對北京與東京完全失去了提防。事實上,隨著亞洲人的自我意識逐漸提高,美國方面除了必須要擔心中共向亞太地區繼續輸出革命,乃至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之外,還必須要擔心北京與東京在反對西方的共同意識形態主導下,攜起手來將美國人趕出亞洲。

    如今看似彼此之間強烈對立的中共與日本右派,事實上在亞太地區剛剛進入兩極對立的格局時,確實曾經有過相互結盟對抗美國與中華民國這兩個共同敵人的想法。1954年到1956年擔任日本首相的鳩山一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是有名的右派份子與石原莞爾「大亞洲主義」的信奉者。鳩山曾於擔任首先的時候致力於恢復與蘇聯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但卻因為遭到美國的反對而挫敗。

    曾出任滿洲國工業部長的岸信介,雖然在外交政策上對共產主義集團十分強硬,甚至還在訪問台灣期間公開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國策,但是他在私底下仍秉持政經分離的政策,持續與中共維持良好的經貿關係。而當1958年發生八二三砲戰」的時候,岸信介對於美國意圖以日本為後勤基地支援國軍抵禦解放軍的做法也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由此可見他並不願意真的與中共對立。

    首相任內積極與南斯拉夫、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古巴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締結通商條約與通商協定的岸信介,實際上是最堅決的反美主義者。儘管在表面上,他主張藉由修改《美日安保條約》的方式提升美軍在日本的駐軍規模,但是在暗地裡面卻選擇放縱,甚至於鼓動學生的反安保運動,導致美日關係幾乎走向決裂。

    時任美國總統的二戰名將艾森豪將軍(Dwight E. Eisenhower),就受到了日本反安保運動的刺激,而取消了1960年6月對日本的訪問。那一次,艾森豪訪問了菲律賓、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三個亞洲盟國,就是刻意跳開了日本,可見岸信介是真的得罪了美國。一直要等到1974年,也就是尼克森訪問北京的兩年以後,福特(Gerald Ford)才成為了戰後第一位對日本進行訪問的美國國家元首

    至於利用抗日戰爭發展壯大的毛澤東,更是積極的謀求與日本合作突破,進而摧毀美國建立的戰後亞太秩序。在1964年1月27日發表的《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中,毛澤東就毫不掩飾的流露出了他對大和民族的崇拜:「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是絕不會讓美帝國主義長期騎在自己頭上的。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打壓抗日戰爭的歷史研究,除了要抹煞國民政府的貢獻外,就是希望北京與東京能夠將過去一切的不愉快「一筆勾銷」,一同打「美帝國主義」這個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出於同樣的一個目的,中共曾經與日本的左右兩派人士同一個鼻孔出氣,對美軍於二戰末期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行為進行過嚴厲的譴責

    在50年代中共還沒有核子武器的時候,北京非常熱衷於派遣代表到日本廣島參加所謂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非常諷刺的是,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曾經透過駐延安美軍觀察組,向空襲日本本土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提供氣象情報。等到中共在1964年10月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北京當局持續的以「反帝」名義攻擊美軍轟炸廣島與長崎的行為。

    從60年代開始,毛澤東因為與蘇聯領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爆發路線之爭,而走向了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道路。這段時間,同時遭受華府與莫斯科孤立的北京更加重視與東京維持良好的經貿關係。毛澤東堅持對週邊國家實施「輸出革命」的政策,相信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為他與石原莞爾有著將西方勢力驅逐出亞洲的共同夢想。

    不過,當世界局勢發展到7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顯然也發現自己打種臉充胖子以求同時與美國還有蘇聯對抗的「輸出革命」戰略,不只導致中共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孤立,同時也讓大陸的老百姓處於民不聊生的狀態之中。為了挽救政權的危機,毛澤東接受了尼克森的建議,帶領中共重新走回了蔣中正聯合美國對抗蘇聯的路線。

    當然,北京與東京加入華府領導下的聯盟共同抵抗莫斯科,絕對不代表中共與日本放棄了挑戰美國的想法。隨著中共與日本放棄了意識形態與歷史恩怨(其實也談不上有什麼真的歷史恩怨)迅速走向和解,美國也開始憂心起一旦蘇聯這個主要威脅消失,北京與東京勢必要建立起一個目的在於將華府驅逐出亞洲的「黃種人聯盟」。

    若要是美國的勢力真的被驅逐出了亞洲,又可能會發生產生兩個華府決策者所極度不願意看到的政治現實。一是中共與日本真的盡棄前嫌建立了一個全球面積最大,統治人口最多,足以壓垮整個西方文明的泛亞帝國。二是中共與日本在將美國驅逐出亞太後相互又陷入另外一場戰爭。無論這場戰爭最後的贏家是中共還是日本,亞洲都將陷入單一強權的統治之下。

    因此,在給予中共與日本更多資源與權力以抵禦蘇聯威脅的同時,尼克森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富有戰略遠見的美國戰略家們,也在為後冷戰時代的來臨作準備。此一準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盡一切辦法製造中共與日本之間的衝突,好讓美國有繼續留在亞洲的空間。圍繞在中共、日本與台灣三方之間的釣魚台列嶼主權衝突,就是在此一背景下由美國政府所刻意製造出來的。

    絕頂聰明的美國戰略家,在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理權與琉球群島一同「歸還」給了日本,但是又不對其主權歸屬作出明確的表態。如此簡單的一個小動作,就讓中共與日本為了這幾座沒有實質戰略意義的無人島而鬧的不可開交。可笑的是,當許多人還在猜測中共與日本是否會為了釣魚台列嶼彼此開戰的同時,卻忽略了台灣其實才是美國用來鉗制北京與東京的終極武器。

    為什麼說台灣才是美國用來鉗制中共與日本的秘密武器呢?在缺乏美國的實質外交承認與軍事援助的情況下,以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為根據地的中華民國沒有任何能耐去圍堵中共或者日本兩者之間的任何一方。然而,只要台澎金馬地區持續的以中華民國的旗號存在於世界上一天,台灣就絕對有能力替美國瓦解掉中共與日本結成反美同盟的可能性。


將中華民國現任元首放在軍方出版的月曆上,其政治象徵意義遠高於任何軍售。


不統、不獨、不武戰略的成形

    考量到由蔣中正與蔣經國帶到復興基地的反共軍人,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陸續凋零,美國的戰略決策者已經預料到未來的台灣將只會有信仰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與信仰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存在。前者主要由外省人的後代與懷有中華意識的本省人組成,後者則以日據時代得到特殊照顧的皇民階級或者其他既得利者的子孫所組成,兩者都將不會是美國的朋友。

    假若台灣的未來,是由立場上傾向於與大陸合併為同一個國家的「統派」所主導,那麼中共終將因為海峽兩岸的統一而成為亞洲的單一霸權。此一發展顯然是美國所不願意看到的。那麼,美國是否又應該一面倒的協助主張台灣與大陸分離的「獨派」全面打壓「統派」呢?華府的決策者顯然也不是傻子,因為他們很明白「獨派」並不是真的希望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人非常明白,若要是皇民階級從國民黨手中奪回對台灣的控制權,最後的結果就是讓日本成為了亞洲的單一霸權,這個結果同樣不利於華府持續推行其「雙重圍堵」戰略。唯有讓島上信仰中華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的不同族群彼此互相牽制,台灣才能夠既阻止中共或者日本成為單一霸權的同時,也擋在兩國中間不讓他們結成共同反對美國的泛亞聯盟。

    所以,尼克森總統在訪問北京期間關於反對日本以任何理由再向台灣投射軍事力量的論述,雖然看似是向毛澤東與周恩來做出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承諾,但實際上還是出於美國本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假若台灣島上親近日本的勢力過於龐大,並且與日本右派加以結合的話,其對美國的威脅性是絕對不會小於兩岸統一的。

    同時,韓戰與越戰兩場冷戰期間發生在亞洲大陸上的熱戰,也讓美國付出了十分慘重的代價。出於將一切的資源集中於在全球各地與蘇聯打代理人戰爭的目的,美國希望盡一切可能的避免在亞洲出現新一輪的熱戰,尤其是希望避免與中共發生新一輪的熱戰。所以早從70年代開始,美國就已經在台灣海峽奉行起今日馬英九總統所主張的「不統、不獨、不武」戰略。

    預料到具有反西方性質的「統派」與「獨派」都即將在島內壯大,美國也開始在留學美國的外省與本省精英中物色人才加以培養,以防止兩大勢力失控走向反美的道路。這些人才當中,以馬英九、胡志強、關中與蘇起為代表的「革新保台派」掌握了中國國民黨的控制權,而以彭明敏、蔡同榮、許世楷與陳唐山為首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成員,則必須要掌握住民主進步黨。

    由單純推行「雙重圍堵」戰略的角度來看,美國對於台灣是交給來自於「統派」還是「獨派」的代理人執政一事本身並不抱有特別的好惡。任何一個想要在台灣當家作主的人,只要可以鞏固住以《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台灣關係法》與《八一七公報》為基礎的「不統、不獨、不武」現狀,必然就會得到美國政府的全力支持。

    從1991年蘇聯瓦解到2000年陳水扁上台的這段時間,由於中共在實質上已經不再推行共產主義的路線,而且台灣島內仍殘存著兩蔣時代遺留下來的大中國思想,這段時間美國對台政策基本上是以壓制「統派」為主。為了尊重民主政治下的多數決原則,美國對於李登輝與民進黨人在島內操弄省籍情節的情況也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從而與「統派」的關係走向了破裂。

    然而,當李登輝開始以發表「兩國論」的方式,挑戰「不統、不獨、不武」現狀時,美國逐漸的也開始將打壓的對象由「統派」轉移到了「獨派」身上。台灣完成了首次的政黨輪替後,由於代表民進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陳水扁本身缺乏美國的淵源,再加上「統派」力量的逐漸式微,華府與「獨派」之間存在的代溝也就越來越大。

    隨著陳水扁陸續藉由發表「一邊一國論」、終止國家統一委員會運作、凍結《國統綱領》乃至於推動「入聯公投」等方式挑戰美國的底線,華府的決策者們不得不拋棄一切相信民進黨能夠有效治理台灣的幻想,在2008年全力支持來自於外省家庭,主張推動兩岸和解,但是「統派」色彩不強烈的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就如同美國所設想的那樣,馬英九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公開宣示他將推行「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此一兩岸政策,基本上則是建立在馬英九本人的「親美、友日、和陸」的戰略原則之上。其中,馬英九推動「和陸」政策的路線最吸引來自於島內與歐美觀察家的注意。許多人擔心,來自於外省家庭的他會否因為民族主義的情緒而過度的靠攏中國大陸

    結果,一整個四年下來,馬英九總統堅定的對中國大陸實施「政經分離」的原則,一切與中共之間的談判僅限於經濟議題而完全沒有涉及到政治。對日本方面,馬英九在捍衛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同時,也拒絕了任何與中國大陸合作保衛國土的選項。由於堅守華府「雙重圍堵」的戰略原則,馬英九在2012年爭取總統連任的選舉當中,再度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進入第二任任期後,馬英九持續深化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談判,但是在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當中,仍舊維持堅持主權,但是不與中共合作的立場。隨著與美國立場相近的《東海和平倡議》在2012年底的提出,馬英九政府成功的與日本在2013年簽署了《台日漁業協議》,替台灣漁民爭取到了在釣魚台列嶼海域捕魚的合法權力。

    接著,馬英九又因為在2015年再度推出了得到美國認可的《南海和平倡議》,而得以成功的在11月5日與菲律賓簽署了《台菲漁業協議》。過了兩天以後,馬英九又在新加坡這個美國海軍進入南海的前進基地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得到了他所不斷追求的「歷史定位」。從頭到尾,華府方面對於這場具備政治意義的歷史性會面沒有表達出反對的意見

    馬英九前往新加坡與習近平會面,究竟事前是否有得到美國的許可?這個問題筆者目前沒有辦法給各位讀者一個可靠的答案。然而,從美國在兩岸領導人會面前協助台灣與菲律賓簽署《漁業協議》,乃至於事後將中華民國列為軍援國與反對伊斯蘭國的戰略夥伴等行動來看,歐巴馬總統對馬英九政府的外交與軍事支持顯然是有增無減的。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贊助的亞太防務論壇(Asia Pacific Forum)為2016年出版的記事本上,居然破天荒的出現了馬英九總統視察國軍的照片。從目前美國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邦交的情況來看,此一安排的政治意義恐怕遠比即將宣佈的十億美金軍售案還要大。這等同於宣告台灣在實質上已經恢復了越戰時代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堅強盟友關係。

    很顯然的,在先後上了共產黨與民進黨的兩次大當以後,美國發現還是馬英九這個來自於中國國民黨的「老朋友」,最瞭解「離岸觀察者」與「雙重圍堵」的戰略意義。藉由發行此一記事本,華府也等同於向即將於2016年執政的台灣領袖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唯有延續馬英九總統的現行路線,他們才有可能成為獲得美國支持的中華民國總統。

    相對而言,目前看似最有可能獲得總統大選勝利的蔡英文,雖然也是曾經留學美國與英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但是她本身所展現出的強烈親日情節,乃至於仿效中共煽動民粹主義的手段,都令華府的觀察家們感到非常的憂心。然而美國並沒有辦法透過任何強硬干預的方式阻止台灣人民投票給蔡英文,只能透過更直接的方式提醒她在執政後不要改變馬英九現行的兩岸與外交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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