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佳:童年往事——纪念八九民运22周年

2011年1月24日父亲出狱后,陆续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时代。

1989年春夏之交,正值我在母亲的单位里上幼儿园,当时我四岁多,蒙眬的记忆中,早晨父亲开着边斗三轮摩托车送我去幼儿园、妈妈上班,每次开车前我都要用小手,把一面写着“声援民主运动”的旗帜放入到边斗外侧的固定位置。等摩托车开起来后,白布上的“声援民主运动”6个字就会迎风招展,路旁的不少市民看到这面旗帜时会向我们招手示意,那时我可高兴了。

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开着车、母亲坐在他身后,我坐在边斗里,去天安门声援广场上的叔叔和阿姨。摩托车围着天安门广场绕了好几圈,那时我太小了,只知道“好玩”“热闹”,什么都不懂,但我手中拿着的《声援民主运动》的旗子,始终在尽力地晃动……

我还记得,我们从广场回家路过西单路口时,几位叔叔阿姨叫住我们的车,想搭车去广场传递一个紧急情况。父亲调转车头,让一个叔叔抱住我,很快将他送到广场前。

还有几次父亲把我放在他的肩上,在路旁观看叔叔阿姨的游行队伍,当时我虽然不懂什么,但感觉得到,父亲和路边的大人们是很开心的,他们都为叔叔阿姨拍手叫好。

后来我逐渐记事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隔不了多久,总有一些叔叔、大大、阿姨、大妈来家中聚会,每次聚会母亲都热情接待,给他们做好多菜。吃饭的时候,父亲陪着叔叔、大大、阿姨、大妈在桌上吃,我和母亲盛一点在小桌上吃。

每年六•四前后,北京国保警察为了防止父亲和他的朋友搞纪念六•四的活动,警察都要把父亲带走几天。平时楼门栋口前也常有警察蹲守,有一辆警车在楼前一停就是一年多。由于时间太久,不少中、小学生路过时见车内无人就进入到警车内玩耍(车门坏了关不上),后来这辆警车报废了。

我还记得,父亲、母亲和我与许多叔叔、大大、阿姨、大妈去香山的樱桃沟郊游的情形,那一天,也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陪伴我们左右,在公园门口父亲的两位朋友被警察带走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才通过看父亲写的《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一文,知道父亲6月3日那天晚上在军事博物馆前,曾组织过市民抗击过戒严部队从西向东的推进,帮助过一名头被打破的中学生,运送过身上流淌着鲜血的伤员。

2002年11月父亲被捕后,每逢六•四,看父亲的那些警察,又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的母亲。更有甚者,警察还在楼前修建了岗亭,专门用来监视我的母亲。

现在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2年了,每每回忆起我那童年往事,当年叔叔、大大、阿姨、大妈们追求真理,期盼自由、向往民主的一幅幅激情画卷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完全可以讲,那个年代留给我童年时代的印记,是永生难忘的。

我想,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对我们八零后的青年人至少有以下启示:

一、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我们所淡忘,相反,独裁者与人们的积怨只会加深,留给后人的解决社会矛盾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二、统治者越是顽固坚持知罪不悔改、反人性、反人权的暴政统治,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就越狭小,这里包括自由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

三、每年追思六•四亡灵,纪念八九民主运动可以不断提醒世界人民,专制体制的国家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对人性的扭曲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同时也是对专制国家的一次警告,任何一次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杀戮都会被历史记录,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相信,六•四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化解社会矛盾,拓展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建立一个让人没有恐惧的社会,使每一个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让我们努力吧!我们今天追思六•四亡灵,纪念八九民主运动22周年的意义就在于此。

附:何德普《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原载《民主论坛》)

1989年6月3日傍晚,发生在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至
木樨地之间的战斗场面,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
口罩、遮阳帽,和爱人交待了几句,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西长安街走
向最危险、最需要民运人士的地方。

大约在傍晚6点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军事慱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
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以下简称车队)的战斗。车队的
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开路,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戒
严车队。战车上的士兵枪口向外,不许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
牌和石头,有秩序地不断攻击前方的市民。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投出
的石块既远又命中率高,随着一块块石头的落下,有几个市民的头被
打破,流出血来。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士
兵和战车不得不逐渐向后退却。

为了将西线的军车完全阻挡住,占据主动形势,我与5、6位男青年在
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将3、400名前来堵军车的市民
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第一,这种局面
相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我们的目的
是走在军车跟前与士兵们对话,市民见到我们走到军队跟前没有危
险,大街两侧的市民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
会用人流将军车拦截成几段,把他们彻底阻挡住;第三,我们排好队
伍打起标语,有秩序地走过去,我们不要扔石头,大兵向我们扔石
头,我们也要忍住,只要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们就胜利了。北京市
民的政治素质就是高。整个工作安排只在10分内钟之内就完成了。
3、400名男女市民自动排好队伍,打起标语,呼喊着对话口号,有秩
序地走向军车。防暴士兵被我们的阵势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由自
主地回过头去,看着一位带眼镜、穿制服的军官。

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
了20米、10几米。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
句什么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齐向我们猛烈投掷石头。

霎时间,我们走在前排的市民几乎全被士兵掷来的石头击中。我的肩
部被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边的某某中学初三的
王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简称小王)的额头被砸破,血流
满面。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群众临时聚成没有应付经验,在士兵的野蛮攻击
下,大部份人从地上检起石头进行反击。其实这正中了军队的“激将
法”。假如我们不还击,继续挺进到士兵近前,就能实现阻挡这队军
车的计划。可是在双方对掷石头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
士兵的对手。虽然我们几位“指挥员”还想挽回局面,但毕竟大势已
去。我们只得护送着伤者撤退到路面的两侧。

在防暴士兵越来越多、越打越疯狂的势头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
民只得边抵抗、边撤退。在军事博物馆东侧路北的一台压路机的旁
边,我再次与头部受伤的小王相遇。我用随身携带的纱布换取下小王
伤口上的手绢。只见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由
于责任感,我将一手捂纱布、一手向士兵扔石头的小王拉近了路边不
太远的居民区。由于这个居民区出入口处的门诊部关着门,我俩只得
在热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区的东北处找到了一个医务室。在这段
时间小王告诉了我他的身份,并表示包扎好伤口还要去抗击军车。女
医生给小王包扎好伤口后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只是和市民们一样
不停地骂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街上连续不断
地响起了枪声,时间是傍晚6时40分。

当我们走回到居民区出入口的门诊部(位于第二层楼上;此时已经开
门)时,见4名男青年抬着一个女青年大喊着“让开、让开”,朝这
里快速奔来。在抬伤者上楼的时候,我也加入到救护行列。当我们把
女青年放在诊疗室的地上时(屋内已有两位伤者躺在仅有的两张床
上),女青年的脸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恶的子弹打烂了。胸部血
肉模糊,惨不忍睹。靠西侧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恶的子弹击穿的男
士。东侧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恶的子弹击中的男青年。在我下
楼的时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来……。

从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到木樨地大桥,由于遭到北京市民自发
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军车爬行了50分钟才通过这几百米长的路段
(在木樨地大桥到西单路口的这段路上,军车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
顽强的奋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桥上,军车由于受到路障的阻拦,士兵发疯似的向路北开
枪。我与数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们的办法是用自己的
声音来呐喊。几千名市民有节奏地向军车方向喊出两个字:土匪、土
匪、……。

在这一夜的西长安街上,曾经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变成了人人
憎恨的土匪。在他们的枪口下,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夜的画卷10年来始终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在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和两个人权公约的准则已被世人所接受的今天,我以民间反对党中
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告诫作为罪恶的子弹射向人民的指挥者──中共
少数领导人──:赎清罪孽、恳求人民的原谅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早
认罪比晚认罪好!主动认罪比被动认罪好!知罪不认罪,甚至为罪狡
辩,只能是误国误民,将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对立面!(1999年4月清
明节)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