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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案二审是中共人质外交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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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劲柏


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除了与习近平、李克强会晤外,还会见了中国的维权人士,包括多名维权律师、作家和网络活跃人士。其发言人塞贝尔表示,在默克尔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人权、法治和民主都是重点议题。

11月24日高瑜案二审之时,第13次德中政府间人权对话正在中国进行,德方特意提及了高瑜案。德国人权专员施特拉瑟强调,即便当局不宣判71岁且患有心脏病的高瑜无罪,也应该因其糟糕的健康状况,“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将其释放。德国之声的台长林堡也一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高瑜,因为高瑜作为自由撰稿人,经常给其供稿,并且保持着良好与密切的关系。

11月26日,高瑜案二审被北京高院从7年改判为五年,并于当晚获北京三中院裁定“监外执行”。在获悉对高瑜作出二审判决的消息之后,施特拉瑟先生在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页上,发表声明说,对辨方提出的改判无罪的申请被驳回,感到“深深的遗憾”。同时,他再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和高瑜一样和平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力”,却身陷囹圄的中国人。当林堡先生听到允许高瑜监外执行的消息后,也立即发表如下声明:“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它显示,德国之声以及德国政界对此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非常高兴,中国领导层最终有所认识。”

综上所述,来自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德国政府的持续的强大施压,无疑对高瑜案的二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国际压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值得的。通过准予监外执行,北京当局既响应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也保全了自己的颜面。而辩护律师莫少平将其称为“ 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 ”,也算是有点意味深长的隔山打牛。

联系到在此之前9月22日,习近平开始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前一周,就是 9月15日,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郭玉闪和何正军,被释放了,两人被控非法印制图书及其他出版物,虽然他们获得保释,但是这些指控仍然有效。由于郭玉闪在帮助陈光诚逃离中国中,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特殊关系,一个合理解释就是,郭玉闪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释放的。中共当局选择此时释放郭玉闪,就是为了减轻华盛顿可能对中国人权记录提出的严厉批评。

高瑜案和郭玉闪案,显然都是大冤案。按照中共的惯例,类似这样政治性的重大案件,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放人,大都会留一个有罪的小尾巴,以准备后面随时再抓的政治需要。因为撤销指控,意味着高瑜将无罪释放,也等于宣告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抓错了。所以,高瑜案二审的结果仅仅是极为罕见的特例,显然与《德国之声》的显赫地位和德国政府格外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笔者当然为郭玉闪和高瑜感到高兴,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牢狱之灾,与家人亲朋团聚,感受大家的祝福和温暖。然而,作为在大陆生活过,并且饱受迫害的人士,无论如何,笔者是无法乐观的。除了从监狱的小社会,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之外,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完全的自由,并且随时都有可能被重新关押。同时,中共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监狱里永远不会缺少政治犯,甚至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先生还在狱中服刑,他无辜的妻子刘霞也被监控和软禁至今。更恐怖的是,虽然中共一再宣称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总体上,是在走向消极和悲观的,国内的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持续镇压,并且开始了向国际社会的扩散和蔓延。

高瑜案的二审,根本不足以显示中共的开明与法治,也不值得大家报以幻想和鼓舞,它只是中共人质外交的又一次重现,是中共为了缓和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关系,而惯用的外交伎俩之一,丝毫无助于中国人权的根本性和实质上的改善。恰恰相反,近几年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有更多的人们无辜获罪。比如近年来对基督教会的持续打压,7月9日以来对于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大抓捕,11月4日张六毛被关押中的死亡,11月13日流亡泰国的姜野飞、董广平以及瑞典公民桂民海的被遣返中国,11月27日对郭飞雄的重判,以及正在进行的对浦志强的审判等等。中共枉法维稳的累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回顾中共改革以来的外交,就不能不谈到人质外交。六四之后,中共对西方的外交,基本上就是金钱加上人质,金钱外交能够生效的,就免去了人质外交。一旦光用金钱不起作用时,就会附加上人质交易。开始,人质外交是为了缓解六四后的国际制裁的压力,是无可奈何的偶然行为,比如允许方励之夫妇流亡美国。后来,中共当局从中尝到了甜头,就把人质交易作为党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绑架人质再敲诈勒索的政治游戏,也玩得日趋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王军涛在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关;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是江泽民访问美国的重要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从2000年以来,就有大陆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觉和热比亚等人,具有美籍身份的贝岭、李少民和高瞻等人,先后作为中美人质交易的重要筹码。直到07年杨建利获释,也随着中共政经实力的日益强大和扩张野心的日益膨胀,才逐渐终止了这种既残酷又卑鄙的人质外交。

高瑜女士是德才兼备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她的被捕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可以作为中共和西方政经交易的重要筹码。所以,中共慢慢地审判和关押她,绝不会轻易释放,就是在等待双方关系的某个关键时刻才肯出牌,以达成中共政权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中共在实力和道义上都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必然精明于政治上的计算,反复权衡着成本与收益。不顾国内和国际两个社会的呼吁和谴责,而任意拘捕,审判和关押高瑜女士,显然是经过精心算计后的高层决定。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中共的命运转折点,逐渐地由盛转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和灭亡。由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在上台前后的错误认知和倒行逆施,反而激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大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近几年的经济下滑和社会抗争,使得中共更加如坐针毡,焦头乱额,所以当前国际社会的施压才会有了最新的回报,才能帮助争取到郭玉闪和高瑜的获释。这才使中共的人质外交,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得以重出江湖。

对于中共这样的严厉残害人民的极权主义政权,国际社会保持强大的压力当然可贵可用,也确实能产生某种正面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因为在根本上,中共不承认自由民主,也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当然包括笔者在内,国人的自私和懦弱也是重要原因。在犬儒化的生存中默认了中共暴政,靠出卖良知和道义,来换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一点可怜的生存利益。当国内抗争的压力,不足以迫使中共改善人权时,国际压力也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和有效。正是中国人自己的沉默和忍让,才是国际社会的压力难以取得实效的主要原因。

所以,真正改善中国恶劣人权状态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中国人必须坚持良知,挺直脊梁,勇敢主动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敢于对中共暴政说“不”,才能对统治者构成根本性的压力,也才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支持,才能使国际的压力转化为国内的动力。只有中国人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独立和自由了,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在对中共施加压力时,才会更加理直气壮,而且更加有实效。只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社会的正义力量,互相支持和紧密配合,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事业,才能早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

曹劲柏2015年12月2日于曼谷流亡地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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