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他是中国思想界一棵参天的大树

——在何家栋先生逝世五周年暨何家栋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何家栋先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思想界一棵参天的大树。我作为一个后辈人,从他的根、从他的叶吸收了非常多的营养。没有何家栋,今天的高瑜可能还是在体制内,还在写一些擦边球的文章。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我现在退不了休,因为我没有社保、医保,必须用我自己的笔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每天还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从何老这棵颗思想大树上汲取营养。

我就讲一下我和老何怎么认识的吧。

1985年我跟着邓朴方坐飞机去采访第一届残运会。我在飞机上碰到刘宾雁,他送给我他一本最新著作,是在一本新杂志《开拓》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我采访完残运会,刚回到北京就听说《第二种忠诚》出事了,那本杂志也让封了。我就顺藤摸瓜找到工人出版社,采访被封的杂志编辑部,找到责任编辑白雪。约定采访那天,我来到工人出版社,白雪告诉我,我们总编、副总编要见你。在北京采访大出版社的总编副总编都得打通关节的,像这样主动让你采访,还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出来的就是何家栋,还有雷抒雁,整个采访过程,令我耳目一新,我这个一天见识香港和美国报刊的记者头一次感到分外吃惊,中国的编辑部竟然也有这样的思想睿智,谈吐令人入耳不忘,又平易近人的总编辑,我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领导干部。后来我向海外写过多篇对何家栋的印象——初次见面那真是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感觉。我觉得呀,我这个采访太值了,我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内容全是何家栋先生给我提供的材料。刘宾雁就是因为写了《第二种忠诚》,反响太大了,“左王”们攻击,胡耀邦批示:“刘宾雁不要当记者了,去当作家吧。”胡耀邦还是我们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那年刘宾雁刚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就要把他从人民日报调到作协,而且不允许出国。我的这篇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的,影响也很大,海外的中文媒体都转载了,都是通栏大标题。《镜报》总编林文随即给中新社来信表示感谢。我就和何家栋一块儿拿着那期的《镜报》去看刘宾雁。刘宾雁看后问:“这是中新社发的文章?”“中新社能发这种文章吗?”我说发了,他说:“幸亏有个台湾、香港,有言论自由能支持大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对于刘宾雁还算好吧。刘宾雁又能够出国了,而且让他留在《人民日报》了。但是起伏和周折不断,中新社重新派新闻部的记者去采访刘宾雁,企图将我这篇专访打成假新闻。看来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是何家栋支持了我,何老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发表公开声明。随后我就成为中新社的自由化分子了,文章都要经过社级审查。何老不但杂志被封,自己也从出版社领导岗位离休,就算告老还乡了吧。两年之后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中新社还在议论我那篇报道,有人竟然说“高瑜一篇报道保了刘宾雁两年”。

我和何家栋先生啊,到他人生的最后,我们俩还在谈刘宾雁,我为什么最后还去谈刘宾雁呢?因为刘宾雁先生去世之后,我看到刘宾雁90年代在台湾出的一本自传,里边详细谈到《第二种忠诚》之所以惹出大乱子,是因为《开拓》编辑部出版之前到处做广告,进行推销。我那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在那本自传里说成是香港媒体造谣。我去找何家栋,我说你必须要写一篇刘宾雁,你们是同辈人,一些问题遗留下来,让我们晚辈很难说清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出来之后,看到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宾雁先生健在,我会直接给他写信。何老好像看过这部自传的原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他在国内写的。”何老真是很大度。一句话,“他在国内写的。”就什么都有了,言外之意刘宾雁在国内承受着政治压力。刘宾雁的这部自传里,包括工人出版社给他出版《本报内部消息》,何家栋因此也被打成右派,何老都是有很多话要讲的。

何老和我谈过很多刘宾雁,包括刘宾雁文学的历史价值。何老的评价,我觉得和现在文坛各派的评价都不尽相同。他的很多真知灼见,他不能写文章表达,因为他要兼顾各种关系,很多是高瑜替他表达的。我写完文章,再拿给他看。我们两个人在谈论刘宾雁的文学时,何老的评价是什么?他说刘宾雁的作品是党文学的最高峰,刘宾雁的作品单纯对于文学的发展,影响并不全是有益的。从刘宾雁以后,再也没有一呼百应的那种党文学发出的政治效应了。当时只要听说刘宾雁有大作发表,全北京、全中国的报刊编辑部都等着阅读和评论。现在想想,当年有官司都要找刘宾雁打,刘宾雁坐在宾馆里边,找他申冤的人排着大队,他走到哪里,都是省委、市委领导陪同,好像接待中央的大领导一样,他的一篇作品就能定一个贪污犯,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刘宾雁之后,党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刘宾雁那样的大作家了,现在的党文学更是日薄西山了,什么茅盾奖,这奖那奖的,哪有刘宾雁那种效应!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和何老从刘宾雁始,到刘宾雁结束。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俩一块儿打成右派,一块因为《第二种忠诚》再挨整。何老的遗作《刘宾雁》,确实是应我的要求写的,他没有写完,对刘宾雁的评价对他的文学的评价,都属于何老生命的一部分。文学界多少老作家,包括王勉思老师的先生康濯,第一代中共政权的作家,他都是朋友。而且一代又一代。我觉得何家栋的独树一帜就于在他的思想,他是共产党的一分子,但是他对共产党认识得最清楚。而且他对后代青年人的提携主要是用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他也通过他各方面的人脉关系进行实际的帮助。像张剑荆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认识了何老。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他帮助。

我们俩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刘亚洲。刚才那句话小毕不好意思说,“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就缺何家栋”,是刘亚洲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作为政治家来提的,讲得很好。新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网上流传刘亚洲很多讲话,当时舆论评价刘亚洲是党内自由民主思想的代表,我看了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说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是“一球两制”,一边中国一边美国,我并不认同,我写文章批判了刘亚洲,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只是“怒其不争”,他同样是中共党内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后来还逼着何老写,我说你也得写,结果何老写了一篇,我给他往香港推荐,竟然我推荐了三个月,《开放》杂志都表示不好用,我说你们就发个节录吧。结果呢,金钟大概读进去了,哎哟,这篇文章不得了,一个字都没删。发表后的结果就是得到刘亚洲的这个评价。

我也给何家栋带来过不少麻烦,包括他和王光美,吓得我一个月都没敢去见何老。王光美我采访过她,我问她:您担任社科院外事司司长,怎么能不让您接触外宾?我采访完还没有回到家,她就给总编室打电话,告我的状。结果何家栋先生为我也沾包,有一段时间王光美好像跟他翻脸了吧,吓得我也一个月没敢去何老家。一个月之后我去看何老,我们俩也没讲话,拥抱一下就全解决了。

如果我没有结识何老,可能中国就少我这么一个自由化分子。“六四”时,我也可能不会第一个,六月三号早晨就被抓起来。这点功劳应该也算何老的吧。

(明镜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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