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家乡的官员

“中南海就是中南海。到了那里,第一个是静,很肃穆。”这位来自基层的副乡长对着镜头,他的脸上除了崇敬,还有无辜和困惑,仿佛不理解这种感情是怎么降临到他身上的,“有些地方的静会很哀,有些地方的静会很悲,有些地方的静会很荒芜。但是到了中南海,才知道什么是庄严。”

他说得多么好啊。那一瞬间,他的整个身心仿佛得到了提升。然而平时,他更多是在泥沟里打滚,他的眼睛里浸满了太多黑暗,“利用权力出卖利益,然后获得更大的权力;再出卖更多利益,获得更大的权力。就这样。”

他曾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此番进京是为了“截访”。他给阔别12年的老同学张赞波打了电话,于是有了这部纪录片《有一种静叫肃穆》(2011)。张赞波200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此前拍过纪录片《天降》,关于火箭残骸落点地区人们的遭遇,评价很好。对纪录片来说,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沟通,是重要的技巧。显然,拍摄官员的难度,比拍摄普通人更大。

这位三十来岁的副乡长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打进敌人内部,”他笑笑,“当时共产党搞国民党,不也是这么搞嘛,也有许多间谍嘛。”我不能在这里重复他的话太多,他的那些“敌人”,我也没法一一写出来。他的意思是,如果想要注销本地区上访的人名,你要想想办法才是。

他对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十分熟悉:企业改制上访、抗美援朝的军人上访、被清退的民办教师上访,上世纪50年代铁艺社、篾匠社的人上访,被关停的有污染的中小企业的人上访,“解放前的事情都会翻出来”。其中涉及的问题以及政策法规之多,根本不是基层官员所能够解决的。那怎么办?一票否决制,导致了“花钱买维稳”。他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有些钱不该花。

“驻京办”已经被撤销,但是可以换一些名目,比如“商务局对外联络办”。当然这个地方不挂牌子,是隐蔽活动的那种。办公室里正有十个上访者,上世纪70年代的特种兵,从事某项绝密的防核工程,其中有共产党员。一纸令下,他们回乡务农,直到上了年纪,才知道当年落下许多疾患。三天前他们刚上火车,便被列车服务员检查身份证,暴露了身份,有人联系了改头换面的“驻京办”。几个回合下来,他们被控制在餐车里,下火车时一张网已经布好。列车为有偿服务,一个人头可获得政府方面支付的400元收入。

他是个动脑筋的人,无奈做不了任何事。“个人怎么能对社会负责呢?”在缺少外部支援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必须反复想清楚所有事情。他令我想起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狄德罗的小书《拉摩的侄子》——主人公知道时代所有的罪恶,却陷在其中不能自拔。

“要使得自己不烦恼的话,最好的一种办法,是置之度外。”躺在洗脚馆的床上,小姐高举木槌轮流捶打他的双脚,他眯着眼睛背起了《红楼梦》:“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

哦,也许贾宝玉“情种”的身份更贴近和适合他。他与周围人们相处,主要是靠情感来维系的。喝酒、打牌、K歌,都是为了实现“感情上的融洽”。在官场这个滚地雷的场所,他一定要表现自己是无害的,不惹麻烦的。

“在官场混就像做妓女,她们在卖身,我们在卖笑。”“当然了我不是卖人格的。很多官场的人,都是卖人格的,他们比妓女还不如。当然这种说法可能过于尖锐。”说到这里,副乡长又浅浅地笑起来。还有比情感这个东西,更加不确定和脆弱的么?

这让我想起另一部纪录片《书记》(2010),导演是周浩。此片围绕一位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展开。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商引资,为了完成指标,面对各路财神,他也必须像个感情大师,以表现高浓度的情感,来拯救自己和这个县城。他与同伴在酒酣耳热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机智,那份诚恳和真挚,熟稔到了家。那是他献身的时刻,也是屈辱的时刻。

这位县委书记本来以为自己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欢迎纪录片导演来拍摄,但是目前他已人在牢里。有道是“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沦陷的不仅是家乡,还有这批家乡的官员。他们完全无力自救,也许只有更深地沦陷下去。

(财经新世纪)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