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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剖析
(3/4/2017 6:14:33 PM )

郭宝胜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剖析

郭宝胜


   提要: 本文通过对2014以来中国基督教界发生的强拆十字架、五进五化、文化礼堂等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主导该类运动的习近平当局的宗教战略——宗教中国化及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修正基督教为执政党政治利益服务的运动。它虽然披着学术、文化的外衣,并自诩为民国初期本色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实际上是当局改造和镇压宗教及其文化的专政手段。本文为研究和应对习近平当局新的宗教及文化战略提供了思路与启迪。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本土化、本色化、中国梦、三自运动

  

 

序言:背景与意义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本色化问题就开始在中国基督教产生。民国初年,以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为标志,中国教会开始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扶持的三自爱国运动一直自称继承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国梦”的国家战略纲要,中国政府的宗教部门即酝酿基督教中国化运动。2014年8月5日,中国宗教局和基督教两会召开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会上高调强调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几乎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同时,在中国浙江省开始了极为罕见的拆十字架运动。自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后,浙江各地陆续开始大规模的拆十字架运动。截止2016年1月已经拆毁1800多座十字架。众多资料和文献显示拆十字架与基督教中国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全国各地两会、官方神学院、重点教会等都召开了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的论坛、培训等相关活动,其中“五进五化”、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文化礼堂等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除剧烈影响三自会外,也波及到家庭教会。 

本文将分析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成因、本质及未来发展,对此运动与历史上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进行比较。本文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当下宗教状况、中国当局宗教战略及政策、中国基督徒信仰自由遭迫害的现状的文本之一。

 

一、  圣经中的福音本色化策略、基督教本土化神学简介

 

本色化与本土化是同义词,本土化(indigenization)原意为“土生土长”,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直至此一外来文化逐渐演变,终于落地生根成为本土文化(注1)。 

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文化,尤其是旧约,完全是古代希伯来文化背景。但是从新约开始,基督教受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影响非常显著。从圣经文本和三位一体神学教义来看,本色化是内在于圣经真理的一个特性。如圣子耶稣道成肉身,在犹太人群体、在中东伯利恒小城诞生,实际上就是本色化的最佳案例。住在高天的圣子,为了彰显神的属性和荣耀(《圣经》约翰福音1:18)、为了救赎人类(《圣经》约翰福音3:17),从一种抽象的灵的状态,具体化为犹太文化中的特定的一个人,神性与人性全然一体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采取特定文化形式而本地化的典范。 

根据众多学者确认,圣经约翰福音中作者约翰借助古希腊哲学概念Logos(希腊文)来阐述耶稣基督的本性,让当时阅读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人更容易理解,这是本色化的经典。“太初有道(Logos),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逻各斯(希腊语:λόγος,英语:Logos)是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及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概念,在古希腊文一般用语中有话语的意思;在哲学中表示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神学是耶稣基督的代名词,因为他是上帝的旨意或话语,也是万物的规律的源头。圣经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下来,中间不可避免地借用了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概念,但这只是神启真理的载体,而不是真理的源头。基督教中的道—耶稣基督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是有很大差别的。但约翰福音借用“逻各斯”(Logos)说出了耶稣基督的部分属性,并且也指出此Logos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一个崭新的Logos,它是成为肉身的Logos。因此在约翰福音中,Logos概念的运用非常成功、完全来自神启。 

D.A.卡尔森(D.A.Carson)在《约翰福音注释》中针对Logos写道:“当基督徒环顾四围,要寻找合适的范畴来表达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时,他们用来描述他的许多用语,必然都与先前的许多用法有关联。从语意学而言,这些词语都与基督徒所要表达的有关,不然他们就无法与同时代的人沟通了”(注2)。 

另见《圣经》:使徒行传17:18:“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甚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23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著‘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段经文明显看到保罗到雅典的学术重镇亚略巴古,在与当时哲学流派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进行对话、传播福音。 

伊壁鸠鲁(前341年-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人死后,灵魂原子离肉体而去,四处飞散,因此人死后并没有生命。马克思认为他是唯物主义的鼻祖。斯多亚学派(Stoicism)基本主张宇宙是绝对的理性,人生目标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性。他们否定信仰的作用,有点类似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保罗到雅典遇到以上两派思想的跟随者,恰如早期宣教士到中国遇到儒、道、佛等思想的追随者一样,保罗没有退缩,跟他们宣讲福音,虽遭一时拦阻,但福音终究在希腊、罗马社会扎下根来。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中虽没有具体说明保罗如何运用当地的哲学概念、词汇传福音的,但这无疑是基督教通过本土化进行传福音的先例。 

从宣讲学的角度讲,圣经中也鼓励本土化的宣教方式,保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9:20-23:“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可见,“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宣教和传福音的形式上照顾福音对象的特色、用对方易于理解和适应的文化形式进行宣教,完全有圣经的依据。明代时前来中国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利玛窦,就是依此圣经经文为依据,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本土化活动的(注3)。

 

二、 历史上的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简介

 

(一)早期 

景教即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在中国传播时,大量参考佛教、道教概念,融汇儒家思想,主要传教于上层社会。在845年唐武宗灭佛被当做佛教基本消灭,但其余派可能流入北方少数民族当中。 

景教被称为中国化的基督教,可见其在中国宣教时本色化的程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广泛借用佛教、道教的词汇作为景教用语,而且教义中也多有佛、道、儒思想。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

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景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 “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由上述可见,景教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后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产物,但景教的基督教本色化也造成了信仰的混合或者变异,值得后世引以为戒。

 

(二)明清之际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本色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明代利玛窦神父确立了适应中国文化的本色化宣教路线,他提出了附儒、合儒、补儒理论。他将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从儒家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义相似的概念,赋与天主教涵义;以伸张先儒真谛为名,以天主教义试图改造儒学。 

根据《利玛窦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利玛窦主要循四条进路推行本色化:(1) 改变生活模式,拉拢士大夫。利玛窦改穿儒服,持中国儒生礼仪,精通儒术真谛。(2)著书立说,借用中国文化核心概念诠释基督教。他写就《天主实义》一书,他认为先秦儒学所称的“上帝”,以及周代常用的“天”,就是天主教的天主。(3)合儒、补儒。将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藉以淡化洋教色彩,伺机取代儒家思想。利玛窦认为“儒家不是一个正式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成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没有太大分歧,二者可相合。“补儒”是以伸张先儒真谛为名,以天主教义驳斥宋明理学为实,从而试图改造儒学。(4) 礼仪风俗。面对祭祖祀孔,利玛窦认为两者并非崇拜偶像,纯粹礼节而已,应该包容。利玛窦认为祭祖是中国人用来维持孝道的习俗,为了教育后辈,非为祈求祝愿什么,故并非拜偶像(注4)。 

利玛窦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影响深远,有得有失,就是在这次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官方学者也多次引用其的见解来佐证基督教运动的合理性。

 

(三)民国时期 

上个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自发地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中国基督教在组织机构上能够摆脱外国差会而自治自养,在传播形式上能够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基督教。这一运动并没有当时政府的参与、也没有把某个党派的思想作为本色化的特征之一,它与目前被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运动有根本的区别,因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政治的宗教界运动。纯粹是从基督教内部神学、学术、文化上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我们可以从赵紫辰、吴雷川、王治心等人的论述及实践上得到证明。 

赵紫辰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曾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他也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赵紫辰认为:“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注5)。赵紫辰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著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 (注6)。 

赵紫辰还亲自实践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是一部体现中国文化融神学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他出版过赞美诗集《民众圣歌集》,采用中国民歌来创作赞美诗歌。赵紫辰编译的《《团契圣歌集》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辰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 

王治心是民国时期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先锋,也是教会史学家。曾在沪江大学和金陵神学院任教职。著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宗教学者何建明、赖品超在《佛教对基督宗教在华的本色化的启迪》一文中指出:“王治心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较早意识到佛教对基督教的挑战,井自觉地从佛教的中国化历史中寻找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本上化之借鉴的先驱者之一”(注7)王治心在《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澎涨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级,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因此,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的话:‘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注8)。王治心在该书中提出基督教虽然也讲忍耐,而佛教却在“忍辱”之后,继以“精进”;佛教对社会责任强调不够,但基督教“纯从社会服务上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社会的宗教,对于社会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注9)。可见王治心强调基督教与佛教某些理念的互补。 

同时,对于一些教堂建筑采取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式、礼拜仪制采取佛教仪式,一些基督教徒的婚丧礼节采用雇僧道念经的形式,如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圣坛,旁边是讲台,圣坛用锅炉燃点沉香,焚香点烛,因为植香足以息人之杂念,定人之精神。礼拜之前每人必须在圣坛前跪待,讲道者着玄邑圣衣,圆领对襟长及踝骨等等现象,王治心特别指出:“这种形式上的改造,还不过是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接近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根本上的下种方法。因为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内,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虽日趋于密切,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形式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庶几无所谓基督教中国,和中国基督教,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注10)。 

另一位基督教本色化运动领袖人物吴雷川,清末翰林,曾浙江大学校长、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著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等著作。他强调基督教欲本色化必须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他主张基督信仰的精髓已存在于中华文化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信徒只要将其发掘出来即可。早在1923年,吴雷川便经过认真思考,推出了信仰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指出“道”与“教”的区别在于,道为真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教、基督教均为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故人们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1924年,吴雷川又将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比较,首先将孔子的宇宙观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曰天有意志;二曰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三曰天道不能目睹,但无所不在;四曰天德是真诚无妄。而耶稣的宇宙观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注11) 

吴雷川也提出“尊崇基督教”并不会“贬损儒家”的看法。吴雷川觉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著对中西两大传统的误读,一方面,对于宣传基督教的人士而言,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教方式影响,“误以基督教为唯一独尊,可以推倒一切中国固有的文化” ;另一方面,这一排斥本土信仰传统的偏识反过来又成为中国知识界攻击基督教的理由,被认为是“用夷变夏”、“非圣无法”。这些都形成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绝对不相融洽”的错误观念,吴雷川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彼此都没有深通对方的精义,却采取了“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主观做法。吴雷川也认为如果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社会(尤其是他后来倡导的耶稣“人格救国”),那么也就是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基督教的“人格救国”、“以爱为总纲”、“公义与诚实”等启发性的原理,可以参照和印证儒家的“普济群民,占溉后世”、“仁”“爱”“兼爱”和“诚”等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理论,因而,“如果深体中国的国情,必要知道完成儒教,即是发展基督教。”(注12) 

从以上对民国初年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赵紫辰、王治心、吴雷川三人观点的简要论述中,我们看到当时运动的大多数领军人物是学术、文化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也都从基督教如何更好地在中国传播此一善意立场,来讨论中国文化(佛教、儒家、墨家等)对基督教传播形式和神学理念的互补性,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学术语言而非政治语言。 

民国初年本色化运动的另一个领袖人物是吴耀宗,他不仅主张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融合,更主张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融合,后来他完全依附于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吴耀宗的思想不在我们的论述之内。吴耀宗的言行,类似当下中国发生的这次政府主导、完全政治运动化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如同民国初年教会内部的自治、自养、自传在1949年后成为了新政权国家教会的代名词一样,我们要提防本色化运动名称被这次由政府发动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冒用。 

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就指出上个世纪初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为现今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铺垫了基础。他在《“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写道:“赵紫辰、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韦卓民、丁光训、陈泽民等中国基督教领袖曾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过许多构想和论说,这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注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在其《基督教中国化如何开展?》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了教会的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其中涌现了赵紫辰、刘廷芳、诚静怡、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倪柝声等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够从唐代景教的所谓“中国化”、元代也里可温的非“中国化”,明清耶稣会士步履维艰的“中国化”,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呢?”(注14)由此可看出这些学者有意将其推动的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民国初期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联系甚至混同起来。

 

三、  目前官方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及实践

 

(一)主要理论旗手思想概述 

根据笔者考证,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首先提出者乃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一文,该文是卓新平史无前例地有关此项研究议题的详细阐述,编辑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2015年5月版)中。针对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意义、历史、工作方向、困难与期望等,此篇论文表达得十分详细。该次座谈会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注意,但是却成为习近平上台前后推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先声。 

201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八大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于是中国梦成为习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的总纲领。相应地,在宗教领域,与中国梦相配合的宗教纲领也呼之欲出。与胡锦涛时代为配合和谐社会,基督教界提出和谐神学类似,经过酝酿后,宗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等宗教界配合中国梦的概念应运而生了。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与燕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论坛,第五场即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实现和谐的努力”。在会后形成的论文集《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序言中,卓新平再次强调了“中国化”的意义。 

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卓新平论述基督教中国化的众多文章,大概是在2013年年内,由他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命题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不仅得到宗教、统战部门的肯定,而且有可能得到了中央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及习近平的认可。这可从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会议上提出宗教中国化的口号得到佐证。 

基督教中国化配合“中国梦”应时而出,得到中央认可也是必然的。2013年被认可,2014年开始大力推广基督教中国化,2014年发生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和多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大型会议,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全中国已经全面推开。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该区乔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夷为平地。2014年7月21日,因强拆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十字架,官民发生激烈冲突,被称为平阳救恩堂教案。到2016年年初,强拆十字架仍在浙江地区延续,根据温州一传道人不断地更新统计,截止2016年1月底,浙江地区已经拆除了1800多座十字架。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议题召开研讨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同时展开研讨。201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刊物《天风》第7期发布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和何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发布在浙江基督教网站首页、长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举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2015年后,各种以基督教中国化为题的论坛、会议、培训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同时,作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附属,“五进五化”“文化礼堂”也在浙江地区展开。 

目前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其理论到底是什么?其与强拆十字架运动到底是何关系?该运动与中国历史上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到底有什么不同?该运动未来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官方理论旗手的思想中得到答案。 

1.卓新平的思想与言论 

卓新平在他的诸多论述中指出:“中国化”的缘起,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宣教热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译和解释西方神学、《圣经》过程中,在不断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态;第三方面,在社会实践上,还和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教会团体甚至西方政府接触时,偏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政治立场、出现的严重“开倒车”的现象有关,比如:基督教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不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明显举动,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暗中引导下走‘西化’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注15)。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中,卓新平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做到:“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对中国政治的认同意即基督教要认同现行的政治体制。坚持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精神,它不仅是教会内在的宗教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响应政府的领导,不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基督教在政治立场上“中国化”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政治才会包容、认可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 

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意即基督教要学会“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社团形式”。主动地融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为在中国的一块“飞地”、一座“隔都”。 

基督教的文化表达,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东方的犹太文化。从历史看来,基督教在各地宣教过程中,始终具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就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基督教完全能够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采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绝不能仅是介绍、解释西方的神学作品,搞西化宣传(注16)。 

卓新平在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对温州柳市教会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要强调柳市堂是在中国基督教信仰先辈的努力下创立的,确定晚清中国先辈为开创者而非外国宣教士;二.要在本地提供宗教服务,不去其他地方。三.要尽量多融入中国文化的符号,应在外在的符号上让群众感到亲切,不刻意凸显宗教文化发源地的符号,即在外来色彩的符号、仪式和口号等方面不要太突出(注17)。 

根据卓新平的以上论述,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就是反对普世价值进入基督教会、反对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准则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文化上就是驱除十字架、西方教会建筑特色,而赋予中国教堂更多中国文化符号、中国建筑风格,而他所谓不能制造在中国的“飞地”、“隔都”的话显然是冲著基督教蓬勃发展的温州市而言的。

 

2.张志刚的思想与言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志刚在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多次发声,并写有《‘基督教中国化’三思》、《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等文章。张志刚以两个部分强调基督教中国化必要性的:一是凸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不适应,即清朝中期的礼仪之争和清末鸦片战争及列强入侵后基督教甘为政治和文化工具的种种迹象;二是凸现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不适应,即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宗教生态失衡,这是没有追上社会变革的结果。“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基督教便无法植根中国文化土壤,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无法真正实现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 

他引述的证据是,三十年来宗教地下势力的产生、非法组织的成立,归根结底都是外国势力在中国一手促成的,它们的存在也是与中国政府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存在抵触。因此,开放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的不良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涌动,究其实质,是礼仪之争和鸦片战争侵略历史在现代中国的延续。 

张志刚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三重功用是指:1.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发扬中国智慧,张志刚建议基督教信教群众要继承老一代神学家的精神,吸收中国文化、创立特色神学;2.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基督教中国化的功用在于:“重建世界伦理,共担社会责任,以应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危机或挑战”;3.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完全可以为中国“拓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注18)。 

  1. 牟钟鉴的思想与言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倡导的“宗教生态学”曾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宗教学十大观点”之一,在大陆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牟钟鉴在2009年发布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因为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急剧增长,能够改变原有的宗教结构版图、削弱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牟钟鉴根据所谓宗教生态失衡的现状,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道:(1)限制基督教:牟建议以消极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态性扩张,决不允许基督教搞“一教独尊”“一教坐大”的战略图谋,损及中国原有的多元和谐的宗教生态环境,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2)重建民间宗教;(3)修改基督教教义: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理论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19)。 

牟钟鉴在2012年发布的《宗教生态论》中再次向政府建议: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建设“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态”;.鼓励基督教搞好神学建设,走中国化道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的监督能力,严厉打击带有扩张性的传教活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操纵、利用(注20)。 

从牟钟鉴的以上言论,足见其以 “宗教生态失衡论”之名,行打压、改造基督教之实。任何宗教就其信徒个体信仰而言都是排他的、唯一的。如果所信的神和救赎之道不是唯一的,那么就不会隶属于特定的宗教。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一样,都将相信自己信仰是唯一拯救作为信仰的关键特征,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各类宗教如果在教义上没有排他性,就会失去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与其他宗教混同了。因此指责“唯一拯救”是霸权主义,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阚保平的言论与思想 

阚保平是中国三自会总干事。三自会总干事这个职务是一个核心的位置,必定由中国政府放心的人或自己内部的人所占据,这个位置的发言几乎可以看做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阚保平在三自会机关刊物《天风》2014年第07期推出了《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一文,该文后来长期放置在浙江两会网站显著位置,明显为浙江发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及拆十字架作理论辩护。阚保平在该文中写到: 

“中国教会领袖在50年代发起的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摆脱洋教形象,使中国基督教成为能够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适合中国人需要的中国基督教,而不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当年利马窦的努力就是这种文化努力,十九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本色化运动也是这样的文化努力。中国现在仅存的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教堂基本都是二十世纪初的建筑,这既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本色化运动的成果,也是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对于基督教在中国需要结合中国文化的认识结果。教堂的建筑形式反映了教会的神学思想。欧洲哥特式教堂的兴起反映了欧洲教会当时的文化意识和神学思想。 

今天在欧洲和北美主流教会新建的教堂已经鲜有罗马式或哥特式的,原因在于:1.尽管哥特式教堂不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建的,但哥特式教堂建筑是殖民主义时期的教会记忆,今天的主流教会对殖民主义时期教会的宣教思想和行为持有批判态度;2.中世纪高耸入云的教堂建筑反映了当时教会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从神学角度而言,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坐首位的思想。今天主流教会的教堂建筑多为现代风格或艺术风格,并且较多地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再高耸入云,因为耶稣不是作为君王来到世界,而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不是要像君王一样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教会要追随耶稣,就要像他那样心存谦卑,内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每当谈到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的问题时,就会有人问:基督教教堂怎么能建得像佛教寺庙一样?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中国建筑风格就是佛教建筑风格吗?事实上,今天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结合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比如很多寺庙建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的风格。即使是中国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寺庙建筑风格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建筑风格的特点。就基督教而言,广东汕头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陕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鸿德堂等教堂建筑都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谁能说它们像佛教寺庙或者不像基督教教堂? 

从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筑风格反映的仅仅是表现形式,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神学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们才执著于建洋教堂。如果中国基督教真的是中国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而教堂建筑风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我们不少人认为教堂必须有尖顶。为什么?有什么圣经依据或者神学依据吗?显然没有。不少人说建教堂一定要建哥特式的,否则不像基督教。哥特式能代表基督教吗?罗马式呢?拉丁式呢?巴洛克式呢?哥特式建筑是起源于法国的建筑风格,特点是飘逸灵秀,在文艺复兴的思想影响下,法国以至欧洲很多教堂建筑采用了哥特建筑风格。既然法国的哥特式建筑能够成为基督教建筑的经典风格之一,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不能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的经典风格?既然哥特式教堂在中国既没有圣经依据,也没有神学依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哥特式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建中国风格的?难道哥特式教堂或者有尖顶的教堂成为了中国教会的建筑习俗吗?” 

“基督教在中国要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接受中国的文化现实、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国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才能获得适合中国人的对福音的表达方式和信仰方式。当中国建筑风格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主流风格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中国基督教’,因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内在思想观念的改变”(注21) 

从总干事阚保平的这番言论来看,铲除高耸入云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风格成为寺庙、道观或其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宗教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二)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及文本 

除卓新平、阚保平、张志刚、牟钟鉴等人的言论及思想外,我们也可以按时间顺序考察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期间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及其文本,来研究该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1.“三改一拆”及其涉及宗教信仰活动场所文本 

2014年年初开始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浙江席卷全境,最初政府当局的理由是在进行“三改一拆”运动。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2月21日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动的通知》(文号:浙政发〔2013〕12号)中指出的:“省政府决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注22)。“三改一拆”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制订方案、明确目标。第二阶段:落实措施、全面推进。第三阶段:总结表彰、巩固成果。2014年正是第二阶段。 

2014年4月3日温州《乐清日报》文章《“三改一拆” 打响攻坚战》(注23)一文中写到:“市长林晓峰说,把4月份作为‘三改一拆’攻坚月,打好‘三改一拆’攻坚战、主动仗和翻身仗”。“‘三改一拆’工作要抓重点、抓难点、抓示范。所谓的抓难点,就是‘依法稳妥有力地推进宗教违法建筑拆除’。 

根据浙江瑞安市《关于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违法建筑调查甄别统计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环县《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注24),浙江当局的确把宗教建筑的拆除当做最为重要的拆除工作。两文件显示,浙江民族宗教部门,配合“三改一拆”行动,制定了一个“七必拆”或“七先拆”的违法建筑细目。根据《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这“七必拆”指的是: 

一是未经审批登记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必拆;

二是对依法登记活动场所未经审批搭建的违章建筑及规划审批超面积部分必拆;

三是违法违规占用农耕地的小庙小庵必拆;

四是影响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五是严重影响村庄规划或美丽乡村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六是交通干线两侧的小庙小庵必拆;

七是借教敛财的小庙小庵等非法活动场所必拆。

 

这“七必拆”在浙江另外一些市政府的文件中写为“七先拆”。无论如何,宗教建筑在拆违中列为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也即家庭教会场所)在宗教建筑中被列为首位。不仅若此,在《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到:“倡导节能理念,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建筑景观和宗教标志物平时一律不得亮灯”。 

这些的通知、方案等文件似乎给强拆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以合法的理由,但实际上既然仅仅事关拆违,但为什么“七必拆”的规定却是由浙江省民族宗教部门制定的呢?又为什么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在“七必拆”内首当其冲呢?另外既然是拆除违章建筑,为什么对教堂顶端的十字架那么在意呢?为什么大多数显眼的十字架都要卸下而且晚上也要关闭十字架的灯呢?为什么很多并非违章建筑的教堂屋顶的十字架也要被拆除、挪移,这跟“三改一拆”有什么关系?!

 

2.3月28日浙江电视电话会议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淮,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还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当局完全把十字架看做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这是大多数善良的基督徒始终不明白的。该会议记录详见以下图片:

  

3.2014年8月5日官方基督教中国化大会 

2014年8月5日,中国政府基督教两会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三自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走中国化道路,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三自会主席傅先伟提出:“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教会需要党政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也对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提出了建议(注25)。 

无疑,这次大会也是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调的会议,是确定今后中共对待基督教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大政方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会后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主要论点摘录》一文阐述了主要观点。其中总干事阚保平牧师指出: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晓峰博士: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丁光训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理念。 

国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长刘金光: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许磊: “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可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言论可以看出,被高调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实质是强势地用中共的“中国梦”“和谐社会”等马列主义的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来解构、改造和修理基督教,从文化上而言,要彻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东方文化特色、伦理道德性、社会服务性的某种伦理社会团体;从政治上而言,继续服服帖帖地为政治服务、共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绝对不能与各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产生冲突。

 

4.《浙江宗教建筑规范》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征求《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并附有《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以下称为《规范》)。 

按照中国《立法法》的精神,颁布此一牵涉宪法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就必须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最次也需要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但实际上只是浙江省厅级的两个行政部门——民宗委和建设厅以行政法规的名义发布。 

除了制定《规范》上的程序不正义外,此《规范》多处内容,显然是别有用心:“基督教的宗教标志物为钟楼和‘十字架’。‘十字架’按照基督教传统制作,一般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题建筑的正立面上,‘十字架’长与建筑物正立面的比例应小于1:10,色彩应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见该规范4.6.4之条款)。 

除众多教会和学者对此《规范》表达不同意见外、被称为全球最大华人教堂的崇一堂也发表声明称《规范》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建筑使用自由做出过度干涉,违背了国家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反馈意见写到:《规范》中的第4.6.4条之规定,违背了尊重信仰自由和尊重宗教传统习俗的要求。因为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宗教标志物和信仰记号,在近二千年来,一直放在建筑物的顶部,而非“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这样的立法规范亵犊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也践踏了国家法律尊重信仰自由的立法要求和立法精神。该《规范》内容过多干涉了教会合理使用教会场所的自由权,违反了我国物权法中对物权保护的立法内容和立法精神。该《规范》中我们认为存在对不同宗教的差别待遇,比如,对天主教、基督教的建筑物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也过多干涉了对于内部建筑设施合理使用的自由,这违反国家对于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 

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被官方采纳,而是强力通过了《规范》,并在正式通过的2015年7、8月份再现强拆十字架的高潮,《规范》完全成为强拆十字架的法律依据。 

5.五进五化运动 

何谓“五进五化”?目前有两个版本,一是2015年7月底浙江省政府给各级机关和宗教部门下发的内容,另一个是2015年7月底四川省基督教召开片区教堂负责人培训会时官方新闻中透露的,两个版本大同小异,综合起来“五进”就是: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五化”就是:宗教当地语系化(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 

从以上名称上可以看出“五进五化”显然是基督教中国化方针的具体化,也是习近平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宗教中国化、宗教法治化”大政的具体落实。“五进五化”中的“政策法规进教堂” 、“管理规范化”、“财务公开化”都有关宗教法治化;而“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宗教当地语系化(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教义适应化”则涉及宗教中国化及基督教中国化。 

“五进五化”中的“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宗教当地语系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教义适应化”都欲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传统文化改造基督教神学和教义,让科学即所谓无神论、唯物主义进教堂,那就是要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创造论、否定神迹,类似西方新派神学中的“神死神学”。而一个宣称上帝不存在的基督教,究其实质就会成为一套道德伦理学说。所以丁光训“因爱称义”为核心的神学思想建设非常符合基督教中国化的胃口,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儒道等传统文化,也可以被利用。于是在教义里面不提耶稣的神性、不提神迹和上帝的审判、不讲创世记和启示录,只讲爱、道德说教和修身养性,只讲爱国、爱党、爱教......这样的教义显然已经有违基督教。 

而所谓“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实际上就是2014年以来大规模拆除十字架的内在动因之一。浙江政府认为十字架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只有拆除堂顶十字架,进一步改造教堂外观,才能实现教堂的中国化。 

而所谓“健康医疗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的目的就是要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使其成为单单的慈善机构、公益组织。教会作善事是应该的,但这是在坚持信仰和基本教义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不传福音、不讲道,单单做好人好事,那么就与其他慈善机构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温州信徒提供的信息,温州多间教会被要求在短时间内上交所有财务报告,这是政府对教会实施财务全面控制的表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温州多处教堂设置法制宣传栏,主要展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的各种举措;温州警世堂以及龙湾区河滨教会内已设有党政机关办公桌,在信徒们聚会前,党政干部会宣讲法律法规。总之,“五进五化”是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重要构成,目的就是要从神学教义上、建筑形式上、宗教组织性质上进行全面修正和改造,使基督教非基督教化、使基督教共产主义化,成为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山寨版所谓基督教。

 

6.文化礼堂活动 

根据《温州日报》2015年9月7日《永嘉试点“文化礼堂日”》一文报道:“唱国歌、崇德礼、诵村规、做反省,9月6日上午,永嘉县在桥下镇京岸村文化礼堂,启动‘星期天礼堂日’活动”。“上午十点,京岸村文化礼堂响起了国歌,随后村民们向‘德’字行鞠躬礼,在诵读完京岸村村规后,全体村民对照村规,安静地反省自己的日常言行。京岸村村支书戚旭才告诉记者,‘礼堂日’活动包括礼仪、活动、互动等内容,而唱国歌、崇德礼、诵村规、做反省,这样的礼仪将成为礼堂日固定的开场仪式”。“今后,京岸村村民每周日都会在文化礼堂中开展类似的活动”。该文称永嘉全县现已建成59所文化礼堂并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再新建20所文化礼堂;永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志勇介绍,永嘉将京岸村作为“星期天礼堂日”活动试点,接下来每周日,村民们在文化礼堂中,还将陆续参加时事政策专题讲座、养生保健专题讲座、国学讲座、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以上活动,就是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推出的“文化礼堂”活动,它显然是借用基督教的礼拜形式来对付基督教堂的主日活动。周日上午,正好是教会主日聚会的日子,以此从教会中分抢人流。唱赞美诗改成了唱国歌,向上帝跪拜改成了向“德”字鞠躬(所谓崇德礼),读圣经改成了读村规,向上帝认罪悔改改成了面对村规反省自身。 

文化礼堂日的目的就是叫人们不要读圣经、唱赞美诗,不要敬拜上帝,而是将敬拜的对象从上帝挪移到道德法规或国家民族身上,以这种党化的国家主义和道德主义来替代对上帝的信仰。 

其实温州文化礼堂的建设及活动不是今天才有的,自2013年以来浙江就开始大力兴建文化礼堂。根据官媒2014年9月报道,浙江全省建成的农村文化礼堂已经超过1700家,以此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在建造文化礼堂过程中,许多宗祠改为文化礼堂,也有基督教堂被改为文化礼堂。针对文化礼堂,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要紧紧围绕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而所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是就是爱党、爱社会主义,跟普世价值毫无干系。 

由上可见,文化礼堂建设实质上是中共政权借鉴基督教教堂功能,在浙江各地建立的“中国梦”、红色文化、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心,建立文化礼堂的目的,就是取代基督教堂,代之以红色文化。“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文化礼堂建设同时在浙江大地上展开,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运动,实际是一体两面: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重在改造基督教,文化礼堂建设目的在于取代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改造基督教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基督教、在于最终把基督教堂拱手让给文化礼堂;因此文化礼堂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互相配合,最终用文化礼堂替代基督教及其教堂。

 

7.宗教场所新“五进”政策 

根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在2016年7月13日发布的新闻《台州市路桥区明确宗教工作‘四个加强’》,浙江推出了宗教场所新“五进”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场所、国旗进场所、党报党刊进场所、农家书屋进场所、政策法规进场所。此新“五进”政策区别与2015年全国推出的“五进五化”政策,实际上也是去年“五进”政策的具体化。 

浙江省兰溪市政府宣布,截止6月13日,该市69处宗教场所已全部完成国旗悬挂,实现了全覆盖。从新闻中我们看到当地的基督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都已经设置国旗旗杆、并悬挂国旗,而且在教堂里面,也到处挂放国旗。当地统战部门还指出,每逢重大节日各宗教场合要举行升国旗奏国歌活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自2014年以来,十字架这个基督教的最显著标志被拆后,中国当局的标志——国旗,被强制性地高举起来。拆十字架是强制,挂国旗也是强制。 

教堂挂国旗也是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深入。众所周知,基督教中国化根本不是宣教学意义上的基督教宣教本地化问题,而完全是基督教的共产党化、社会主义化,是用党和国家的符号和政治思想来全面改造基督教。国旗作为党国的符号在教堂高高挂起,实质的意味不是使信徒爱国,而是使信徒和教会都要归国家和党领导。教堂里强制挂国旗,是让信徒去敬拜偶像——党和国家,教会的元首于是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成为共产党及其党魁。这显然违背基督徒的信仰原则:"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歌罗西书1:18) 

新的“五进”更加强调了宗教场所的党性,将共产党的报刊、旗帜、核心价值观进入宗教场所作为直接目标,进一步赤裸裸宣示了宗教要“姓党”的党的意志,也宣告要用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改造宗教乃至消灭宗教的共产党的终极目的。

 

(三)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对比 

中共当局与基督教有天然的敌对性,自共产主义落地中国,它就发起一次次运动来反对和镇压基督教,这次以拆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化中国化运动究竟与中国当局发动的历次反基督教运动有什么异同,值得我们探讨。首先可以对目前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有个简单的对比。 

众所周知,1922 年到1927 年的以上海为中心、在全中国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内反对、攻击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粗鲁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野蛮地破坏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占据知识分子和青年精英头脑打下了厚实的宗教和思想基础,也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奠定了意识形态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运动完全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的,根本不是人们以为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受进化论和科学观念影响后自发的反宗教运动。共产政权要想在中国立足,意识形态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铲除基督教对国人的影响。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主义染指中国、并要占据中国的第一步。 

1949年共产政权在中国的建立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其实有著内在的联系。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镇压、阉割也一直不断,登峰造极是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宣布彻底消灭宗教,将基督教送入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压制但不彻底消灭的政策下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运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似乎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发动一场新的“非基督教运动”。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以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为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打压基督教运动:拆三自会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会聚会点被关闭,成员被逮捕拘留,公务员被调查信仰状况、共产党员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网上禁止买卖基督教用品、网络五毛攻击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对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研究和反思当下对基督教迫害现象背后的根源和动机,不能不得出中共当局正在开展一场类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新运动的结论。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运动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一样,是共产主义者们有意发动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台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学者、学生和贩夫走卒,还有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名人参与,轰轰烈烈、异常热闹。但实际上背后发动运动的,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香港基督教学者邢福增主编、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学者张化根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的报告写到:“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报告说: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注26) 

而在近代史学者陶飞亚的论文《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中直接指出: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 

可见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被有意煽动起来、反基督教及英美国家普世价值、为共产主义夺权铺路和培养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中共扶持,1922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指挥枢纽中心。1924年8月,“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动了圣诞节期间的“非基督教周”活动,发动了危害甚烈的夺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以上足见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 

相比百年前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今次的运动,也完全是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其中的极左势力发动的,预谋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虽隐藏极深,但也露出众多马脚。中共极左刊物《环球视野》总第430期发表论文《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这篇剑拔弩张的论文视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其中写道:“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要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2013年底,中共军方拍摄《较量无声》,该片在伴随国内基督徒(政府教堂内的)敬拜画面的解说词说道:“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一亿人。”可见,在极左思维的军方眼里,基督教是美国在5条战线上颠覆中国的重头戏,而将近1亿的基督徒成为颠覆中共的敌对势力,中共极左派如临大敌,大有彻底剿灭这1亿基督徒的念头。 

2014年5月6日,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知名学者杨凤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到2025年时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信众有可能达到1.6亿人左右,到2030年时中国基督教徒的总数将超过2.47亿人,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杨教授的言论遭到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回应,前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杨凤岗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他预测的数字显然存在夸大。预测中国未来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 

从以上当局的言论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于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由于中共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视,天生就与基督教敌对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将矛头对准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共识。在这样的预谋下,浙江及温州的基督教(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挂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会)似乎已经成为全国打压基督教的试点。浙江各地近年来基督教发展非常迅速、一间间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也是中国基督教最为复兴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排头兵。打击浙江及温州,就可起到强烈的“斩首”效应。而打压的方式,不是1920年代中共在野时那样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违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开始的“三改一拆”运动,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消灭基督教重要标志十字架的方式,达到对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 

在“三改一拆”运动进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发众多有关拆移宗教建筑的文件,将拆除违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建筑列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灭十字架灯、掩盖十字架等)的众多指令。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 

5月2日在美国的基督教机构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淮,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各级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三改一拆”的名义,行打压基督教之实;借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实施打压基督教影响力、控制基督教发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可见,从目的性、计划性、预谋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压基督教的运动,的确与1920年代中共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的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相似性还在于它们都是直接、全面地针对基督教及其文化而来,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经不分三自会、家庭教会了,而且把目标直接定为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共青团的煽动下,上海学生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称基督教充当各国资本家经济掠夺的先锋和走狗,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著开展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被捣毁设施、宣教士被围攻。在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所向披靡的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占教堂、赶走牧师, 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成为驻军之所的现象。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非基运动后,1928年降至3,150人。 

与非基督教运动类似,2014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十字架过意不去。在浙江各地,无论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的十字架,很多已经被拆除,没有被拆除的也被遮盖或者熄灯。估计已经有近百个十字架被所谓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在标志,专门针对十字架的迫害,在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似乎发生过,此暴行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次运动就是以打压迫害基督教为目的的。 

2014年迫害基督教运动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迫害对象不分三自会和家庭教会,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压;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肃。淘宝网上基督教书籍被停止交易,上海、浙江一些公职人员正在被进行宗教信仰调查,所有共产党员被要求填写不信教承诺书。众所周知,三自会是政府教会、体制内教会,政府一向扶持、袒护三自会,甚至联手三自会打压体制外的家庭教会。但这次政府首先大开杀戒、杀鸡儆猴的却是三自会,这让人们震惊和不解。 

其实三自会尽管是体制内教会,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层三自会和三自教堂里面的信众,不乏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镇压基督教,也必然先从显眼的三自会开始。这也揭示了2014年开始的打压基督教运动,已经不再是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了,问题已经是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整个基督教的矛盾问题。打压家庭教会,原因是家庭教会是非法社团;但打压三自会,的确是冲著基督教而来的。这个状况有点象文化大革命中消灭基督教时期,当时不仅三自会,连宗教局、统战部都被消灭殆尽了。 

2014年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也的确引起了三自会内部的震动和反抗,三自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看明白这次是冲著整个基督教而来的,再不奋起抵抗,可能三自会、整个统战系统都没有了。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金陵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在强拆开始之初,就写文章《从现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强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采用急于求成、强硬解决的手段,不符合现代管理的原则和智慧,势必造成内伤,有损党政形象,有损党群感情,有损社会稳定,得不偿失,是个失败的施政例子”。温州鹿城区两会也发布宣言若强拆继续,退出三自。 

更加罕见的是,5月12日,中国官办教会总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对最近发生的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发布声明,在《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一文中,两会对并不违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达了不满:“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著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淮、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两会对强拆十架的不满反应出体制内宗教部门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国基督教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实际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门内部的分裂。是要维护自己群众基础和自身存在价值的三自会成员,与彻底反基督教的官员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两会如果这次不为信众说话,就会失去信众基础,而且两会已经感到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两会、统战部都给端了——自身难保,这也是统战部下三自会体系最不愿看到的。 

可见,从三自会内部罕见的反抗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直接说明了这次运动不分体制内外、专门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质。这点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运动非常相似。 

当然,由于时代和共产党执政掌权的阶段不同,当今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当局没有调动媒体进行如同对待法轮功式的舆论轰炸、还没有动员御用文人和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权机关外,也没有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发动大学生、学者名流进行反基督教活动。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发动和组织1920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政党是同一个政党,它随时有可能将眼下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地域和深度广度上扩大。 

总之,正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清党,扫除共产党及激进派而偃旗息鼓一样,对付眼前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也要中国基督徒及民众拿出非暴力抗争的勇气,与邪恶力量不惜一战,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对基督教愈来愈严重的打压、迫害和侮辱。

 

(四)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对比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发动50周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演唱会翻唱了文革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幕布上还出现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文革标语。一时间海内外惊呼文革要在50年之后僵尸还魂、兴风作浪了。 

由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背景,它于是成为文化革命首当其冲的迫害对象。50年前的文革一开始,就将矛头对淮了基督教与天主教,认为是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毒物,红卫兵对教堂、神职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逼迫,全国的各级教会,彻底地关闭和销声匿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把基督教等宗教势力的被镇压看成是文革的重要成果。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西方文化、无情镇压体制内宗教势力、关闭统战部门和司法部门、极其野蛮粗暴的迫害方式等等为特征。 

文革犹如义和团运动,它的反西方、反法治、反文明特征是非常显著的,文革的宗教迫害特征还有:彻底地反对一切宗教、将宗教作为文化革命的对象、不仅镇压地下教会而且无情打压官方教会、用打砸抢烧等野蛮方式对待宗教等等。这些特征,在今次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 

习近平于2013年甫一上台,就拉开了迫害基督教的帷幕。习近平是否在发动一场新文革,从2014年以来强拆十字架的运动就可得到肯定的答案。习近平上台后,颁布《国家安全法》,提出文化安全概念,认为基督教等宗教妨害了中国的文化安全、威胁到中共的意识形态安全。于是将基督教整体(三自与家庭)、基督教教义及所有组织都作为国家敌人来对待,而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基督教的压制主要是出于基督教家庭教会非法组织的性质,而对合法的官方教会,打压并不显著。但是众所周知,习上台后将基督教整体作为了敌人,不仅家庭教会而且三自会也受重创,浙江被拆十字架的大部分教会都是官方教会,连官方全国两会高级官员顾约瑟牧师也被抓捕。这种整体反基督教、家庭与三自同时镇压、全国级宗教官员被抓捕等特征,只有在文革中才可以看到。 

文革的特征还包括用践踏法律的“打砸抢烧”野蛮手段迫害宗教,毁坏教堂、批斗牧师、基督徒被游街示众等等。这次拆十字架运动中野蛮拆毁、焚烧十字架已近2000架、暴力强拆多个大教堂、对于抵抗强拆的牧师和律师强迫电视游街、认罪,当局手段的粗暴凶蛮,与当年的红卫兵与义和拳可以相比。 

文革已经重演,起码是在中国的基督教界;文革正在发生,当局正在掀起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文化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宗教之战。正如基督教在义和拳运动和文革中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一样,当下的文革重演,最先和最强烈感受到的,也许就是基督教界。 

4月22日至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有基督教学者认为该次会议只推广了江苏、广东、宁夏、河北等经验,没有把浙江拆十字架运动作为经验推广,似乎说明当局宗教政策有放缓的迹象(注27)。但是且不论当局开大会发布的是一套,实际讨论的又是一套,外界对大会的真实状况难以把握外,大会之后的众多事件也说明,浙江的拆十经验被当局所肯定。 

全国宗教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5月20日晚,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朱垟基督教堂遭到政府放人员强行拆除。22日,信徒们在废墟上举行了主日聚会,其情状非常悲惨令人感动。但是23日,该教堂负责弟兄吴辉,被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分局以“未经许可举行聚会、游行、示威”罪名进行传唤,很明显这是对22日主日废墟聚会敬拜的报复。教堂被强拆、信徒无地方聚会,不得不到原教堂废墟上敬拜,结果还被当局污蔑为“未经许可举行聚会”。当局对宗教自由践踏的野蛮粗暴、肆无忌惮,说明了他们如文革一般对基督教的迫害是不会停止的。 

5月2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记者张彦的文章《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其中指出:“习近平在上个月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决定表明,他对有些政策并不满意,这是15年来领导人首次召集这种会议。熟悉党的讨论的人说,会议打算把浙江省运动取得的经验应用到控制全国的宗教团体上”。“消息人士表示,虽然政府不大可能开始在全国各地拆除十字架,但地方当局预计将开始审查教堂等宗教机构的财政及它们与国外的关系,这是限制宗教影响的努力的一部分,共产党认为某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具有威胁”。文中也引用北京独立学者范亚峰对拆十字架运动的看法:“浙江发生的事情是一次测验,” “如果政府认为其成功的话,那种做法将会得到推广。” 

除了官方教会被拆十字架外,这次全国宗教大会后,对家庭教会(当局所谓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整治有可能全面推进,据国内信徒中流传的短信指出:据某省委统战部传达:习总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政府部门当前对基督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治理私设聚会点(家庭教会)。他将私设聚会点分为四类,并提出了相应的四种解决办法:一是愿接受政府管理、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可给予登记;二是愿接受政府管理,但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可给予临时备案;三是不愿接受政府管理、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要做好团结转化工作;四是受海外教会渗透,既不愿接受政府管理、也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要予以打击。 

可见,对家庭教会的分化收买、改造打压工作会进一步加剧。即使家庭教会接受政府或三自会管理,在三自会体系里面也绝无宁日,经受了两年多文革式迫害的浙江三自会就是明证。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三自,各自起来抵制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极左的宗教政策、在“文革化”的血雨腥风中对付仇敌,乃是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文革发动虽然已经50周年了,但文革式的对基督教的迫害却正在发生、毫无停止的迹象。

 

四、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总结及中国文化基督化

 

这场由中国政府及其宗教部门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仍然在中国大地尤其是浙江全境继续进行着,截止到2016年1月底,已经有将近1800座十字架被拆毁,仅仅在2016年1月,就有20多座十字架被强拆(见文后附录)。在运动中有20多位教牧人员、基督徒律师因为抵制强拆十字架而被长时间抓捕,到2016年2月,还没有被释放的牧师有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牧师、温州平阳牧师张崇助、北京到温州维权律师张凯、浙江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李冠钟及张淑贞夫妇、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的包国华牧师、邢文香牧师、包晨星传道等。同时,“五进五化”“文化礼堂”活动仍在浙江乃至全国全面进行。 

这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跟中国教会历史上的本色化运动性质完全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政府发动的,而非教内自发的;其次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改造基督教,而非本色化后更好地利于宣教;另外该次运动采取国家强制力的方式也与历次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有天壤之别。

 

我们看到,当前的这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修正基督教的运动,是执政党及其宗教部门发起、操作,由国家机器护航,为执政党政治利益服务的运动。它虽然穿着学术、文化的外衣,并自诩为民国初期本色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它与基督教内部的文化、学术、宣教运动风马牛不相及。可惜国内不少的牧者、学者、基督徒都被它所迷惑,有意无意地配合其继续在神州大地上肆虐。这正如《圣经》马太福音7:15~16:“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著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官方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需要中国基督教界的批判,而由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显然是对官方“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最有效解毒剂。它为正在经受压力、迷惑甚至陷入迷途的中国基督教会指明了一条出路。基督教中国化与“三化异象”正好是针锋相对,基督教中国化是将基督教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及政治现状,而中国文化基督化是将中国文化更新、改变成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被基督教所改造,前者是要改造修正基督教,后者是通过福音改变更新中国文化。作为基督徒,后者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如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H. Niebuhr)在其名著《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中提出的基督改造文化模式)。 

“三化异象”是享誉海内外的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即异向就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就与官方基督教中国化的针对性而言,中国文化基督化更需要极力推广。何谓中国文化基督化?赵天恩牧师有很多论述,概括地讲:“中国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影响中国文化,成全中国文化,在文化界站领导位置,成为主流思想。”(注28)“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注29) 

“文化基督化”是赵天恩牧师对中国教会和中国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赵天恩牧师生前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论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题,比较集中的有:1986年发表的《从中国历史看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一文; 1987年发表的《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一文;1991年发表的《三化异象的发展》一文;1999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演讲;2000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讲;2001年发表的《文化福音神学探讨》演讲;2001发表的《21世纪与后共产主义思想》演讲;以及1982年发表的《从神学角度看政治》一文和《从神学角度看极权国家》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演讲中,赵天恩牧师阐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给中国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给中国教会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异象。 

不是基督教被中国化,而是中国文化要基督化。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作王掌权,他吩咐我们的使命中,就包括文化使命在内。正如马太福音28:18-19: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吩咐我们的”中就包括“修理看守”的文化使命。 

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文化基督化”,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一段时间以来并将不断持续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负担,它也成为众多神的仆人在中国当下进行福音与文化事工的旗帜、纲领和宗旨。基督教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显然不象明清之际那样艰难,也不是1980年代仅仅是传福音为主。现在是信仰深化的时代,是我们的信仰在主流社会发挥“山巅之城”巨大影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坚持原则下的自我彰现、积极推广和影响。一切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也如新译本《圣经》创世记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注解:

注1:见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文

注2:见《约翰福音注释》作者 卡森 D.A.Carson  译者潘秋松  美国麦种传道会2007年1月初版  178页

注3:见《中国文化中之神观》一文 作者 周铁楼  《恩福》 2014年第1期

注4:见华人神学园地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ByChan/Ricci1.htm 《

利玛窦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 作者: 陈宗远

注5:见石衡潭《赵紫辰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及其融通实践》一文,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注6:见赵紫辰:《从中国文化到基督教》,见《赵紫辰文集》第二卷第4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注7:见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一期2001年12月《佛教对基督宗教在华的本色化的启迪》 282页

注8: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1-2页

注9: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53页

注10:见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页238-239

注11:见邸永君《翰林基督徒吴雷川》一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网站 http://www.cuaes.org

注12:见梁慧、柴燃恒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吴雷川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文  维真网 http://www.regentcsp.org

注13:见2014年8月5日《中国民族报》

注14:见2014年8月26日《中国民族宗教报》

注15:见天亚社中文网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 吴莫言 刊登日期: 2015年7月8日

注16:见《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7版的文章《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作者卓新平、2015年3月17日发布

注17:见《中国民族报》温州《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在浙江举行》,2014年10月28日发布

注18:见天亚社中文网 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 吴莫言 刊登日期: 2015月8月18日

注19:见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载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注20:见牟钟鉴:《宗教生态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注21:见《天风》2014年第07期

注22:见浙江政府网 http://www.zj.gov.cn/art/2013/3/13/art_13012_77021.html

注23:见《中国乐清网》 http://www.yueqing.gov.cn/xxgk/dzdt_1/mryx/201404/t20140403_707552.html

注24:见浙江玉环政府网站 http://www.yuhuan.gov.cn/yggc/shamen/zcwj/201312/t20131218_70014.html

注25:见中国基督教网站 http://www.ccctspm.org 《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沪召开》一文

注26:见《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23-24页

注27:见对华援助新闻网理论百家《香港神学院院长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一文

注28:见《扶我前行》第184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29:见《扶我前行》第9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附录: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大事表

 

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与燕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论坛,第五场即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实现和谐的努力”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该区乔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

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1日,因强拆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十字架,官民发生激烈冲突,被称为平阳救恩堂教案。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议题召开研讨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同时展开研讨。

201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刊物《天风》第7期发布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和何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发布在浙江基督教网站首页、长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举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

2015年3月17日卓新平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发布《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

2015年3月25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会议在沪召开。会议确定的两会主要工作有:深化“三自”教育,促进基督教中国化。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函》,并附有该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不久该规范就被正式施行。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针对宗教工作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2015年7月10日,顾约瑟牧师担任会长的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布对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公开信,指出强拆十字架运动严重伤害了全省200余万基督徒的感情,对党和国家已经执行及不断完善了六十余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公然践踏,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2015年7月26日,由于依法抵制政府部门强拆十字架,2015年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的八名教牧人员被金华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他们是:包国华牧师、邢文香牧师、包晨星传道(包国华读神学院的儿子)和其它五名教会管理人员。

2015年8月底,温州警方采取了一项自去年初拆十字架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基督徒的抓捕行动,包括律师、牧师、长老在内的近20位捍卫十字架人士被抓捕。有张崇助牧师、黄益梓牧师、张凯律师和助理刘鹏律师、方县桂律师、王运显长老、周爱平长老、魏文海、周建、程丛平传道、黄晓远传道、张制传道等等。

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6年2月6日,中国全国基督教协会常委、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被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正式逮捕。

 

(郭宝胜:对华援助协会特邀研究员)

本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7年第1期,链接见 http://zhanlve.org/?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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