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余:在敌人与友人之间抓狂

艾未未的被失踪,使我想起有个移居海外的朋友最近跟我聊起的一句话:“这个政权没有必要把本来不算敌人的人,一个个地逼成真正的敌人。”但现在国内的很多情况,似乎都在按照这种愚蠢的思路演绎下去。谁也没料到今天的统治者怎么变得如此神经质了!

以艾未未为例,他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据说是一个在国际上还颇有些名气的行为艺术家。但无论是从他的出身、家庭背景和近年看起来有些乖张的维权行止来看,他还不至于会构成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且他在公开场合也并未提出过誓与这个政权为敌的明确目标或行动纲领。

他的名人父亲——艾青,曾是49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座上宾。这种优遇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享受得到的。他自己的成长历程也是在相当于在体制内副部级待遇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即便后来从美国回来投身到民间维权的种种行为方式来看,也从未出现过僭越现行法律红线的事态。正如官方舆论前些天承认过的一样,他是一个游离“在法律的边缘”的人。这一点又与那些在政治诉求上明确提出与当局分庭抗礼的异议人士略有不同。

自从Twitter进入中国之后不久,我就看到他几乎整天都泡在网上。有时我都奇怪于他的在线时间怎会如此之长!似乎从来不用睡眠,也无需进食之忧。说心里话,他的有些夸张的做法以及那种在西方极为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艺术表现方式,我并不完全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今天的失踪,在这种缺乏政治自由的环境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就像一位著名的女性异见人士说的,“他不可能总是在当着英雄而又不必冒任何风险”。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局若不是看在他属于不一般的老革命家庭这个背景上,肯定早就构陷他于不义之地了。现在当局既然下决心要抓他,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也等于是在把他这样一个并非敌人的行为艺术家,生生地逼成为下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对派了。

这些年,在我所知道的所谓反对阵营里,就有不少人是属于被这个政权逼成的敌人。

某北大研究生毕业在即,本来事先已联系好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研究所,结果,因为该生的政治思想不可靠,而被据说是中宣部打来的一个电话就给秘密地搅黄了。其实,本来这位研究生还是有意跻身体制内安稳工作的,没成想,一个好好的铁饭碗还没端到手,就给看不见的上面悄悄砸没了。于是,该生气不打一处来,索性从此一变而为职业的异见作家了。

某年轻律师在广州合法执业期间,因为生计所需,接纳了几宗要求经济赔偿的维权案例,也就是有向政府某部门索赔嫌疑的“民告官”案件,结果,“有关部门”过度解读,认定该律师是一个制造不稳定因素的异己分子,于是第二年就不由分说地拒绝给该律师办理执业证资格年审手续。于是该律师自知饭碗不保,从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彻底加入了反对阵营。

还有,北京某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以前完全是服务于体制内的宪政理论研究者,因为集平常的研究心得所思,洋洋万言写成了一篇关于宪政转型的纯理论性论文集。结果,上面认为他这个话题触碰了政治红线,犯了研究员的大忌。所领导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提醒下,几番研究后,最终还是端掉了他的铁饭碗,不再继续聘用他了。这当然令他感到万般无奈,虽然短期内倒不会让他饿肚子,但这种惩罚性的处置措施,无疑加速了他自身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型。也由此,体制内又被逼出了一个在当局对立面的“敌人”。

这样的事例已经太多……

即便是像刘贤斌这样在当局眼中的“坏分子”书生,人们也可以从他最近在法庭上的自辩中,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忧心、和对民众疾苦的拳拳关切:“我还期待有那么一天,人民能够最终降伏权力这只猛虎并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能够安居乐业并有尊严地生活;政府和政府官员将不得不恪守自己的本分,再也无法为所欲为地贪污腐化和侵害民众的利益;社会将变得更加公正与和谐,没有访民、冤民,没有自焚和屠童事件的发生。”尽管他想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但是他却“不赞成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希望在这场变革中,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糟,不希望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社会冲突和社会震荡。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所以长期以来我主张公开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反对采用密谋暴力这种传统政治手段。我深深地知道,这种传统政治手段只会导致专制历史的循环,而不会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选择一种全新的变革方式,不要谎言,不要密谋,不要暴力,不要血淋淋的革命。”但令人无奈的是,这样温和的异见者,还是不见容于执政当局的狭隘心胸,随心所欲地打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

最近这两个多月来,当局几乎隔三差五地抓捕着大量的异见人士,其中包括那些还没有思维定势的边缘人士,也一并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姑且站在当局的立场上设想,这是极为愚蠢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模式执政,与其说是在维护政治稳定,不如说是在破坏社会稳定。但由此从反面也看出,现在的中共政府,对自身的执政能力并没有多少自信心,于是全赖准武装力量来随时保持某种战备动员状态。唯恐风雨飘摇的执政根基不再稳定。

毛泽东说过,“让人民说话,天不好塌下来”。反之,堵住人民的自由表达,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皇天后土反而容易垮塌下来。如今。多元文化、开明政治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个人思想是不能汇报、统一的”。这是中共前外长钱其琛之子——钱宁留学美国时的“重大发现”。他在自己写的《留学美国》一书中这样坦陈:“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他将这定义为“一种绝对思维模式”。然而,我们中国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走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钱宁接着进一步描述道:
  
“一个读电子工程学的29岁的研究生说,他出国半年后,突然对自己在国内时常
常要向领导‘汇报思想’——对此,他以前觉得很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起来了:‘我的思想干吗要向他们汇报呢?’”

连作为个人隐私的思想都要向领导汇报,国人如何摆脱专制的束缚?怎能真正超越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局限?

正如刘贤斌所指出的,“在这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人们不能发表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任何言论,也不能评价这个社会制度的长短优劣,更不能批评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否则在你面前不幸和灾难就会接踵而至。”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荒唐现实——这个政权眼下正在神经质地从人群里四处寻找思想意识上的敌人。

而我此时想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超然心态—— “没有敌人”,尽管最高当局已用长达11年的重刑来将他定位为这个政权的绝对敌人,但没想到在刘晓波的眼中,那些所有将他个人入罪的个人具象,都不值得回敬以仇恨的方式,因此也都不成其为私敌的因素。这种置个人命运于身外的超然大度,不仅感动了诺奖评委们,同时也令这个政权的道义形象空前孤立。

有时真不知道,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还是这个政权神经错乱得在敌友之间迷乱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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