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重庆李俊惊曝薄熙来打黑内幕

重庆民营企业的很多老板,由于得罪了薄熙来或者与他的党内对立派关系密切,被打成了所谓的黑社会,这是精于政治权术的野心家薄熙来一举多得的壮举,既可以杀一儆百,震慑反对他的官员和企业家,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他们的财富,喂饱跟随他徇私枉法的死党,或政治上用得着的权贵,而且还能收买人心,忽悠出民意,为十八大争得更高位置奠定基础,由于他操控了媒体,强奸了民意,又以严酷的镇压手段把被害人投入了监狱,封住了知情者的嘴巴,所以,鲜有活生生的内幕披露出来。特别是“亮点茶楼”老板常亮夫妇被重庆警方从海外引渡回国之后,更是震撼了世界,重庆进入了文革式的红彤彤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新时代,伴随着天空出现的“紫气东来”的奇景,“薄泽东”和“重庆模式”如同红太阳笼罩了大地,仿佛中国倒退了整整三十年。

然而,财富仅次于彭治民的亿万富豪,重庆俊峰集团老板李俊却神奇地从红色恐怖里逃了出来,在某国通过电话向我披露了重庆打黑“黑打”的内幕,这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也是催人泪下的故事,如果不是稍后还收到了他特快专递的证据材料和录音以及照片,善良的国人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不敢含泪写下这泣血的文字。

我怎样认识了李俊?

这一周李俊给我打了多次电话,他能找到我是一个奇迹,此前他在网络媒体上看到了我许多文章,他以亲身经历体会了我是一个敢言求实的记者,他认为,重庆的“唱红打黑”,是上个世纪薄熙来在大连的枉法追诉恶行的继续,我是过去的受害者,他是现在的牺牲品,我们都是活的见证和幸存者,但他给某家媒体打过电话,没人相信他,妖魔化的重庆媒体已经捷足先登,故此,他给一家媒体写信说,只有姜维平能帮他,正好收到电邮的这位新闻界同仁认识我,于是,我半信半疑地回了电邮,并给了他电话号码,就这样,我与李俊建立了联系,但理性告诫我要谨慎小心,要注重证据,虽然,他声泪俱下的倾诉已经感动了我,但我还是要他把证据材料快递给我。因此,我知道了李俊,并对他的冤案深信不疑。

李俊小我十岁,1966年7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川店镇双宗村。按理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才是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对那场政治上的红色风暴没什么印象,但不幸的是,他从此失去了父爱,他母亲后来告诉他,父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被迫逃亡到湖北石首以捕鱼为生,直到1979年,在他12岁时才看到自己的父亲。他一共兄弟姐妹8个,全家人在农村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辛困苦。从此,他对文革时代的无法无天的暴行深恶痛绝。

1982年7月,他开始以捕鱼为生。在长江支流天鹅洲湖北省石首境内捕鱼,他们全家人经常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冒着刺骨的北风在河里捕鱼,一年四季,风雪无阻。十几岁的李俊,每天骑着自行车载满捕来的鱼到集市上去卖,往返百里,苦不堪言,每个月全家人靠捕鱼可以收入200美元左右。当时,他们全家住在河边搭建的一个茅草屋里,勉强度日,直到1983年底,依靠自己的力量,才修建了3间瓦房,此后算是过上了温饱安定的生活。

从军旅到商场

李俊告诉我,他的发迹与军旅生涯有关,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也招来了灾祸。

1984年至1989年,他在成都军区服兵役。其中最初一年是在重庆市铜梁县解放军某部服役。1985年10到次年10月在重庆江津县某部队司训大队和军械修理所服役,并且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1986年10月到1989年3月,他在成都军区政治部服役完毕,转为军队职工后停薪留职开始经商。

毫无疑问,李俊赶上了一个荒谬的时代,政府严酷地镇压了北京的民主运动,但却竭力鼓动人们做生意赚钱,一切向钱看,他被商品经济大潮裹挟,凭着精明才智和亲和力,淘了第一桶金,1989年退役后,他开始在重庆沙坪坝区经营一个杂货商店,每个月大约可盈利30美元左右,大约苦干了4年左右时间之后,有了一点积蓄,又向他人借了一万多元人民币,购置了一辆出租车,做起了出租车运营的生意。

虽然已经告别了贫穷的往昔,但他胸心勃勃,要干更大的事业。1989年4月,他在战友的帮助下,先后创办了金得利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和金得利房地产有限公司等,到了1998年,已经今非昔比,生意如日中天,创建了重庆俊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媒体的记者说,李俊玩得是“大手笔”,其旗舰下的公司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涉及餐饮娱乐、信用担保、石油制品、物业管理、装潢装饰等多产业、多元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通过了SO9000认证,成为重庆市知名品牌企业和房地产开发50强单位,最佳诚信企业,他本人被选为沙坪坝区商业联合会副会长,进而在山城商界深得同行和消费者好评。

没有法制,财富无保障

李俊以亲身体验的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的过程,体会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说,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一夜间把他打成了黑社会,既使是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救不了他的命。

他介绍说,俊峰集团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它旗下有俊峰置业、丰驰物业管理、金龙玉凤酒店投资管理、韵龙装饰、金鹏超投资、诚安信用担保等有限公司,生意做大了之后,他比较超脱,原则上以血缘关系和对外招聘,解决人才渴求和领导团队的问题,他本人是俊峰集团所有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但并不参与集团公司和分支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切有助手打理。

其中独具鳌头的是俊峰集团所属的俊峰置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它不仅投资15亿人民币,成功开发30万立方米的全能生活城“俊峰-龙凤云州”和金得利大厦,而且,使近三千户业主已经实现了宜居重庆的梦想。俊峰集团地产在2008年更上一个新台阶,现在,正在开发的“俊峰-香格里拉”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重庆沙坪坝区核心约70万立方米,低密度的最高档的住宅小区。俊峰置业在2009年3月,被重庆市建委评选为“重庆市第六届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单位,逐渐享誉业内外。

他回忆过去,不无骄傲地说,集团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现有固定员工和流动性建筑员工总数1500多人。其中,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等高级职称者10多人;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等中级职称30多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员工总数81%以上。管理人员大多数毕业于全国知名院校,具有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其优秀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经验,为集团公司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俊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心血浇灌的民营企业,历时二十多年而获成功,但被薄熙来,王立军一句话,定性成了黑社会组织,他成了黎强式的黑老大。

李俊是黑老大吗?

熟悉李俊的人说,他有很多优点和缺点,但绝对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也许从他热心慈善事业和其家人信奉基督教两方面看出他的品格。

2001年至2005年期间,由于生意往来,李俊经常往返于上海和重庆两地,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基督教传道人高恒,其带领他进入上海普陀区长风家庭教会,参加一些礼拜活动。在那里他认识了20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在一起读圣经,唱歌,分享食物,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有时还请资深的牧师和传道者来给他们讲解经文,李俊感到心旷神怡,大家彼此真诚相待,别有一种体验,他说,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终日奔波忙碌在事业中的商人来说,真的是一种压力释放的圣地。在周末,他也曾去过政府宗教事务局管理下的教会,向那些神职工作人员求教,但他们在官方的操控下,领取一份稳定的薪水,并不热心带人们到上帝的面前忏悔和祷告,只有在长风家庭教会,他才得到了上帝的教诲和恩赐,使他在日后的生意中诚实守信,大气淡定。后来在上海,工作不忙时,他经常去长风教会,星期天和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他都尽力去参加活动。每次当他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礼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照他,虽然他们都不知道他是富有的生意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向上帝祷告,相信上帝的存在,并相信上帝能够解救他们。高牧师也经常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公开教会的情况,因为政府不允许家庭教会的存在,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当时他也不太懂其中的原因。

李俊说,在那些时候,他知道了很多基督教的知识,基督教道德的核心是爱,原则是爱神与爱人的统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教会为李俊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新的天地,他说,在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聚集一起为家人祈祷,他从大家的交谈中,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有些兄弟姐妹的生活非常艰难,如同自己的童年,有的病魔缠身,供不起子女读书,有的付不起年老多病父母的医药费,眼看他们常年卧床不起,李俊很同情,感到责无旁贷,他慷慨解囊,在以后的三年中,一共以现金的方式资助了60多万人民币,交给了教会,高传道每一次都告诉他这些钱的用途,他买了很多的圣经、生活用品、文具,食品送到了安徽、浙江等地的乡下,并资助了一些农村的穷人和教会里的兄弟姐妹。

2005年的一天,李俊和妻子、哥哥提及湖北省老家的事,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经济实力也随之雄厚,但是家乡的人还是很贫穷,有不少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茅草房和土墙,家里穷的一贫如洗,很多家庭的总资产不超过500元人民币,还有很多人常年在外地乞讨,不能还乡,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于是,他和哥哥李修武,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一起到家乡资助他们。仅从2004到2010年就多次捐款共24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在横市镇,他们全力资助镇里的民生工程,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镇自来水厂,使全镇的人都喝上了“放心水”,所有的村民都很感激。在溜口子村新农村建设中,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用于“通村通组”的公路建设,里程长达7公里,使全村人民彻底告别了泥泞路,走上了幸福之道。他还投入20万元人民币,将全村所有沟渠进行了改造升级,为该村所有农田旱涝保收创造了条件,又投入10多万元人民币,使全村都种上了近千棵香樟树,既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又美化了村庄。据报道,李俊每次回家,都不忘去探望那些生活贫困的孤寡老人、特困户,问寒问暖,献上爱心,捐款累计超过10万元人民币。在和村民的交谈中,他耐心地安慰他们勤劳致富,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因此,村民们为李家兄弟立了一块很大的功德碑,感谢他们给村民带来的福音。{这方面有两份加盖公章的证明文件,分别由市镇和村民委员会2011年1月出具。

据国内媒体报道,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在李俊的带动下,俊峰集团的员工和他的妻子一共捐款30多万元人民币,给汶川灾区的人们,以帮助他们尽快重建家园。

商场如战场

在军旅华商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他的文章,记者写道,早就听说重庆的李俊是商界的“拼命三郎”,军人的优良传统、顽强的工作作风,成就了其事业的蒸蒸日上。年轻却又不乏稳健的他,1989年从解放军第十三集团军退役,创建了重庆金得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俊峰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从此踏入商海,从军人的战壕转移到商人的战场。俊峰集团涉足房地产、石油制品、酒店及商贸等行业,其业绩可圈可点,李俊董事长作为俊峰集团的当家人当然功不可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俊侃侃而谈,踌躇满志的时候,他不知道中国政坛发生了裂变,薄熙来失去了其父薄一波的靠山,由于在辽宁的贪腐和枉法而倍受指责,虽有商务部长的头衔和众多死党力捧,还是被胡锦涛等贬到了西南一隅,他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东山再起的机会来日无多,而六十岁过后,其权力已是强弩之末,如不拼力一搏,就是束手待毙,于是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决定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里,拿民营企业开刀,而李俊进入了他的视线。

国内媒体的报道披露,李俊对记者说:“虽然,十年前取得了房地产开发的一定成绩,然而,在房地产界风起云涌的今天,已经成为了过去,新的理念和新的政策,对于我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李俊十分谦逊,但他不知道“人有旦夕祸福”,灾难正在降临。他要学习的不是政策和理念,而是政治和形势,他不关心政治,只想闷声发大财,但部队与地方官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矛盾,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

他不知道,国有土地的开发对官员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经济指标飞奔的火车头,而且是他们升迁的资本和贪腐的钱袋,如同薄熙来所说的“真金白银”。更何况有些从军方手中拍卖得到的“钻石地带”,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李俊介绍说,目前,位于沙坪坝区杨公桥104号的地产楼盘——俊峰-龙凤云洲,正是由他投资下的具有强劲实力的开发商所打造的精品项目,而此前其地皮归军方所有。它的成功开发彻底改变了重庆杨公桥区域的面貌,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为山城百姓打造优质的居家环境,这符合薄熙来提出的“宜居城市”的理念,但他不领这个情,虽然李俊自认为他的贡献将伴随着城市提升的脚步一直走下去,为城市立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薄熙来却想张开大嘴把这块大肥肉吞下去,拿他的私营企业和超人财富去送礼。 那么,他要送给何人呢?

2007年12月,薄熙来主政重庆,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之身,出任市委书记,自然一言九鼎,威震山城,他从中央被排挤下放到重庆后,窝了一肚子火,不仅政治前途遭到严重打击,心情沮丧,前程迷茫,而且,他太太谷开来在大连和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大肆敛财,已被群众举报,中纪委正在调查,为了抓住重庆市原领导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摆平胡锦涛,为了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入选常委而大捞政绩,他2009年6月至今,以“唱红打黑”的名义,在重庆刮起了“二次文革”红色风暴,他通过黑打的文革式运动方式,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毁灭性打击和政治迫害。

李俊披露说,薄熙来主政重庆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他依稀记得的文革年代,薄熙来重用酷吏王立军,大搞红色运动,公权力操纵司法,对成千上万的所谓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人权迫害和血腥镇压。对他这样的众多民营企业家,和维权人士,敢言人士进行惨无人道的打压和诬陷。一时间,薄熙来用“文强案”绑架了政府,用“张韬案”和“乌小青被自杀案”震慑了公检法,他们给人民群众乱扣帽子,重庆到处是一片红色恐怖。

李俊和中国民众一样,并不讳言,薄熙来在重庆掀起打黑风暴,理论上是一件德政,但可惜的是,他动机不纯,心术不正,矛头指向党内的对立派,即贺国强和汪洋的嫡系,因此,整个过程都是文革式的复制品,是一场充满无产阶级专政味道的血腥的政治运动。熟悉重庆官场和商场的李俊断言,很多被捕的商人过去都曾是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他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制度弊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不是黑社会,即使违法犯罪,也是一般性的刑事案件,薄熙来为了大造声势,主观先行,对他憎恨的人,先定罪后发动群众,找出所谓的证据,实行舆论判决,未审先判,未判先臭,在网络上对所谓的“黑老大”进行妖魔化抹黑,还由政府控制的“五毛党”和“水军”在网络上进行人身攻击,同时,狂热地吹捧他的英雄壮举,而对那些被重庆公安局定性为“黑老大”的企业家,则百般刁难,他们委托律师进行辩护,但无论是会见当事人或查阅卷宗,都困难重重,也无法进一步取证。自“李庄案”发生后,一段时期内,重庆市的律师人人自危,政府官员草木皆兵。他们不敢为民营企业家说话,否则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一旦公安局认定谁是“黑社会成员”,重庆的律师都不敢为其辩护,即使辩护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他还下令,所有的媒体,未经允许,不得参与评论,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如果发表文章必须使用政府新闻办的通稿。总之,他坦言,薄熙来以所谓的“平安重庆”口号为幌子,唱红打黑,实质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排除政敌和异己。

曝出打黑 惊天内幕

两年多来,重庆的唱红打黑震惊了世界,由于薄熙来善于利用海内外媒体说谎,又把公检法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对知情者构成了高压和威胁,所以,目前,我们得到的第一手证据材料不多。但李俊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的格局。

李俊说,徇私枉法造成的刑讯逼供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大行其道,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出逃成功,可能被视为一颗引曝内幕的定时炸弹,他会让薄熙来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他列举的重庆惨不忍睹的刑讯逼供细节不仅可信,而且令人发指。铁的事实说明,重庆政法部门正在以“打黑”的名义,涉嫌滥施酷刑、掠夺私人财产,伤及无辜,践踏法律和人权,正在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现在,人们在薄熙来的高压政策下敢怒而不敢言,因而,他所制造的麻烦深具欺骗性,为国家为社会埋下了祸根,一大批原本拥护政府的人,被冤枉系狱之后,他和家人以及朋友都变得仇视社会,仇视国家,特别是,薄熙来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一大批昔日的成功人士,一夜间成了黑社会和阶下囚,结果造成大批资产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不敢留在重庆,纷纷移民到海外,这种弥漫全国的负面示范效应,给国家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李俊判断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给重庆历史的发展史写下了一部血泪史,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界都是一个空前的大灾难,随着其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升迁,会引起在未来几年内,全国企业家的外逃和上万亿资产的外流,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带来长期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动荡。
抓捕李俊,拉拢张海洋

李俊认为,目前的重庆已笼罩在专制的迷雾之中,薄熙来、王立军式的人治社会,不是国家的法制社会。薄熙来操控和绑架的政府,践踏人权,肆意妄为,实质上是典型的流氓政府,他们如同妓女一样,白天有光鲜的一面,晚上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提供的材料有力地说明,薄熙来和爪牙王立军为了达到中共十八大上位的政治目的,拉帮结派,拢络军队,徇私枉法,精心策划了对他的诬陷和迫害。

2009年8月22日,由重庆市公安局、成都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纪检部、检察院成立了所谓的联合专案组并对他通缉,罪名是“组织和领导黑社会、行贿罪等十余项”,2009年12月4日,当他出差返回重庆看望妻小和母亲时,被逮捕入狱。

我问李俊:你是一个企业家,不像文强那样与贺国强和汪洋关系密切,薄熙来为什么要盯住你呢?是不是以前依仗有钱,胡作非为,被他抓住了把柄?李俊说,他的亲友大约70多人,无一人有犯罪记录,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但就他本人来说,我相信他出示的一份证据:2010年8月24日由重庆市江北公证处开具的《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其号码是8471号,公证员是唐元春,这就是说,现在重庆警方通缉他,是怀疑他在此后有犯罪行为。是这样的吗?

李俊说:“我被捕入狱的主要原因,是薄熙来和王立军为了讨好和拉拢成都军区的原政委张海洋(现二炮政委),为了取得军方对他十八大上位的支持,而把我当成了牺牲品,我并没有像文强和黎强那样直接得罪过薄熙来,只是我与原成都军区的领导关系密切,可能他们内部有些矛盾,这些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的是,我投资购买成都军区重庆物资供应站667亩土地时,没有按照张的需要,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李俊表示,该宗土地是以俊峰置业公司名义购买的,是该公司经营层人士集体决策的结果。当时俊峰置业的法人代表是魏文清,现以“涉黑”的名义已被捕,他是李俊的侄女婿。

但我认为,李俊想必知道依据2008年7月6日,他们与军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应在2009年1月24日前支付全部土地转让金32400万元,但直到2009年6月23日才支付完毕,也就是说,俊峰置业违约在先,他们的合同纠纷是由迟延支付土地转让金引起的,李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重庆官方以“涉黑”,“行贿”等罪名,先抓人,再签订新的协议,拿到钱又放人,显然已由有理变为违法,如果他们到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申请查封和冻结这宗土地是否更好?

他回忆说:在被关押期间,专案组成员,成都军区纪检部纪检室主任黄华,警告威胁他说,2010年8月,是他带着张海洋的口信,找到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告诉他,张震的儿子张海洋和薄熙来是世交,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同手足,说李俊得罪了张海洋,要从他这个突破口,找出张海洋政委的政治对立面的经济问题。

他说,王立军见到黄华时,知道了有关情况后,请示了薄熙来,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立即指示经济侦查总队原总队长陈光明,定性李俊为“涉黑”等多项罪名,马上通缉。王立军还当场送给黄华等人一份纪念品,以示地方对成都军区的友好感情。

刑讯逼供,眼见为实

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5日,李俊被关押了3个多月,此间,12月4日至12月30日,他被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这种经历与我颇为类似和巧合,我是2000年12月4日被薄熙来下令,由他的秘书,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具体操办,把我关押在海军基地大连看守所的,也就是说,我与李俊是同一天被捕,同样是老百姓却都在部队关押过,时间相隔了整整九年!薄熙来的徇私枉法成了跨世纪的罪行!

李俊说:在看守所里,涉黑人员穿红色马甲,以便监控识别。审讯时带手铐和黑色头套。和我同住114监舍的重庆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成因所谓涉黑被专案组的人,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淤血,监外提讯时,第一次坐老虎凳16天,第二次7天,第三次2天,他告诉我,专案组的一个经侦总队的支队长对他下手最狠,他受到刑讯逼供,监舍的其他人,除了我之外都有签字证实。他晚上痛的不能睡觉,连做梦都喊“我招我招”,最后他被判刑19年。重庆翔龙运输公司经理赵小平,在外被提讯38天后回来,是被两个警察拖进监舍的。狱警孙某看后掉着眼泪对李俊说,“我当警察内心有愧,受到良心的谴责。”

李俊表示,和他同住一起的狱友告诉他,重庆的涉黑人员一般不会在看守所提讯,因为有监控录像,怕留下证据,他们往往把嫌犯转移到外面的农庄秘密提讯,警方租用了大量的“农家乐”和度假村进行秘密审讯,由武警负责把守看管,由专案组成员滥施淫威,当时整个重庆市的看守所全部爆满,连郊区的农庄也人满为患。

他还披露,在看守所里关押的人,不能看法律书籍,不能咨询有关案情方面的法律条款,不能相互商讨案情,完全与世隔绝。王立军为了求得轰动效应,下令200多个专案组必须在很短的限期内迅速破案,否则将撤职查办,所以,他们不得不先抓后审,先“臭”后判,实施刑讯逼供来完成任务。为了防止知道内情的警察不服从指挥,重庆市公安局组织的专案组,把主城区和郊区的专案人员互调后交叉办案,并设有监控他们所谓办案质量的督察队,让警员也生活在互相举报的恐惧之中。李俊说,同监室的狱友(所谓的“涉黑人员”)告诉他说,这里很多的警员根本不会办案,只会打人,他们完全是一帮土匪流氓。

李俊以切肤之痛披露说,重庆公安局为了达到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政治目的,发动全民举报,并发放几十万个带邮票的信封,(注有“绝密”字样)直接发到各个居委会,鼓励人民随时举报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言行。他们为了追究企业家的所谓“原罪”,把历史上已经过了案件追诉时效的旧事重新翻出来,一起定罪,有些是近20年来的治安纠纷和经济纠纷,他们把这些所谓的“原罪”串联起来,从而给很多民营企业家扣上“领导和组织黑社会”的帽子,判以重罪,他也不例外,其目的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永远没有讲出真相的机会。当重庆高法的副院长张韬被抓和法官乌小青被自杀之后,重庆市的各级法院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在薄熙来的操控下,重庆高院明文规定,有关黑社会的案件,不得减刑。而且,在打黑办案的同时,检察院和法院提前介入公安侦查阶段,以指导办案的名义串通公检法,“三长”举手,开会定罪,违反了司法独立,互相制约的原则,造成徇私枉法的案件堆积如山。重庆市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和律师们人人谈“黑”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滥施刑罚,施压签约

12月31日至3月5日,李俊被转移关押在成都军区重庆武器库保管一队,他说,在此期间,联合专案组对他滥施酷刑,晚上不准上厕所,连续审问几天几夜,不让休息,还揪他的耳朵,用笔砸他的头,用电棍击他,辱骂他,等等,但情况没有像上述那些人那么惨重。这是因为他还有用。

李俊披露,专案组成员黄华,先是逼迫他承认,以往做生意时和成都军区哪些军官干了违法勾当,由于他们所拟定的多项罪名都未查证,后来又要求他,按照他写的字条内容,给外面的俊峰置业企业法人魏文清打电话,逼其缴纳所谓的购买土地违约赔偿金4004,34万元人民币(这方面,有2010年2月22日双方达成的《关于追究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违约责任的协议》为证)。同时,李俊说:“他们还私下敲诈了我3000多万人民币”。不过,在李俊特快专递给我的证据材料里,没有这3000万的佐证,他自称暂时不便陈述详情。

李俊表示,在他被关押期间,成都军区原保卫部部长(现任职总政保卫部)包汉武多次公开对他说,他和王立军关系很好,并暗示他,可以帮助解围,说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和军队生意往来多年,知道很多军队高层内幕,在生意过程中得罪了张海洋政委,卷入了军队的政治斗争,他以此为由,企图敲诈我。但这些细节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