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乌坎模式”的冷思考

“乌坎模式”作为官民利益博弈的一种破冰尝试,让海内外的反对派和体制内的高层都兴奋不已。反对派们,尤其是海外的反对派似乎都由此发现了巨大的希望之光,而中共权力阶层也因广东省成功化解了这次国内外密切关注的危机而大受鼓舞。两边仿佛都同时看到了转机,并且两边都在这一刻庆祝着“胜利”。这真是新世纪下的一种政治奇观。

官方的人民日报等报社都对广东的维稳创新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次的“乌坎转机”是一个社会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甚至连许多一向持批评观点的精英知识分子也纷纷不吝笔墨,对此处理手段上的观念创新大加褒扬。的确,从以往的处理模式来看,地方当局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策略常常都是“一手硬一手软”,而这次实际上就被逼得两手都软下来了。以朱明国副书记为首的省政府工作组对乌坎村民自己选的干部,村民自治组织都次第承认了。这堪称是当局“换一种思维”后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

今后若应对第二个或第N个“乌坎”这样的“突发情况”,我想高层自然地会吸取 “高压维稳”的危险教训,转而会仿效此次“成功经验”,以这样的模式演进——从一开始就对示威者的要求作高调肯定,先把他们的要求在口头上稳住再说,然后一步步慢慢收紧,进而一点点地讨价还价。但只要“突发情况”还不至于像乌坎这样差一点失控,其它地方若发生类似乌坎式的、规模较小的群体性诉求,估计当局依然还会给以压制。

我不赞成过分夸大乌坎模式的伟大意义,这是因为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仍然停留在低级层面的诉求上,正如体制内的中国社科院官员充满自信地发言一样,“我觉得乌坎村这次非常好,他们知所进退,不搞泛政治,只是主张具体的权利”。而不是像埃及或俄罗斯市民那样直接指向体制上的根本转型。迄今为止中国的通常情况是,在各地城乡发生的土地权属之争,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起因补偿够数而仍然群起抗拒政府拆迁的案例。这难道还不够体现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已经缺失得多么令人失望吗?这次乌坎村民为了讨还出卖土地后久拖未兑的欠条,愤而揭起那面“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唯利”大旗,远观声势夺人,近看却原来如此。实质上不过是经济利益的诉求外面包裹着一层透明的政治权益薄膜而已。

这次工作组进驻乌坎后的成功清场,也反映出刘晓波先生所指出的中共“柔性化”应对底层抗争策略的成功。广东副书记朱明国的精明之处便在于,他看准了农民主要停留在利益诉求这一症结上——“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朱明国还说:“村民们告诉我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种地不交税还有补贴,上学不交钱,我们不反共产党,共产党很好!我们就反对村里卖地不告诉我们。”我相信他引述村民“不反共产党”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还没有必要过分拔高乌坎模式的象征性意义。有的人“把“乌坎起义”想象成“二次辛亥革命的起点”,其实与刘宾雁的“共产党的寿命不超过5年”的政治天真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殊不知,中国底层的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仍尚需时日,中国绝大部分民众的民主意识仍有待启蒙。

但如果乌坎模式波及到城市,或者说,如果城市市民也在那一刻纷纷起而呼应乌坎村民的抗争,那就不是一个省级工作组亲自介入所能收拾的问题了。

中东以及前不久的俄罗斯模式都发生在城市,而最广泛的呼应者都来自城市的市民阶层,而中国的乌坎虽然在规模上几乎前所未有,但在周边城市以及省内外的任何城市,都没有引起任何联动的丁点效应。而朱明国们讨论的对策,也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底层的利益诉求关键点。这就为打开失地农民的利益纠结开启了破解的钥匙。

城市市民为什么都患有群体性的冷漠症?盖因城市市民中的绝大多数都与拆迁的利益博弈无关。中国城乡的二元化结构,又使一种被冠以“人民”的力量,早在毛泽东时代就被分化成两股难以融合的块状结构。农民依然是二等人口,市民貌似是一等人口。农民至今难以染指市民的蛋糕,而市民也不愿轻易让农民变为市民。所以,“当国家搞工人时,有的人认为,反正我不是工人,工人下岗,农民还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国家搞农民时,有的人认为,反正我不是农民,农民不都打工去了吗?占着土地撂荒收走也是应该的,凭什么农民又要做工又要种地?当国家搞强拆时,有的人认为,反正还没有拆我的房屋,能够美化市容,大家都有好处;当国家搞低工资时,有的人认为,反正我没做工,工资高会影响出口,低是应该的。你真的就那么相信,国家把这些人搞完后不会来搞你吗?当然,你有钱可以移民,这样国家才拿你没办法,但只要你在中国,迟早总要搞到你的头上,到时,除了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你会听不到一声同情的声音。”这段网民的总结,已形象地概括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悲哀。同时也造成了无数贫下中农农民兴高采烈地欢呼工人的下岗,而城市市民也接受并兴高彩烈地与丧心病狂的红色政权进行着不顾道德的分赃。

回到乌坎,现在有充分理由可以设想,即使省里不派工作组下来,当地村官只要在出卖土地时,稍微让村民均沾到那么一点点利益的甜头,而不是对村民的不满采取置之不理的蔑视态度,那么乌坎村还是当局眼中的“模范村”,乌坎村民还是听共产党话的好村民。中国人原来就是如此容易满足的民族,劣根性使然。

朱明国2011年12月27日在广州日报上说:群众被激怒起来了 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也足可证实现实中国的不堪现状:当局敢于不断触怒甚至激怒人民,乃是自信持有足以掌控失控局势的充分把握。朱氏的话,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世人,中国底层的忍耐力超强,只要不被激怒到忍无可忍,他们都会宁可选择忍耐。

由此我想起一句颇有见地的诤言:“有独裁专制制度一日,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可能是奴才”。至少,在示威效应下,如果中国没有城市市民的参与,而只有农民尚无政治觉醒的利益诉求。那么,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现行体制仍将是坚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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