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王庭金,低调务实的民主运动人士

在中国30多年的民主运动当中,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代表性人物,以及更多的不出名的民运人士。家住安徽蚌埠的王庭金先生不是很出名,但却是一个低调务实的民主运动人士。

王庭金,男,195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五河县,1960年家乡发大洪水时随父母逃荒到约100公里外的定远县定居。父母以割草为生。王庭金曾在一所简陋的小学校里读了二年书,后来随小姐姐回到老家就读。初中二年级时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为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并准备加入共青团。但在这个时候,政治因素起到了压倒一切的作用。因王庭金的父亲是“黑五类分子”,王庭金没有当上学生会主席,也没能加入共青团。其实,王庭金父亲的“黑五类”身份是被别人胡乱上报而确定的。然而,从此以后,王庭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初中毕业后,王庭金虽然成绩优秀,但同样因为所谓的出身问题而几经波折才得以就读高中。1974年高中毕业后,王庭金回家务农。

此时,王庭金虽然刚20来岁,但曲折的生活已让他看到了许多的社会不公现象,并进而产生了很多的思考。在收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之后,王庭金与十几位有着共同兴趣的青年朋友一起探讨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感想。然而,就是因此,王庭金被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举报说一群黑五类子女公然宣扬要消灭共产党。王庭金当时就被带到了大队部进行审讯并准备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在这个危险时刻,一个非常钦佩王庭金的同学决心帮助他。当天夜里,那位同学先设计用酒灌醉了武装看守的几个民兵,然后等到下半夜,那帮大队民兵都在梦中比赛打呼噜时,他拎来一桶水,对土墙水浸锹挖手抠,硬是掏出一个墙洞,让王庭金爬了出去。另一位同学给了王庭金10块钱,就是凭着那10块钱,王庭金得以逃亡甘肃。为了避开各地盘查的民兵,王庭金经常是在山梁上、山坳里熬一整天,天黑以后才到庄稼地里,挖点土豆充饥。有一天黑夜他下山时,一不小心滚了下去,摔得浑身是伤,昏迷了过去。当瓢泼大雨把他浇醒,他已无力起身,只有任由大雨肆虐。后来他发起高烧,连续多日挣扎在死亡线上,虽有幸被人搭救,但在他的脸上,却永远的留下了一道伴他终身的、长长的疤痕,还有内心深处对共产主义的极端憎恨。在经过长时间的长途跋涉后,王庭金躲避到甘肃一个叫夏官营的地方。1976年,王庭金因为水土不服再加上天气原因染上重病,绝望之中,王庭金跑到一座山上等死。但上天怜悯,王庭金被一放羊老汉搭救,半个多月后身体才逐渐得以恢复。突然有一天,王庭金听到大喇叭广播说“四人帮”垮台了,才得以返回家乡。

1977年12月,王庭金参加高考并取得了400分的好成绩,但仍旧因为出身问题上不了好的大学,最后就读于安徽省宿州师专数学专业。1981年毕业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蚌埠市第十中学教数学。1984、1985两年的自由化思潮也给了王庭金极大的触动。1989年,他更是勇敢地走上街头声援那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

1992年,王庭金与安徽著名民运人士张林得以结识。基于共同而强烈的民主追求,他们一起开始了对中国命运的探讨和奋斗。1993年底王庭金参与了由武汉著名民运人士秦永敏主导的《和平宪章运动》。1998年,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王炳章回国组党,2月6日到安徽蚌埠,王庭金在与王炳章一起去张林父母家时被抓捕。稍后王庭金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劳动教养两年,被送往位于安徽宣城的南湖劳教所,在里面种菜。2000年1月7日王庭金解除劳教回家,6月到杭州与高长礼(又名高天佑)一起见到了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以及中国民主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王有才(当时在狱中)的妻子胡江霞等人。

从杭州回来后,王庭金受到的跟踪监视明显加强。在此期间,他一个在香港的记者同学劝说他考虑出国。2000年11月,王庭金摆脱了秘密警察的跟踪监视,坐火车从河南漯河与高长礼一起到武汉,再由武汉到云南。王庭金在老挝边境以旅游者身份出境时,因警方的协查令被边防武警抓捕,随后被带回蚌埠,被以“偷越国境罪”劳教3年。这次劳教是在宣城宝丰劳教所做刺绣和灯泡。其间,王庭金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操吃饭后劳动,完不成劳动任务即使到深夜也不准休息。直到获释前不久,王庭金才被调到较为轻松的统计岗位。

2004年11月,王庭金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家。他被告知不能再代课了,每月只发不到800块钱的生活费。虽然王庭金的父母早已过世,但家中毕竟有老婆孩子需要吃饭。王庭金有3个孩子,老大和老三是儿子,老二是女儿。大儿子已二十八九岁,没有结婚,工作也时有实无。女儿高中毕业后也没有工作。小儿子9岁。妻子因为带孩子,一直没有工作。依靠不到800元的生活费,全家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王庭金只好另外找了一份高考补习班的临时授课工作。因被警方限制到外地工作,王庭金一直从事着这份辛苦的工作,勉强维持着基本的温饱生活。

近几年来,王庭金力所能及地参与了一些民运、维权活动。但因他的低调务实性格,很多事情不为外人所知。

王庭金认为,民主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做专门的论述来谈这个问题。对中国民主运动事业而言,当务之急是促进各方的团结与协作,扩大并加强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面,多为将来的组织化努力,充分利用各种方式,不断拓展我们的活动领域和空间,力求更广泛地融入社会各个层面,与社会大众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话语和活动空间,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本文根据当面访谈结果整理,因条件限制未经被采访人审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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