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旧稿:1993年反对北京申办奥活动记实

1993年7月24日,我第三次离汉赴京开展反对北京申办奥运活动。为摆脱当局的跟踪盯梢,我先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边做社会经济考察,边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途中虽几次遭遇意外,幸而都有惊无险,终于在8月5日来到北京。

1993年8月11日,时逢我四十岁生日,下午一点过后,我包租的小车在北京惠侨饭店的对面停了下来,一下车,我就展开一幅上排用大字书就的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下排是稍小字体“强烈要求释放因上海东亚运动会关进精神病院的王妙根,为王妙根呼吁而被捕的张先梁,受王妙根张先梁案诛连劳教三年的傅申奇”的大标语,向北京奥申委所在地惠侨饭店大门走去。

一群(十数名)外国记者立刻围上前来,有的进行电视录播,有的频频拍照,有的伸过话筒录音。我从容地向记者和路人演说道:“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了反动北京申办奥运会,也为了救援因东亚运动会被捕的上海民运人士王妙根、张先梁和傅申奇,特地第三次前来北京奥申委,要求面见伍绍祖先生,进行陈情请愿。现在,请诸位记者在此稍候,陈情后我再向诸位通报见面情况。”

说完,我便走进惠侨饭店,向大厅值班人员打听了详细地址后,便依指点顺玻璃封闭的走廊向惠侨饭店2号楼走去。上电梯前,我才发现许多记者都随着跟来了。乘电梯上了2号楼六层后,我向一位工作人员问道:“我要找伍绍祖先生,向他面陈反对申奥运会的理由和其他事情,请问他在什么地方?”

“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见伍绍祖?”

就在这时,走廊正对面挂着“保卫”牌子的办公室打开了,一男一女从里面冲出来对我声色俱厉地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

我还未来得用及回话,又有其他奥申委工作人员注意到外国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镜头正对着这个场面,便用温和的口吻说道:“不论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到接待室里去谈好不好?”

“很好,我们走吧。”我对这位有负责精神工作人员应道。

随其进入接待室后,我坦然地掏出身份证递过去,并按照对方的提问尽可能简洁而全面地回答了关于自己生平简历和“工作单位”之类的问题。接待人员自称阎仲秋,他详尽地抄下了我身份证上的一切,记录了秦的自述情况,这其间,不断有工作人员推开门闯进来匆匆问阎仲秋几句情况,有的还厉声问我几句,然后又赶忙出去了,同时,办公室的电话也几次响了起来,阎仲秋不得不暂停对话,拿起电话来回答显然是“上级”的斥问。好不容易问话结束,阎仲秋向门口走去,同时,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向上级汇报。”

“那我到走廊上去等到。”我站起来往外走去。

“你最好就在办公室里等。”

“你是要把我软禁在办公室里吗?

“不不,没有那意思。”阎仲秋忙解释道。

我便推开门走了出去。各国记者立刻过来围着他提问:“刚才见你的是什么人?”
“谈了些什么问题?”

几个奥申委工作人员立刻过来干涉道:“你是接待记者,就请到外面去。”

“我要等待阎仲秋的回答。”

“可以等,但不能在这里接待记者。”

正争执中,走来一个五十多岁胖胖圆脸的男人,他打量着我说:“我是中国奥委会付主席,也是奥申委执行委员,我们到会客厅去谈好不好?”

我便与他一起走进一间豪华的会客室,分宾主坐定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叫都浩然。我侃侃谈起反对申办奥运会的理由,正说着,又进来了一位六十多岁一位三十多岁的两个人,年青的在旁边坐下,年长的则在对面的沙发上,两个人坐下,便轮番厉声质问:“是你把那些记者呼来的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好,为什么要外国记者参与?”

我冷笑一声,豪不客气地反驳道:“我前面两次要来奥申委,都被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抓起来了,这一次坐进了奥申委,怎么遇到的还是提审?对你们的看法,让国际与论知道难道违反中国的什么法律吗?”

年长的那位立刻傲慢地冷笑道:“你以为叫这些记者来很了不起吗?我是奥申委发言人吴重远,他们哪个不认识我?接待记者是我的工作,我本人就是国际体育记者协会的副主席!”

这毕竟不是专政机关,用恐吓威胁或权威对待我也无济于事,于是,话转到正题上。我陈述了此行的来意,他要求立刻停止申办奥运,要求面见伍绍祖,同时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使北京没有资格申办奥运。


“别的不说,上海为东亚运动会,就无理关押了至少三名持不同政见者……”

“你有什么证据?”吴重远不屑地诘问道。

我立刻拿出几份材料道:“请听我念上海民运人士付申奇之妻李丽萍的证词:“‘……7月10号下午,我上访市公安局,结果得到口述:付申奇因犯有煸动张先梁闹事,煸动人绝食,向外透露消息被判劳动局教养三年。’”

我又拿出一份材料:“那么,张先梁是为什么被捕呢?这是为张先梁被捕到上海市公安局门口绝食的四君子之一杨勤恒的证词:‘在93年5月份东亚运动会召开的前夕,上海市公安局下属的黄浦区龙门路派出所,无理取闹将公民王妙根当作精神病患者,强行送进了黄浦区精神病院关到现在。我与张先梁得讯后,曾赶到黄浦区精神病院探望了王妙根,而王妙根本人亦拜托我与张先梁二人,代其向社会公开真相,以澄清此冤枉……’”

我说:“结果,张先梁于六•四前夕被上海市公安局抓去至今未放。以上事实,我希望你们进行查证核实,然后出面与上海公安局交涉要求他们放人。”

吴重远立刻反驳说:“首先,我不能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其次,就算是那么回事,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过问此事。”

我非常气愤,态度激烈地指责他道:“作为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代表中国官方申办就不符合奥运精神的北京奥申委,以这种态度对待此事,是缺乏体育工作者应有的良心的!因为在中国举办国际运动会就会给国民带来灾难,你们的荣耀是建立在他人无辜受难上的!”

吴重远更加愤怒,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大声嚷道:“不按你的意思办就不符合奥运精神?你有你的良心,我有我的良心!”

我见他动愤,反倒笑起来语气和缓地说:“是的,各人有各人的良心范围。既然你管不了上海的事,那我只能坚持要求见伍绍祖,他作为国家体委主任,当然要对上海东亚运动会带来的问题负责任。”

“那是你的事情,你的要求我们可以转达。不过人家是政府部长,哪能要见就见?”吴重远拿出伍绍祖的吓人身分嘲弄我道。

都浩然插言缓和说:“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转答。这一点请放心。”

“那好,”我拿出一叠材料边翻边说:“我这里有三四份写给国际奥委会的《公开信》,有给伍绍祖的《公开信》,还有反对申办奥运的专题评论和其他资料。由于两次为反对申办奥运被国家全安部门和公安部门抓去,很多资料被他们没收了,所以手头的材料是很不安全的。”

“我不信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仅仅因为你反对申奥运就要抓你,”吴重远再次不屑地反驳我说,“在我面前说申办奥运是劳民伤财的人不少,怎么谁都没有干涉他们?何况我也从来没有听说你这个人反对申办奥运!你不是还要见外国记者吗?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嘛!”

我立刻欣然同意道:“那很好,我非常欢迎。”

都浩然却面有难色地阻止他说:“老吴,恐怕不妥吧?”

见此情形,我立刻对吴重远先生激将道:“既然你的这位同事持反对意见,这样看来你刚才的话是不能算数了?”

吴重远立刻条件反射般地反驳道:“谁说我的话不算数?我和他也可以商量。这样,我们去了只谈一个问题,就是赞成和反对申办的理由。”

“这个限制没有道理,”我据理力争,“如果你愿意去,那么我们在记者会上讨论的内容可以限定于刚才所谈的范围内。”

就这样,我经过与北京奥申委两位执行委员两个小时的面谈之后,与吴重远先生并排走出会客室,在几十名中外记者和奥申工作人员以及国家安全部门闻讯而来的人簇拥之下,穿过走廊走到了北京奥申委的会议室,或许此会议室正是北京奥申委平常发布新闻的地方。

会议室不是很大,正对门的那面干墙前是主席台,主席台两边侧面墙前是作为贵宾的沙发,主席台对面是七八排作为观众席的长椅,总共约能容近百人。

我在面向主席台左侧的贵宾沙发上坐了下来,吴重远先生坐在他对面的贵宾席上,四五名电视录相记者,摄影记者和录音记者则在我和吴重远中间,不断根据需要将镜头和麦克风转向辩论中的我或吴重远,主席台对面的观众席上,还坐着许多文字记者,奥申委工作人员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以及其它有资格闻讯赶来旁听的人。

坐定之后,我开始对记者介绍刚才的面谈情况:“……在我与都浩然先生会谈时,这位吴重远先生即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不用你介绍,他们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吴重远打断他的话说。

“吴重远先生一再向我:这些外国记者是不是你叫来的,这种作法很不妥……”

“请尊重事实,”吴重远两次说话,“并不是一再,你的说法不准确。”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是以执法人员的身份对我进行提审,那么我有权不作正面答复……”接着我进入正题,谈到反对申办奥运的第一条理由:“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落后国家,正像马克思描述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随着两极分化,大部分农民和工薪阶层均处于相对贫困化状况,有一部分甚至在绝对贫困化。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本应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关心贫困者的处境,当局却不顾劳苦大众的艰难生计,把大量财力放在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上做给外国人看,对奥运考察团萨马兰奇欢迎像迎接帝王,迎接总统,迎接国家元首一样……”

吴重远立刻接过话题说:“按照他的看法,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申办奥运。”

我指出,诸位记者和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我并没有说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申办奥运,这是吴重远先生将我的意思加以推论后强加于我的看法。我指出,国际奥委会考察的报告表明,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有利条件全部是主观方面的,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全力支持申办奥运,为此,他们可以无限度地从国库中拿钱出来修建设施以及为运动员及官员支付旅费,显然这种漫天许愿是对中国人民不负责的表现,至于不利条件,全都是客观现实,迄今为此,没有一个体育场馆,更衣和服务设施以及运动员生活区达到标准,这一切只能是因为中国经济总体状况实在太落后了,说到环境污染,更是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标志,即便拿出大量金钱,也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

吴重远先生反驳道:“你的资料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百分之七十六的设备条件,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四也能在于2000年前准备好……”

我拿出一份报纸:“我所依据的是1993年7月4的《参考消息》,不知道你依据的是什么?”

吴重远先生说:“我的资料在我的脑子里。”

我说:“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你的观点,但是只要你不能否定《参考》上列举的数据,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观点:北京申办奥运的主观方面无非是不懂代价地从国库拿钱,这是它的有利条件,至于现存的客观条件,是远远达不到奥运要求的。”

接着我谈起了反对申奥运的第二条理由,那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自己前两次来京反对申奥运都被国家安全和公安部门抓起来了关进了监狱,而一个允许人民支持不允许人民反对申奥的国家,是没有资格申办奥运的。

吴重远立刻尖锐地指出:“他自己承认,他第一次上京时,国家安全和公安部门并不知道他是要反对申办奥运,所以抓他是另有原因的。”

我说,他说得对,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因。我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81年,中共中央下九号文件,武汉法院因为我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成立武汉四五学会,创办《钟声》杂志而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八年,这里,我带着一份1982年武汉中法开庭审理我时所作的法庭陈述词,如果哪位记者有兴趣,我可以将这份《陈述词》送给他。

然而,所有在场的中外记者都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表示要得到它。

我说,既然大家不便接受这份《陈述词》,我就收起来了,正因此,1989年我出狱后,当局一直对我严密监视,而今年3月26日我准备来京之日,北京正在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中共中央为防患未然,特地将刚出狱的王丹从北京打发到海南岛去,并且下文件指示各地,两会期间要采取一切措施严禁持不同政见者进京,这就是为什么还不知道我要反对申办奥运就要抓我的原因。

接着,我对记者们举出“上海东亚运动会”时无理抓捕民运人士并关进精神病院或牢房的事例。这时,美联社女记者(美籍台湾华人)傅夏霖说: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我说,那好,我请问吴重远先生,在已有为“东亚运动会”无理抓捕民运人士的先例下,如果北京举办奥运,是否能保证不会重蹈覆辙?吴重远未予答复。

我强调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客观地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取得了很大进步,我本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因为民主和人权活动坐过牢,所以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但是从王妙根、张先梁、傅申奇的情况看,从我反对申办奥运两次被抓上看,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还有大量的事要做。

鉴于吴重远,都浩然二位先生无权过问上海东亚运动会抓人问题,我坚持要求于第二天面见伍绍祖,并决定就在惠侨饭店租房过夜。

有记者问吴重远,秦先生面见伍绍祖的可能性有多大?

吴重远回答:我们只负责转告,至于结果如何,要由伍绍祖本人决定。

最后,我面向记者说:谢谢诸位的光临,说完,向他们一鞠躬,又面向吴重远说:谢谢吴重远和奥申委的接待,说完,也向他一鞠躬。

散会后,北京奥申委一名工作人员应我请求带他去惠侨饭店接待处订房间,饭店方面称已无空房,该工作人员说,我已经尽力,你自己去别处看看吧。

我遂乘上出租车,向一直在对他进行电视录像的外国记者挥手告别了。他的车刚一启动,三四名便衣就乘上另一辆出租车跟了上来,与司机的闲聊中,他得知当自己进入奥申委后,立刻有四五辆警车和大批国安和公安部门的便衣人员赶来部署在惠侨饭店附近。

小车往前开了两三百米,来到一家外部正在装修的饭店,我刚一下车,后面跟踪而来的小轿车也立即跳下一个女人,我到饭店一问,已经客满,他转回小车时,那女人也立刻回车了,小车往回开到惠侨饭店时因红灯停车,司机立刻指着惠侨饭店门口道:“你看,警车还停在那儿!我说为什么呢?原来是你捅了马蜂窝。”我一看,果然有一辆大型警车和几辆小警车停在那儿,小轿车又来到一家饭店,我下车后,跟综而来的小车上这回跳下一位三十几岁的壮汉,此人直接赶上来与我并肩而行。“怎么,你要和我交个朋友,幸会幸会,!”我转回小轿车时,那位先生更喧宾夺主地直接坐进了我包租的车中,厚着脸与我并肩坐在一起。“你真是太大方了,”我讥讽地笑道,“请问你是国家安全部哪个单位的?”“哎,别这么说,我是来给你帮忙的,希望你不要误会。”“我误会什么?”我打量着他坦然地笑道,“我和公安部门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交上朋友的也不少,四海之内皆兄弟嘛。现在我与你们的关系你清楚,并不用剑拔弩张,既然你甚至是来给我帮忙的,请问你贵姓?”“本人姓王,叫王立。”这便衣答道。“王立?哦,你不是关锋戚本禹啊?”“我是立场的立,不是文革中的王力。”就这样,这位王立先生形影不离地缠定了我。在我的坚持下,他不仅付了一半出租车费,甚至还主动提出晚饭他包了。我终于在北三环中路十四号德胜饭店找到了房间,王立先生毫不客气地跟进去聊天,为了取悦对方,他自称虽是干部子弟,同样痛恨贪污腐败,并将贾平凹的“十等公民歌”背给秦听。此时,我正忙于应付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之约,一一给他们打电话,记者们说马上要来采访,我欢迎他们同时采访和自己寸步不离的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王立先生。结果,所有外国记者当晚全部失约未来,不知是因为害怕王立先生,还是统统都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晚上十点钟,我想出去散步,王立先生和另外一男一女都坐在饭店一楼接待大厅的沙发上,见他们慌乱成一团,我主动上前去与他们闲聊:“请问这位小姐叫什么名字?”王立代她回答说:“她姓小叫姐,你就叫她小姐,”我一本正经上下打量着她笑道:“小姐啊,你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很出色吧!就是有一样,我劝你不要再做了。”那小姐诧异地问道:“什么事情?”“跟踪盯梢啊!在那个正维修的饭店你跟踪了我一次,我就永远忘不了你,因为你的面部特征太明显了。”那位小姐立刻羞怯地笑着捂住庞大的马脸迅速跑出了饭店,从此就再也没有看到她。没想到国家安全部门里还有这么害臊的女同胞!王立先生当晚本准备住进我的房中,后来终于只是住进了隔壁。第二天早上八点,王立先生弄清了我无论当日见不见得到伍绍祖,都将很快离开北京回汉,便在共进早餐之后告辞而去。

凭借与他们打交道二十多年的经验,我通过观感发观周围的跟综人员的确全部都撤走了。

上午十点,我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毕克士采访之后,退掉所租客房,叫车再次前往北京奥委所在地惠侨饭店。此时,惠侨饭店门口的气氛也是彻底变样,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车与人一概不见踪影。

来到惠侨饭店二号楼六层,保卫室的那位女士让我坐在沙发上等候。不久,接待人员阎仲秋便走了出来,对我冷冷地说道:“你的材料我们已经转给了伍绍祖,你的要求也告诉了他,他作为一名政府部长,没有时间见你,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那么,我只好按昨天的声明静坐到下午四点了?”

往惠侨饭店门口北京奥申委的招牌走去时,我对各方面情况作出了综合考虑,现在,政府当局显然对自己此行采取了“无为而治”“淡化处理”的方式,根据目前情况己无必要进行静坐,便对几位记者作了如下声明后结束了陈情活动: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记者的到来,这不是一般的泛泛寒暄。因为如果不是大家的光临,那么,我这次只能和以前一样,不是坐在北京奥申委的会议室里举行记者会,而是坐在北京公安局拘留所里接受提审!

“我要感谢美国国会反对北京举办奥运的决定,因为如果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民群众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

“我要再次重申,坚决反对北京申办奥运,我强烈要求立刻停止劳民伤财的申办活动……

“我要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委员先生们,在摩纳哥大会上为反对北京申办奥运投下庄严的一票!

“最后,如果政府当局听得进去的话,我希望他们首先要花大力气改善中国贫苦大众的经济状况,同时彻底消除制度性的人权问题,立即释放因六、四被捕的王军涛,陈子明和其他人,释放全中国的政治犯。如果是这样,那么下次中国申办奥运时,我是可以考虑改变态度的。”

顺便指出,与前两次我反对申办奥运活动在开记者会和到奥申委陈情之前被国家安全与公安部门抓住后无休止地受其骚扰相反,此次开成记者会并顺利陈情之,从王立先生八月十二号早上八点离开后,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回到武汉,都再也没有遇到来自当局的任何麻烦。此情实在叫人无法理喻-在今日的中国,如果未能在北京开成中外记者会并在奥申委陈情,那么反对申办奥运活动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看来就是应该抓捕的违法行为,而一旦在中外记者的目睹之下在北京奥申委陈情并举办了记者会,他们反而默认这一切是合理合法的了!

固然,中国政府当局或许只是为了向国际奥委会日益临近的摩纳哥表决作出开明姿态,才采取了“无为无治”“淡化处理”的策略。但是,这一情况终究表明,我在北京奥申委门口打出“反对申办奥运”和要求释放民运人士的标语,会见中外记者,召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只不过是行使了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而中国政府当局既然默认了以上行为的合法性,也就表明它在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是能够继续向改善人权的方向前进的。

我一芥草民,何德何能而使中国政府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破天荒默认持不同政见者拥有举行记者会发布反政府言论的权利,改变其几十年一贯制的严厉镇压态度?除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申办奥运的形象需要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人身、言论、通讯、集会、结社、出版、旅游、示威等等正作为历史的必然性要求迅速转变为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直接现实,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完整、统一的中国已经崭露头角了!

迫使中国当局默认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合法性,是公民权利的显著胜利,我们不能不激动地高呼:公民权利胜利万岁!

1993年8月17-18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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