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立:我所知道的何德普

这个月的24日,何德普先生就可以走出北京市第二监狱的大门了。尽管他一天刑没有减,甚至还比刑期多被关了三个月,而且回家后肯定也会面临严密的监视,但是我和朋友们仍然期望着能尽早见到他。无论是共同为民主奋斗的经历,还是我们都没有被逮捕前的个人交往,抑或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期间的偶尔联系,德普都表现出是我既尊敬又可亲的同志和兄长。



首次认识德普还是在徐文立先生家里。那是1998年的一个春天,我从北大毕业前夕,我和朋友去徐家拜访时,徐先生介绍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说,他叫何德普,正在准备竞选基层人大代表。那时,我受到民政部王振耀司长在北大做的“民主应该从基层做起”报告的鼓舞,对于村民自治选举和城市基层社区选举很感兴趣,还做过一些调查。于是我答应和马强、徐永海等朋友一起帮他竞选。

德普当时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令人感叹的是,这个社会科学院每年花数亿元的经费却没有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出来实践民主,反而只有何德普这个地位最低的园丁一直为民主摇旗呐喊。

德普在竞选前到北京市选举办公室咨询了竞选程序。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有人主动竞选倒也有兴趣,还给他若干参选材料。德普深入选民中间联系,得到了属于本选区的长生机械厂的十几个工人的联名推荐,本来可以作为列入选票的正式候选人。但可能是因为德普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参与过民主运动的历史令北京的某些领导人不快,推荐他的工人受到了下岗威胁,央求德普撤回签名后的推荐信。德普考虑到工人的困境就退回了,但时间已经到了上交推荐信的期限,所以只能靠选民自发在选票上填写何德普的名字才可能当选。

当时我们这些朋友都不富裕,到餐馆聚餐也是很奢侈的事,所以德普在家里招待我们吃了几顿饭。我帮着德普起草了竞选声明,并且找了几个热心的学生和德普的其他朋友一起到选区的街头巷尾散发竞选声明和德普的个人介绍。我和几个学生到信息工程学院把材料散发到学生宿舍里,学生挺感兴趣的,有些人当场表示要选他。还有几个朋友在该学院散发材料时被保安带走并赶出了校门。在居民区中散发材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劝我们,说你们学生不要受人利用。我说竞选人大代表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吗?要民主就得有竞选呀。他无话可说怏怏而退。

在竞选期间,德普当然也亲自到街头发材料,并努力和小区的选民沟通。有居民说,当代表当然有好处了,分房子、升职称、涨工资、拿补贴,可是我选你后对我有什么好处?于是德普耐心地讲很多选举知识,让人相信,像他这样的民间竞选者才有动力去努力为选民服务。我们都觉得竞选过程还是令人鼓舞的,德普被选上的希望很大。

但到了投票那天,当局破坏选举公平的卑劣手段还是超出了我们这些幻想依法从基层推进民主的纯真学生的想象。首先,他们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把原来不属于本选区的几个国营单位划过来,再把几个居民区划走。除了想划走一些受何德普影响的选民,还因为国营单位的职工易于他们控制。 而且投票也是分成好几个点,投票结束后,德普要求当场公开验票,但他们却非要封存起来。这没有公众监督的幕后统计当然是为了搞鬼。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公开宣布哪个候选人得了多少票,而是只说官方候选人当选,连票数都没敢公开。德普想要对选举不公进行控告,根本就没人受理。

即便何德普选上街道的人大代表,也不过是就本社区的事务能多说两句话而已。可即使这么一个令官员们跟本看不上的小职位,也要由上层动用一切力量不惜破坏宪法和法律去控制在他们自己手中。这件事使我认清了人大选举的本质。那种“选民缺乏民主意识导致民主程度低”的说法,纯粹就是欺骗善良人的宣传。

选举结束不久,德普竟然因为参加竞选人大代表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除。那些养尊处优的院长、书记容不下一个有民主思想的园丁。德普虽然业余时间投身民主,但对本职工作也兢兢业业。原来在办公室打杂时就深得同事们好评,当园丁后,单位也是年年被评为绿化先进典型。德普到劳动委员会仲裁,但结果可想而知。

2000年5月,我在一家电脑公司做程序员,收入还可以,但没有积蓄还谈不上买房。所以我就租了何德普在社科院的房子居住。但刚住了四五个月,片警杨志军就找上门让我搬走。问他为什么,他也知道没理,只说自己是流氓,反正我要进屋他就用大块头身体堵住楼门不让进。当德普到来给他讲理时,他蛮横地推搡着瘦弱的德普。我说要告杨志军,他却冷笑着说“哪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片警是在明显的警告我们,只要是“党的天下”他们就可以完全不必顾忌公理和法律。后来派出所又来了个副所长,最终把我“劝”走了。

德普丢了工作,加上没了房租收入,孩子还要上学,家庭收入只靠妻子一人,日子过得更艰苦。从我见他时起,他就几乎一直穿一件棕黑色布夹克。他出门没有一个像样的包,总是拎着一个黄色的布兜。他的家中,十几年来一直是当年结婚时的家具。德普还有个年迈的老母亲,对德普参与民主活动招致种种迫害非常担心,幸亏妻子贾建英能理解他,在医院努力工作维持这个家。



1998年十月底的一天,徐文立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民主党。我看了他拿出的临时纲领,并没有很激进的政治内容。虽然明知有危险,但追求民主绝不应该叶公好龙,于是就答应了。结果德普也在,我们两个就一起参加了民主党的北京党部。很快,徐先生就被捕并判刑。査建国先生和高洪明先生继续在北京从事民主党的工作。但1999年初夏,他们都被捕了。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设想的承认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朝野“良性互动”的道路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在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我和其他一些朋友都在忙各自的事,但德普却勇敢地站出来作为发言人对媒体发表一些呼吁和看法。德普只是工人出身,并没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也没有民运领导人那样的声望,他主要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资料收集整理以及抚慰受难者的家属。

现在,虽然通过民间政治结社来推动我国的民主宪政发展依然还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和民主党相关的力量却成为海外推动中国民主的主流。这个局面不能不说与何德普这样的危难中的坚守者有很大关系。



2001年三月,我本人因“新青年学会”一案被捕,2003年五月被判八年,2004年二月才被从安全局看守所送往分配犯人去向的天河监狱,也称为遣送处。在看守所期间我听说律师说,何德普在2002年被捕了。在天河监狱,偶尔一次在集体上厕所时碰到了德普。他看上去依然神情坚定,但明显消瘦了。

德普在离开天河监狱时参加了犯人的方队队列操演。几乎每个身体健康的犯人都要参加这种“毕业式”。在“毕业式”上,监狱长官问犯人谁有感想,德普举了手,于是被叫到前面对着麦克风说话。别的犯人一般都是赞扬监狱管理的好以获取个人好处,而德普却提了许多意见,令他们大为不快。后来听说德普因此被他们穿小鞋。

在遣送处严厉管制三个月之后,政治犯一般发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刚到监狱还有一个月的入监学习。我和一起判刑的徐伟、靳海科以及王小宁于2004年5月一同来到二监进入入监学习班。当晚我发现上铺的铺板上粘贴有一张纸,胶水还是湿漉漉的。揭下来一看,原来是手写的关于我们新青年学会案的外界报道。德普留下的这片小小的纸当时给我们三人(张宏海因为户口在浙江所以没有到北京市二监)以巨大的鼓舞。

因为政治犯都被分在不同的监区,所以见面机会很少。我有时去医院看病能见到德普,在警察监视下随便寒暄几句。但有时警察不太注意也能交换一些有用信息。

德普在狱中发现犯人权利被侵犯时总爱提出来,虽然大部分没用,但在家属的配合努力下也取得一些效果。比如,犯人伙食很差,希望有醋和蒜等调味品,几经努力终于可以买到。但德普因为坚持犯人权利,警察经常放任犯人打他。例如德普很讨厌抽烟,而警察却偏偏把他安排在犯人有吸烟习惯的牢房里。原因很简单,犯人本是明令禁止抽烟的,而受警察信任的犯人却能从警察那里暗中买到烟。跟德普一起住的犯人都负有监视他的任务,当然警察要交给他们信任的犯人来监视。德普让他们停止抽烟他们不理睬,于是德普要求警察出面制止。而犯人的烟本身就是警察给的,所以无论犯人还是警察都很敌视他。经过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在外界奔波努力,警察终于把德普调到和不吸烟的犯人一个牢房。虽然巴结警察的犯人敌视德普,但大部分普通犯人还是因为德普为犯人争取权利而尊敬他。有些犯人还帮着德普向外界传出必要的信息。

2009年三月我出狱后,才知道德普因为写了大量反对专制、推进民主、捍卫人权的文章而被捕。正式拘捕前,他还在一个国保的秘密据点关押了三个月,名义上是“监视居住”,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听其夫人说,这三个月德普还受到虐待,只许在床上躺着,连室内溜达都不行。而且,这三个月竟然还不算在刑期里。由于德普根本不承认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是犯罪,所以也没有减刑待遇,他不得不服刑八年外加这三个月的非法拘禁。

八年多的时间,德普无法侍奉老母、抚慰妻儿,但这么长的时间却没有打消他的意志。他表示出狱时如果不见到妻子就坚持不走,要为合法权利抗争到底。

在这个金钱、阴谋、强盗逻辑大兴其道的当代社会,像何德普这样坚守良知和民主信念的普通中国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

2011年1月9日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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