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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思亮先生轶事见证民国时代的言论自由
(3/8/2017 3:45:45 PM )

严家伟


从刘思亮先生轶事见证民国时代的言论自由

严家伟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谓“旧社会“,特别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年代,就会按照党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维”,认为肯定是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现在就听我给您讲点“稗官野史”类的故事吧!

 

看过鲁迅杂文的人不妨想想,像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之类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风还胡风”的“反革命”,更遑论反右和文革了。笔者在这里要讲的这位,当然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人物,既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什么款爷,大腕。只是个家道小康但颇有文才的老学究而已。此人姓刘名思亮,是清代的一位飽学秀才。家中开了一家茶馆,就叫“思亮茶园”。他闲来无事便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当时成都报纸都很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让他发帖。于是他便自任主编,撰稿,校对,印刷,发行,集大权于一身,用当时极简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随刊》。据他自己解释,所谓“随刊”,一是见啥说啥随便讲,不受什么主旋律,次旋律,正能量,负能量的限制,当然更不会去看官方的脸色,揣摩领导的意图;二是随时不定期出版,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随便,故曰“隨刊”

 

下面再来看它的内容,也很随便,没有什么社论之类的大块文章,就是些俏皮话,一首词,几句打油诗,甚至一副对联便可一事一议。但对时事的针砭,其锋芒的犀利,却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当时成都军阀当局,征收某些捐税,其中一项叫“粪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环保排污费“,不过那时的军阀却没有今天的官员这么有文彩,这么会巧立名目,更不会用这么好听的新名词。像我家中的自来水,每吨水费之外还要外加“污水处理费”若干元。也没人敢说-个“不” 字。由于这“粪捐“二字确有点欠雅,于是刘老先生便在他的随刊上刊出一幅对联加以调侃: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不仅叫人看了捧腹喷饭,其对仗,平仄的工稳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过有关当局并未因此请他去“喝茶” 或说他在“寻衅滋事”。

 

不久,当时四川的都督(即省长)并总管军政的刘湘,从外地买回了一艘旧的小炮艇,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一带长江水上,在当时就等于是今天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一样的威风了。但我们的刘老兄就偏要去摸一下“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随刊”上发了一首诗:

      都督有艘巴渝舰,

      由渝到万才十天,

      不是沿江滩陡险,

      几乎胜过柏木船。

      寄语沿江船夫子:

      撞烂军舰要赔钱!

 

这种挖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恶搞,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别说木船,就是走路,从重庆(渝)到万县也要不了十天,当然更不要说木船怎么可能撞烂炮艇?如此夸大其词,显然出于恶意。如果让我们《环球时报》的単仁平先生来加以分析,那肯定是“敌对势力” 对我党、我軍的诬蔑了。可是他说了以后,有关部门也未找他去“谈话” 什么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十月十日便被法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 每年这一天,都要举办庆祝活动,而且十分隆重。如扎牌坊,挂国旗,敲锣打鼓,晚上还有火炬游行,又名“提灯会“。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刘思亮先生竟敢写下一付对联,明目张胆地将其贴在当时成都闹市区“商业场“的一座牌坊上。其上联是:

 

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下联是:

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横批是:庆祝国庆。

 

从文字内容上看,自然还谈不上“反动“二字,但用“当当庆“,“情情狂“,这样敲锣打鼓的像声词来写庆祝国庆的对联,而且张贴于公共场所,不说你是“反动标语”或“煽动颠覆”,至少可以说你是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吧,行政拘留加罰款,弄不好叫你上电视上去“认罪” 也不足奇。但此事最后也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言论,文字的宽容精神。

 

更精彩的是抗战初期,当时四川的軍政首长刘湘病逝。在办丧事时,刘思亮大摇大摆走到灵堂前给刘湘送去一幅挽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这完全是对的,但下联却是:“中华民国万岁”。大家都十分诧异看不懂,便问他“刘老师你这挽联是怎么的啊“?“千古“对“万岁“是可以的;但“刘军长“三个字,怎么能对得上“中华民国“四个字呢?刘思亮一听,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好,‘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啊

 

如此的奇思妙想,实在太绝。尤其对当时独当一方的军政首长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挖苦,并且敢拿“祖国母亲”的名称来戏谑。若是在今天,那还得了?可刘老先生最后仍“全身而退” 平安无事.所以那些开口就说“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人,不妨设想,假若当年“伟大领袖”去世时,谁敢拟幅对联:“毛主席千古; 中国人民万岁”,那么你不是“反革命”才怪!弄不好,脑袋掉了也不奇怪。

 

刘思亮先生这类事,在民国时期决不是个别例外。前文提到鲁迅,不仅对当时社会黒暗面的揭露是那样的辛辣、深刻。甚至对国民党政府处决共产党人,鲁迅也于1928430日在《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发表《铲共大观》一文,公然敢对当时政府杀共党暴动者之头加以冷嘲热讽。甚至不无“煽动” 地写道:“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 这样明显的“煽动”语,若在中共搞“鎮反” ,谁敢去这样讲,不被立马抓捕判刑 才怪。至于储安平、吴晗、浦熙修这些文人、记者对国民政府的抨击更是人尽皆知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今日当局诸公,是否也可在看完人家过去执政时之样子的同时,想想自己的“雅量” 是否可以稍微大一点儿呢?

 


201736完稿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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