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庭:公民知识手册(三)

十四,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概念

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用六个字概括了主权在民,这两个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用“民有、新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全部含义,这种解释,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定义。这一定义,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主权在民论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所有权的破产。主权在民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则。它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行为进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

但是,民主国家的权力分立显然不是三权分立这么简单,它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权力,这是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所以,民主国家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的制衡,还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制衡,还有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制衡,还有媒体与社会的制衡,还有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制衡,还有律师和检察官的抗衡,还有陪审团与检察官的抗衡,还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甚至还有人民武装与国家武装之间的制衡。这些制衡构成了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的免疫系统,使民主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在所有这些制衡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很多人都能看到当今世界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在悄悄改变。在以往,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基本上就是政府,而现在,很多活跃的民间组织已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了。发达国家暂且不说,就连中国大陆似乎也在搭车前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里面都有国内外民间组织的活跃的身影。尤其是在社会倡导方面,民间环保组织走在前列,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领域,积极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作用显著。近年来,社区维权、集体建房运动、参与式公益等公民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频繁,形式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有序的治理参与受到社会各方积极关注。

人民主权,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这些制度化的民主形式都越来越趋于成熟和完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公民把自己的权利出让给代表他们的人,由他们来施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虽然最初是出自人民的同意,但是却又有外在的意义。无论多么民主的社会,政府确实就象是一种外来物在管理自己一样。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对民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时人们发现,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可以决定和选择公共权力,而且意味着人民自己也可以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说,原来人们以为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现在人们发现人民也可以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原来是政府在管理社会,现在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共同管理社会,而且效果显然更好。于是,原来被称为“统治”的东西,现在流行叫做“治理”。公民的治理参与是体现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力的更为核心的内容,也是社会管理由“统治”转化为“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就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从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形成了一种新的制衡关系,公民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制衡。但是,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更基于一个更深刻的理念: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空间,只有当人们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政府才有存在的必要。世界越来越精彩,在这样精彩的世界里,任何全能政府都是捉襟见肘的,这就需要把更多的事务还给社会,还给公民自己。问题在未来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公民个人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任何公权机关都不要去做;非政府组织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去做;基层的公权机关能够做也能做好的事情,更高的公权机关不要去做,这就叫做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该条款授权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在当时,这主要是指国际性的民间组织。后来,人们将这一概念的内涵加以扩充,非政府组织就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了。世界银行则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

萨拉蒙和安海尔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而中国的政治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应该说王绍光先生加进来的这一特征属于画蛇添足,因为非政府组织只是意味着这种组织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它们不属于政府建制的一部分,也不直接受制于政府权威,至于公益不公益则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关系。非政府组织完全可以追求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行,不一定非要从事公益活动。给非政府组织强加一个公益属性,这是要求非政府组织伟大、光荣、正确,也许这种要求是崇高的,但确实是荒谬的。这就好比对律师的要求一样,中国官方总是要求律师做到公平公正,这种要求也许崇高,但比较荒谬,因为这不符合律师的属性,律师本质上就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就是和检察官做对的。当然,还有中国大陆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应该是非政治性的,这就更荒唐了。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而组织性地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或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它和政府的关系就是在法治精神下相互监督,相互制衡。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同利益集团一样介入政治,力图影响政府有关政策。非政府组织的本意只是指不是政府的组织,其实质意思在中文里面与之最相应的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不仅是指联合国体系所认定和接纳的民间组织,还包括其他各种民间组织,只要不违背法律,它想有什么特性都可以。 

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数百年来的迅速发展,以至全球化特征急遽显现,但是,财富积累依然是有限的,资讯渠道也依然是狭窄的,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水平也依然有限,那么,公民做为个人,其表达能力就必然是有限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公民权利即便在法理上非常充分,但是如果公民独自行使公民权利,社会发展状况尚不具备完全条件。在如此情况下,公民要想尽可能多地行使法理上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相互联系,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 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象草一样随时会被公权的利刃割掉。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 万个; 基金会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200 万至270 万之间。看起来似乎很多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平均100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4000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2000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2,600亿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款833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28.9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015%,人均捐款仅2元人民币。

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表面上看,邓式改革30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都是当局统治体系的“囊中之物”。中国大陆的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非政府组织,但它们表面上却又是非政府组织,甚至经常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参加国际会议。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这是当局的两难课题,也是民间组织的两难课题。尽管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也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非政府组织今后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

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之所以难以成为非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障碍。中国大陆法律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一个对应的政府机构做为自己的管理部门,得到管理部门的许可,然后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你必须做个好媳妇,也必须找个厉害婆婆。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资金门槛,政府规定必须有1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才能成立非政府组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也是人口多达13亿、企业多达数百万家的大国,但中国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只有22%符合全额免税的条件,而非政府组织大多是不盈利的,只依靠捐助开展业务,这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公正成分。公盟税务案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一不留神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在“天平”上的'“砝码”实在是太轻了。

十五,关于联邦制的基本概念

对于民主,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民主与专制的试金石,可以说多党竞争才是民主制度标志,可以说普选才是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但是很显然,自治在民主制度中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如果只有新闻自由、多党制和普选,而少了自治,那依然没有民主。大部分中国人谈起自治,想起的往往是少数民族自治,似乎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自治了,或者说再多谈下去就会犯政治错误,但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自治是无所不在的。1835年法国青年去美国考察了后出版了名著《民主与美国》,在书中托克维尔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审视了新大陆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的自治,他着墨很多,却赞叹不已。

人们在历史故事中看到的联邦制是这样的,一些邦国,或者一些州,订立契约,就形成了联邦制国家。但是如果以这么简单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民主社会的联邦制就目光短浅了。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空间,所谓自治,首先是个人的自治。只有当个人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最基层的乡镇;只有当乡镇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市县;只有当市县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省州,只有当省州的自治能力难以企及的时候,人们才把权力赋予国家,这就是自治社会权利和权力出让的序列。依据这个序列可以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各邦国,或者各州订立契约,建立联邦,只是自治的一个层次。如果没有自治,联邦制对于民主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就自治和现代联邦制的关系来说,自治是皮,现代联邦制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联邦制也正是从下到上逐级自治的体现。各州订立契约,形成联邦,建立合众国,这是明面上的事情。在此之外,人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现象,在现代美国的各州之下,虽然没有明文的联合契约,但权利和权力出让的序列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州和各城市相互之间实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联合契约,然后才能称其为州。再继续往下类推,就能推到个人自治的层面了。日本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它比美国只是少了一个各地方组成政府的明文契约,只是少了一个各地方退出日本国的机会,如此而已,换个角度看,日本的地方自治权一点也不必美国少。纵观其他各民主国家,有些是联邦制的,有些不是,但它们并没有离开自治,以及自治基础上的契约,只是有些契约是非明文的。英国连明文宪法都没有,照样是宪政制度,照样有无所不在的自治。问题在未来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公民个人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任何公权机关都不要去做;非政府组织能够做也乐意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去做;基层的公权机关能够做也能做好的事情,更高的公权机关不要去做,这就叫做自治社会,这就叫民主社会,这就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联邦制应该从最基层开始,市县组成联邦形成省州,省州组成联邦形成国家。

现今世界上的联邦国家,多数是在原来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体基础上联合而成,也有的是通过政治改革将以前的单一制国家解构或者说重组成联邦共和国。而联邦制就起源于过去的小共和国为增强军事力量和谋求共同发展的深切需要,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同盟。历史上的邦联,首要目的是共同防御,其次才是共同发展。它们的组织形式一般都很简单,最重要的机构通常是一个由各成员邦代表组成的议会,没有行政和司法部门。现代联邦制正是在吸取了过去邦联制的经验后,通过制度创新而形成的一种紧密的、现代的新型共同体。它的发明权属于美国。美国1787年宪法运用主权共和国组织政府的原则,来设计共同的政治组织,并明智地划分了共同体与构成单位的权力,赋予共同体足够的手段追求联合起来的好处,建立了一个直接对公民行使权力、三权鼎立的完备的共同政府,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邦联改造成了联邦——联合而成的国家。 联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自其诞生以后,人们不仅用它来将分散的政治体结合成统一的国家,还用它来在统一的国家中实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最早的现代联邦国家之一瑞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瑞士的境内,生活着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别讲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的人,但他们却结成了统一国家,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

缔造现代第一个联邦共和国的美国1787年宪法,在其简洁而庄严的序言中说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组成一个 更完善的共同体,以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的福利,并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寻找适当的政制安排,将小国的优点与大国的优点结合起来,使小国得到安全,大国实现自由,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多中心、自治、非集权,尊重多样性,保护少数,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正义”、 “自由的生活”、“国内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醒目字眼,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价值谱系。从200多年前现代第一个联邦制国家诞生到今天,联邦主义者在世界五大洲都留下了成功的足迹,发生了一场悄然的“联邦主义革命”,不是没有深刻而重大的原因的。

联邦制的概念大致是这样的: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联邦成员国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成员单位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概而言之,联邦制是关于自治、非集权、多样性的宪制安排,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共和制。它有两个基本的建构原则,第一,制定一部有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在全国政府与各构成单位(州、省、邦)之间分割国家权力。全国政府管理国防、外交、统一大市场等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项,其他与各构成单位人民密切相关、能够分别管理的一般性事项,都由各构成单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构成单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组织权。根据联邦制原则,全国政府与构成单位政府并不是核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 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力、职能范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独立,权力都有限制。各构成单位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与联邦在不同范围内分别 行使统治权,且各组成部分的权利并非由联邦授予,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单一制显然不同。

100多年前,当孙中山等前人致力于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时,曾提出了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而今天,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华大地贫富分化加剧,官民矛盾突出,部分少数民族人士的分离倾向也逐渐显现,台海两岸在统一问题上也远没有达成共识,灯红酒绿之下的人权环境与当今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许多有血性的中国人渴望完成前贤未竟的自由大业时,联邦主义的呼声再度浮出了水面,这似乎并非偶然。但是,联邦制是一种与我们的传统迥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建构政治社会的方式。无论是赞成还是拒绝,都必将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抉择。所以,不能不深思熟虑。关于联邦制的问题,并不是没到讨论的时候,而是讨论得远远不够。

首先必须明确,公民权利,共同价值,国家统一,社会和谐,这些对于中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相辅相成的。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共同价值,没有共同价值就没有国家统一,没有国家统一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当然,也有个别人漠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统一不重要,只要人民幸福就可以了,甚至扬言边疆地区独立了也无所谓。但是,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早已决定了未来,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就会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那么,中国究竟需要不需要联邦制呢?可以这样说,假如海峡两岸非联邦制不能统一的话,那就一定要实行联邦制,假如边疆地区非联邦制不能稳定的话,那就一定要实现联邦制。在现代文明下,我们不能愚昧到用发动战争这样的蠢事换来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也不能愚昧到在边疆地区实行镇压换来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找到政治革新的共识,那么中国不妨在逐级自治的基础上,依据契约论的原则重新构建,各乡镇根据经济、交通、地理、习俗和文化之便自由组合成县市;各县市根据经济、交通、地理、习俗和文化之便自由组合成自治省,各自治省再组成大一统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联邦制应该从最基层开始,市县组成联邦形成省州,省州组成联邦形成国家。至于大一统的中国是否需要一个联邦契约,其实并不重要,有一部总的宪法也许就够了。人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专政国家,行政区划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显然有历史的因素,而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多次进行了人为的行政区划改造。1949年后,中国大陆就进行过多次针对行政区划的改造,有些省被合并了,有些省则新造出来了,省以下的县市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现在看来,以前的很多行政区划都不是合理的,不仅于经济发展有害,而且造成了很多矛盾,不少地方出现过大规模群体械斗。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来过,未尝不可。就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人们有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而缺少地方主权意识,这一现状也为行政区划的进一步优化改造提供了便利和可行性。从基层开始重新进行国家政区的划分,不仅有利于保护各地区的传统文明,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可以遏制个别地区的分离倾向。无论那一个族群,对广大人民来说,他们所要的只是自由自主的生活,只有个别人士才有分离和独立的政治企图。当人民得到自由,而行政区划由人民自行决断的时候,个别人士的分离主义蛊惑将失去土壤。

另一个角度,只要能够保证统一,大一统的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多种模式的组合,在中原地区实行逐级自治制度,在边疆地区实行联邦制度,甚至可以留下邦联制的空间,这样的话,当自由充分浸染中华大地的时候,以前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也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回归中华,甚至日久之后,周边国家也有可能与中国建立就象欧盟一样的政治共同体。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有自由和民主,只要有价值共识,国家不但不会分裂,而且会团结得更好。欧盟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有自由和民主,只要有价值共识,多个国家也可以联合起来。

在中国大陆,联邦制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它甚至可以被上升到颠覆国家政权的高度。以上观点仅一家之言,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人士共同思考。

十六,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概念

军队国家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军队不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服从不参与对异议人士镇压,军队只听命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律所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

军队是有所有权的,列宁一直都在坚持这个思想,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军队确实是有所有权的。现在回顾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军队按其所有权可以分为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党卫军和国家军队。军阀的军队就属于私人军队,如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些大大小小诸侯的军队,而在近代,如北洋的军阀们。皇家军队是属于皇族的,比如明朝和清朝的军队。党卫军是属于政党的,比如纳粹德国的军队、苏联红军,这些军队带着意识形态的颜色,被政党绝对控制。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的士兵经常也担任保卫国家的责任,但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党既控制着军队也控制着国家,或者对控制国家有强烈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就成了私人、皇家和党控制国家的工具。用列宁主义的理论术语来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以上相反,国家军队则是这样一种军队,它不控制国家却属于国家,它只听命于民选政府而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它不介入国内合法的政治争端也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党的的控制。民主国家的军队就属于国家军队,比如美国,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与美国军队无关,谁被选为美国总统谁就是美军总司令,到了总统该下台的时候,军队也不会再表忠心去挽留他,一切按照宪法办事。

军队国家化在制度上通常有以下特征:

第一,是军队管理的文职化。在民主国家,军队属于国家,而国家主权最终应该在人民手里,为了使人民主权的原则在军队管理中得到确认,法律通常会规定军队的最高长官就是民选政府的领导人,军方领导人充当民选领导人的顾问并执行民选领导人的决定。文官统率军队不是因他是天才,而是因他是民选的代表,责无旁贷的承担指挥军队的义务。即使偶尔要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国防部长,也应由法律规定担任此职的军人必须在退役多少年后才能担任此职。美国规定军人必在退役10年后方可担任国防部长。

第二,是军队的职业化。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服役的人员不再实行无报酬的义务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业一样实行有报酬的雇佣制;军队不去从事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活动,如修路、修桥等公共建设活动,只一心一意专注于本职业的训练和建设。军人以军事为职业,不得经商,不得从事除军事之外的其它活动。军队内部非战斗人员的文职化、实行军衔制等。

第三,是军队的中立化。在现代民主国家,由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党和团体在军队中建立支部;军队必须与一切政党彻底脱钩,军人不得组成政党或加入任何政党。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军队严格保持中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国家在废除专制后确保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军队不支持任何政治观点和任何派别,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服从民选的国家领导人,不服从任何政党的领导。军人必须退出立法机关,不得担任议员。军人作为选民有选举权,可参加投票,而军人只有在退役后才可参加政党、充当政治候选人参与竞选,才可在政府做官,这也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在一个国家,军队的政治化程度越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军队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国,政变的可能性等于零,即使毫无军旅生涯的总统,也完全不必担心军人的反叛企图。军人不必为政见的分歧做无谓的牺牲,老百姓也免于战乱之苦,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同军队国家化密切相关。

军队国家化对于军队本身具有诸多意义:

第一,军队国家化可以充分保证现役军人的待遇和退伍军人的福利。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现役军人实行雇佣制,军人的报酬是有可靠保证的,同时也可以为退伍军人的福利提供法律保障,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福利固定下来,形成完善而明确的制度。这种对退役军人的福利制度在民主国家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军人在退役后就可以获得到大学进修的机会,这成为许多军人退役后的一种优先选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当这类的军队失去战斗力,或者遇到政权更迭,或者军队长官在政治斗争中站错对,都会导致部分军人的处境发生变化,有些甚至很悲惨。

第二,有利于吸收先进人才加入军队,提高战斗力。人才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现代化战争属于高科技战争,而高科技的武器需要懂高科技武器的人员来操纵,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能否吸收大量先进的人才进入军队,参与武器的研制开发,先进武器的操纵和使用以及先进军事战略思想的研究,对军队的发展无益具有不需言喻的作用。当中国军队成了国防军,有了法律地位,其军队的尊严也提高了,并且,现役和退役军人的福利待遇具有法律保障,就比较容易吸收优秀人才进入军队,对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是大为有利的。

第三,军队国家化可以使军人摆脱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对现代军人来说,重要的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掌握先进武器的应用,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相比,责任更大,专业化要求也更高,当他们的精力和时间都被用来学习政治文件,执行政治任务,那就会耽搁了业务训练和正常休息,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摧残了军人的人格。

民主国家普遍实行军队国家化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不仅是由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的,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比如,英国的职业军队创建于1642年,而其政党形成于1679年以后;美国军队建立在1775年独立战争中, 其政党则产生于1787年前后。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政党通常不是在革命的环境产生,而是在建国后由议会中不同派别逐步发展而来。从民主政党的使命来看,民主政党通常不领导颠覆性的革命、只参与竞选,进行合法的权力更迭,这也使其不直接与军队发 生关系。

与以上不同,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落后的国家,政党往往是在民族危亡中应运而生,政党不是产生在公开的议会,而是产生在秘密、非法的环境中;不是产生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而是产生在战斗频仍的革命时期。政党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革命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胜利,在革命胜利后要保卫胜利成果,因而必须直接领导指挥军队。比如共产党的中国就是这样,先是组织了共产党,然后共产党又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一来,共产党与军队往往是合成一体,天然地形成直接关系。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纪要中,规定过“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也由此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长期以来,这支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也被称为“共产党军队”。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将此总结为一句话:“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个总结比较形象,也比较符合事实。说这支军队是“人民军队”,这是因为人民养育了这支军队;说这支军队是“共产党军队”是因为这支军队只听从共产党的指令。事实上,中共建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利益方面多次出力流血,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确实多次听令于共产党内的实力人物,对党内的其他政治派别进行过支持或镇压。比如,“打倒四人帮”这件事,无论性质如何,其实质是一场有军事支持的政变;再比如,一九八九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军队国家化,这是迟早的事情,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中国社会远没有军队体制改革方面找到共识,这里面充满了艰巨和凶险,也是必然的。2009年1月19日,《求是》杂志刊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文章,称:在当前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形势下,铸造我军官兵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尤为重要。从徐才厚文中可见,连主张“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接受的,是敌对势力所为。可悲。

下篇 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种种中国式疑问

一,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吗?

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应当具有生存权,接受教育的权利,身体健康的权利,免受歧视的权利,当一个人成年,他还应该具有选举权,他可以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受迫害以及公正分配劳动成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示威和静坐权,游行的权利。而这些列举的权利其全部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每个中国人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做人的权利,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权利!

人权不是来源于某个开明君主的恩赐品,也不是由自以为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极权组织的给予物,而是自我们诞生之日的就天然具有的,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指出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这些属于天赋人权!

人权对于每个中国人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能平等的接受教育使身处贫穷的人也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公正的医疗保障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面对病魔束手待毙,诸如等等。然而,这一切基本的权利,靠什么保障?靠那些专制制度下的道德高尚者吗?靠不住,绝对的权力是人权的敌人,它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它本身就来源于对公众人权的剥夺。绝对的权力即便对人们有所施舍,那也是为了它自己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卑鄙的阴谋。毛泽东在1946年信誓旦旦地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1949年以后却一门心思地做各族人民的导师,以暴力和欺骗的方式强迫数亿人每天背诵他的著作,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曾一时心血来潮,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言论政策,但立即又发现这个政策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把放胆放言的几十万文化人关进“牛棚”,随后毛泽东居然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搞“阳谋”,而非阴谋;毛泽东曾鼓励“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这只是鼓动群众内斗,借刀杀人,目的是为了打到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果谁胆敢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矛头对准他本人,则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党员张志新批评毛泽东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临死前先被折磨致疯,被割喉致哑,这已是路人皆知。

绝对的权力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在没有监督的前提下能拒绝权力这种强腐蚀剂的腐蚀。在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虽然没有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一群人的领导代替了一个人的领导,只是一群人代替毛泽东进行统治从而演化成了一个统治集团。没有了毛泽东,却有了众多的小毛泽东。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众多的省委书记都成了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众多的县委书记都成了独霸一方的割据诸侯。压制信仰自由,强取豪夺,野蛮拆迁,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把上访者关进劳教所,把异议者关进精神病院,这都成了司空见惯。各级官员习惯于滥用法律对付那些妨害他们攫取利益的人,但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总是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6年2月1日曾这样批评国民党:“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 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 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 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看看中国人民基本权利常常被非法侵犯的现状,这些话在今天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那些胡作非为的共产党官员们。

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种种恶行,中国人民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用制度来保障我们基本的人权!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的政治权力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能真正的保障自己的利益。民主制度有什么用?能让老百姓免于被掠夺,能让贪官污吏难以伸手,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作为一个奴才和工具困苦而浑噩的过一辈子!

建立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据联合国的相关统计(2005年),当今世界的前二十位发达国家全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如果说,在经济上,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民主思想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在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拒绝民主制度和世界潮流就是背道而驰,必将引起大多数国家排斥。关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国家的异同比较,刘亚洲将军的言论可谓精辟,他说:“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如果说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和促进国家长远发展,那么残酷的社会现实更让这一目标显得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国,地火奔腾,暗流涌动,任何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这个国家所处的危机,严重的贫富分化所造就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使中国如同一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高压锅。1992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多数群众的生活不仅没有在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改善,而且要背负高房价、高污染、高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和高丧葬费用等各种负担,这些负担显然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和普通的平民阶层境况堪虞: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如果说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的感受是直接的,那么城市平民阶层和学生阶层也大多觉得活得很累。所谓“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失。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政府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且强行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共产品给“市场化”了。而这种“市场化”的压力即使是身处城市平民阶层的人民也备感寒冷。

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都形成了。特权盛行,腐败盛行,垄断盛行,权钱交易盛行,有权的就发财,有钱的也能当官,这已经众所周知。更为可恶的是,有权有势的又收买大批御用文人为统治者大唱赞歌,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都归纳为“中国特色”所致,而把各种见缝插针的掠夺行为归纳为“与国际接轨”。大多数观察者对中国大陆现状的判断是,为数不多的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特权组成的利益集团已经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失去了公共性,同时又使所谓的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政治决策为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所左右,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自由的表达权被悄悄扼杀,不得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很多为中国民主化呼吁的社会良心多次锒铛入狱,却又不为公众所知。至于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他们也和资本市场一起被权贵所控制,往往成为权贵集团操纵经济的牺牲品,甚至在民营企业家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赚一百万是自己的,赚一千万是家族的,赚一个亿就是共产党的”,至于基层行政人员,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成员,其家庭和自身同样不得不感受上面所描叙的各种伤害,不能幸免。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再到茶余饭后,人们都知道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网络上有一位著名妓女,叫流氓燕,她也很清楚地说过,不民主不行。做自由的人,为自己做主,为社会做主,这是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不是中国大陆人民需要不需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制度。也惟有如此,我中华民族才能与世界人民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要反对民主制度?

建立以宪法为框架,以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标尺,以三权分立,普选,政党竞争,言论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为内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人民的未来福利和国家的发展的无比重要性,任何一个对人民痛苦还报有同情态度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能看到中共领导人的反复声明,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公众,坚决不实行三权分立,坚决不实行多党制,坚决不实行新闻自由,坚决不实行军队国家化。那么,为什么垄断利益集团仍然对民主制度依然抱有强烈的仇视态度?事实上,理念的认知固然重要,而利益的取舍更决定垄断利益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经历“苏东巨变”后,各国共产党侵犯人民权利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都已昭示天下,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性也随之荡然无存。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但这些过程都是围绕权力体系进行的分赃过程,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底层民众大多不相信所谓共产主义的鬼话,而高层的统治者则花样翻新,借机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些都有效吗?没有。因为只有“特色”,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垄断和掠夺,没有公平和正义。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转化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几无长远政治理想的政党,只知道“发展”,只知道“稳定”,这就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廷了。

以前,中共领导人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权贵这座大山。邓小平先生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30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短。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幺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次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幺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权贵这座大山。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幺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国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权贵,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国的文化权贵都做了些什幺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民主人士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权贵”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着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10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主流文化权贵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权贵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权贵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然后,再说说政治权贵这座大山。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政治权贵主要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仲共党内的政治权贵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权贵。中国的政治权贵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30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30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幺?他们成了“草民”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神。有什幺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幺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幺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幺样的政治权贵。反过来,这些政治权贵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的“山”,不是白山黑水的“山”,是少量的人。中共建政60年来,权贵们通过前30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30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90%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今天中国的矛盾绝非中共所标榜的“社会生产和人民需求”,这一简单的物化标准显然是欲盖弥彰。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实是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和广大的人民的对立,也就是官民矛盾。这一矛盾的焦点就是对利益分配权的争夺。由是,我们似乎对特权集团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没有别的,特权集团就是出于贪婪而不愿意放弃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轻易的获取源源不断的利益,那么让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便有了挥刀自宫般痛苦。


三,中国人民有享受民主制度的前景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民主变革,在经历种种阵痛之后,先后从专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一系列变革被国际社会称为全球“民主第三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渐渐退去的同时,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又在酝酿,至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北非中东各国又出现此起彼伏的抗议运动,人们普遍地反对专制,要求民主。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的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该青年大学研究生毕业,只因经济不景气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在遭到粗暴对待后,该青年自焚抗议,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政府、社会生活的严重不满,当地居民开始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这是第一次政权因为民众抗议而倒台。由于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政变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紧接着,这股红色革命开始蔓延到埃及。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大批民众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一些地区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了血腥冲突。继而,“茉莉花革命”的骨牌效应开始传导至北非和中东的诸多国家,包括也门、利比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也门主要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游行,巴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伊朗举行反政府示威等等表。从这些国家可以看出一个共性,内乱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原因。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表。就突尼斯国家而言,2010年突尼斯的经济增长率为3.4%,失业率达14%,其中有30%是年轻人,另有资料指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52%;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4.5%左右,超过历史上3%的均值水平,侵蚀了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未就业群体。再说埃及,据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埃及目前有8000万人口,埃及的失业率9.7%,而失业者中,90%是青年。此外,该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2.8%, 40%的人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元。中东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类似社会问题。

更为主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普遍缺乏民主,统治者独裁,政府腐败。在经过长期与政治自由和民主无缘之后,民众普遍希望政治上的改革。例如在突尼斯,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23年,因高度集权、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遭受批评。长期以来体制僵化、改革滞后严重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本阿里的家族和朋党获得了垄断利益,民怨越来越大,最终令其彻底丧失了执政的基础。又比如巴林的示威者声称,他们希望获得更广泛的政治自由与彻底改革。他们还要求政府向议会移交更多的决定权,并结束王室对政府高层职位的垄断。至于卡扎菲就更不用说了,他执掌利比亚政权40年左右,并且在执政期间进行过恐怖活动,乃是一个疯子。更为恶劣的是,卡扎菲居然对利比亚起义的人们进行武装空袭,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比较贫穷,而特权家族和世袭家族则富可敌国,比如利比亚只是一个800万人口的小国,但仅仅卡扎菲家族存在别国的财产就达到800亿美元以上。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经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分析,认为都是革命惹的祸,都是民主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了。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我们再看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馀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其革命还在进行中,革命的后果还有待继续观察,但是可以断言,革命对北非和中东人民来说,只会更好,不会更糟。这世界没有比专制更糟糕的东西,也没有比“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更糟糕的东西。人们也许能一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所以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人民拥有了主宰自己的权利,只要人民拥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力,北非和中东各国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既然前苏联和前东欧地区的人民可以在民主转型以后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民在民主转型以后也一定可以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

好,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它有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苏联东欧的共产极权历史,也有数十年类似北非中东特权集团祸国的历史。数千年专制统治的经验,它有;红色极权统治的经验,它有,特权集团统治的经验,它也有。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别人取代它的统治,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在极力地防范人民争取自由,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例外,它防范苏联东欧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北非中东的转型模式在中国出现,它防范一切可能的民主转型方式在中国出现。但是人们能看到,中国具有前苏联和东欧曾出现的重重矛盾,也有北非中东正在出现的重重矛盾,这是要命的地方。过去的一些年,很多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认为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道路最难开辟,其理由或者归咎于宗教因素,或者归咎于文化因素,但现在北非和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些国家已经证明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自由的吸引力。结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永久遮挡住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目光,我们放眼望去,中国的台湾部分已经民主了,大陆部分没道理不行。

有点政治常识的人一般知道关于“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利益!普罗大众需要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障对自身所创造利益的公正分配权。而专制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则通过专制制度来攫取非法利益,他们需要保障并强化专制制度的存在,因为这比一切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更来得实在。通过专制制度确立的分配权对垄断利益集团的意义比建设一个人民政党更更为重大,基于这一利益的本能驱使让“中共组织”这一庞然大物不成其为一个信仰主义政党,也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其实质成为一个超越于政府,人大和法院之上的超级组织。垄断利益集团通过这一超级组织维持了专制制度的存在,从而保证了自身利益的源源不断。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说这句话还只是表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话。那么,现时但凡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来看,政府不过是民众推选出来管理公共事物的服务机构,那么执政权的更替就是一件极为正常的话。打个比方,这就仿佛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当然要剥夺其管理资格,换另一个物业公司。如果一个被业主认为不合格的物业公司说,那把我们公司的经理换个人,还得我们来做。那业主完全有权选择否定。特权集团并不这么看,他们把政权当成私人财产决不肯放手,他们身处现代,而思想却是极为陈旧。在他们看来,天下是父辈拿鲜血换来的,就要世世代代的坐下去。这一点,看看父传子的金家王朝和兄传弟的古巴则尤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如果说贪婪、短视和自私还不足让特权集团底气十足的话,那么对掌握在手的暴力机器的迷信则可让他们如打了一枝强心针,这一点可以从统治者对人民越来越习惯使用暴力可以看出。而科技的发展让“革命”表面上似乎变得困难许多,事实上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别忘记前苏联曾经是第二军事强国。

人们也许能一时忍受贫穷和奴役,但不会永久地忍受贫穷和奴役,这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经验。中国人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中国式的社会转型,这或许还不确定,但民主的浪潮一定会波及中国的海岸,这是确定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高贵者最卑贱,卑微者最高贵!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垄断利益集团获得利益是如此轻易,这让他们内心很容易膨胀,自以为能力超人,而他们时时处于自己缔造的封闭的独立王国中,也让他们目光短浅,不以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了解社会现实和世界潮流。内心膨胀和目光短浅的结合使特权集团无法认识到一个简单道理:放弃一部分利益固然使他们失去这部分的利益,却可以使他们保有自身的大部分利益,而要独占所有利益必将使他们失去一切利益,这一道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特权使他们短视,而短视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最终他们会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也没办法。

四,中国大陆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吗?

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有一种不太新鲜的说法: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不新鲜,是因为满脑子专制思想的袁世凯也曾以此作为他当皇帝的理由。抗战时期,中共新华社也唱高调反驳这种论点,说:“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的人并没直接说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就适合专制,但从他们列举的理由中我们不难看出持此论点的人是赞成专制制度。比如说:“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又比如说“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又或“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如此理由,不一而列。总之而言,在反对建立民主制度的人眼里,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专制制度的理由。

“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这显然是荒谬的说法,民主是一种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既是高“素质”的人应该拥有的,也应该是“低素质”的人同样拥有的。那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体现的是权贵集团内心的等级观念。在专制制度下,懂得民主、用言行追求民主的人都被称为民主人士,他们大多都在当局的监狱里,所以中国不可能等到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了民主人士了以后才去实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人的天性需要,它与人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人的高素质是由民主和法治熏陶出来的。如果谈到“愚昧”,当欧美国家在两三百年前实行民主的时候,它们的人民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国人不知要落后多少倍!然而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愚昧落后才需要立即实行民主,因为民主实践过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迈进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一途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一个乡下人对中山先生说,村里人没什么知识,而且不懂什么叫选举。中山先生反问:“老人家,您的小孩现在不认识字,但如果有人说,你的小孩不认识字,所以不要把他送到学校去,您觉得行吗?”这个乡下老人说:“那当然不行,就是因为不认识字,才有去学习。”

其次,“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实行民主不现实”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论人口,总量大的国家不少,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和平均资源少于中国的民主国家也比比皆是;至于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颇为荒谬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资源,人文诸多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相同。关于人口和经济发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印度的人口同中国差不多,建国之初和中国情况相同,其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实行民主50多年,也没有出现全国混乱。相反,没有实行民主的中国在5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政治动乱。这说明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人口多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导致的混乱。因此,实行民主与人口多少无关。

至于说“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的说法更是不通。的确,中国有漫长的专制制度统治时期,然而,过去是专制制度,并不表示中国现在和将来还必须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度过,不管是它是以君权神授或自任代表的理由。请问世界上,又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建立前不是实行的专制制度呢?法国,英国等等,这些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前都实行的专制制度;而受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人(台湾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华人)、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就不适合实行民主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民主制度适合在任何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实行民主与否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如果“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继续专制的结果就是今后的中国更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这岂不荒谬?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情是否具备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以达到一百多个,这些国家中既有数百年民主史的“古老”的民主国家,也有刚刚开始民主进程的新国家;既有经济实力超强的大国,也有经济实力弱小的小国;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习惯的国家,也有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兴独立国家;既有人口密度极大的国家,也有低广人稀少的国家。这一百多个个民主国家的国情所具有的多样性,使中国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正如古人说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二: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可以为大陆建立民主制度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帮助;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还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可以获得台湾同胞的帮助。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毅然开放党禁,还政于民,为启动台湾的民主进程铺平了道路。台湾的民主制度,不足固然不少,但其成果也是可圈可点,台湾人民比大陆人民幸福在于他们不但取得了令人艳羡的经济成就,更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民主制度统一中国”后,台湾人民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中将发挥极大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如民主选举等具体操作有了更多依靠;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和先进工具的运用,民主选举的操作性和透明化程度不断增强,从而显得更倾向于公平;资讯的发展让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先进的传播工具(例如互联网)也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提供广阔的空间。今天的时代不再是“豆选”时代或“马车竞选”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为人民运用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蹒跚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和时代符号。贫富分化严重,官民矛盾激化,吏治更加腐败。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企图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民间的活跃力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活跃在学术研讨会、互联网、民间教会和各种艺术展示活动中,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间社会的努力下,特权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正在积累,如果发展成政治危机,那么现在的统治方式是不可能延续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

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悟,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民主权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从中国大陆一些农村基层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公正选举的极大热情和参与感,而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得国人不在处于闭塞状态,他们可以共享和交流信息。一旦建立民主制度,这些将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同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让我国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外部阻力,而可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帮助。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早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国家的抵制,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国家都是专制国家,一旦有民主化的尝试,就必将遭受专制力量的联合围剿。这样的事例在现代也有,人们也许还记得二十世纪中期的国际局势,当“社会主义阵营”兴盛的时候,捷克和匈牙利等国进行了民主化尝试,确遭到苏联中国的联合打压,直至把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关进监狱才肯罢休。但是在今天,民主化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近几十年来,只有顽固坚持独裁的专制国家遭受国际社会制裁,而从没有见那个国家因为要建立民主制度而遭到“围追堵截”,当苏联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支持,当北非中东人民追求自由的时候,全人类都在喝彩。因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将是国际社会乐见其成的事情,中国民主化基本不存在外部的阻力,一旦开始民主化进程,世界各国给予物质和人员的帮助也是可预见的。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外部有利因素。

综合以上对“国情”的分析,我们便不难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现实条件。今后,最关键的就是时机把握和力量积累,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持久的政治反对。只要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前景就是光明的,除了枷锁,什么也不会失去。

北非和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已经表明,不管你经济发展得多好,也不管你有多少稳定的方案,人们对专制腐败的政府依然是不愿意接受的。“中国模式论”是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者普遍的模式,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就这么一路过来,走向了民主。只要敢于与命运抗争,就能改变命运。要相信中国人民也行。

五, 为什么政治反对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一种片面的政治观曾经长久地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即认为政治的本质乃是权力斗争,与普通人无关。在一个少数人掌握权力、而大多数人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的时代,这种说法貌似是正确的。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宫廷中一颦一笑一震怒,宫廷外可能有千百万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了,甚至可能无数人要为此流泪流血。但这是与普通人无关吗?显然不是。在专制社会里很多人似乎远离政治,貌似与政治无关,但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主动权而已,事实上,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也包括对生活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必须在24小时内传达到全国的工厂和乡村,数亿人要顶礼倾听,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但是大饥荒时代,中国大陆因激进政策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却总结说,错误只是一个小指头,成绩依然是九个指头,这就是亿万人的政治对毛泽东的影响。正是因为小人物的政治微不足道,所以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政治。另一方面,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中,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政治权利,在对政治的主动决策中就缺少了人民的身影,这时候,政治被缩减为统治者的个人欲望、宫廷贵族的冷血阴谋。丑陋肮脏的专制政治会促使大部分人努力远离它,以免遭它的伤害,所以人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油盐酱醋,只有衣食住行,只有生老病死,没有政治。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有意无意地讳谈政治,那么你自己就可以断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专制极权时代。

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是传统的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泄这样的政治观点,直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个世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这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制度化,至今公民社会已经渐渐成为现实,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已经初见端倪。在公民社会中,不仅权力是政治,权利也是政治。当公民们就公共事务自由发表看法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当公民们就谁当国家总统进行投票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当公民们因不满意某种社会现象而上街抗议的时候,他就是在从事政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即使至今也看起来非常正确。既然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共同利益而建立的,那么国家做为一个最大的、包含了所有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必然要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这才是政治最初的使命,而权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民主社会的政治文明才最接近政治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种“至善”的事业。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最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宣称出现政治反对派会撕裂中国,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政治既可以是拥护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也可以是反对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政治垄断就是只允许拥护某种政治主张,不允许反对某种政治主张,但是自己又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反对别人的政治主张,也就是所谓专政。反对派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事实,没有反对派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反对派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反对从来就是一个常态。政治本就是双方和多方的事情,并不存在反对派独臂擎天就能撕裂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如果国家和社会真的被撕裂了,那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当权者的事情。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权力的施舍,如果权力施舍不够,就会发生动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撕裂社会的责任归咎于政治反对是荒唐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六四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法轮功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跑马圈地和野蛮拆迁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美国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200多年怎么就没有撕裂美国?欧洲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促成了欧盟的统一?这是于建嵘先生必须思考的一些问题。

年纪大些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曾经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所有的事情都要政治挂帅,但是毛泽东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参与政治,进行政治表态,他要求人们跟着他的思路走,他要打倒谁全国都要跟着喊口号,谁不喊就是政治不正确,就要接受批斗。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路线后,放弃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刻意淡化政治生活,渐渐地,国人也由“政治挂帅”转为“不问政治”。但是中国大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了几十年后,巨大的社会问题出来了,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官民矛盾,所有这一切问题依靠现行体制已经无法解决,必须进行政治解决。但是特权集团不这样想,他们要在现行体制下求得稳定,求得发展,以利自己。他们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多余的权力和权利诉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抗议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中被完全剥夺了。在高压之下,人们的表达权利空间很小,各种诉求难得放大的机会,这就使人们的基本利益无从保障。但也正是在利益无从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也逐渐懂得了政治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想得到长久地得到这些利益就要进行政治反对。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政治反对就是油盐酱醋,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老病死。

对那些不自由的人来说,政治反对就意味者挣扎,这会给特权集团带来统治的难度;对特权集团来说,政治反对意味着被揭露,这会消解特权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如果政治反对的声音足够强大,民间就会更有信心,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如果当局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消解,它的信心、智慧和力量都会降低,此消彼长,总有迎来走向自由的那一刻。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世界上这么多民主国家都不是天生的,它们原来也是专制的,但是,人民在挣扎,在反抗,在进行政治反对,它们就民主了。苏联东欧曾经象专制统治的黑幕一样,但毕竟黑幕揭开了,人民自由了,这都有赖于勇敢智慧的敢于进行政治反对的人民。中国人民前面的道路虽然坎坷,但还是要走这么一条政治反对的路线。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列不会自己跑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特权集团,你不反对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和其他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新的平台,人们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比如“我有问题问总理”这样一类栏目,比如发帖和跟帖,比如私人网站和博客,比如微博和推特,这些新媒体的应用让国人直接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从中可以观察到,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度其实很高,他们甚至会切入一些看似很敏感的话题,结果导致“喝茶”,甚至被拘捕。在国人顶着压力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的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给官员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比如,官员腐败被网络曝光,代表委员出言不慎引来“拍砖”,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式的监督在过去主要是组织监督,而现在则是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而这些是,只有在新媒体时代才面临的课题。

中国几千年的皇朝都在更替轮回,至今不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皇朝更替轮回的方式,人们会发现,交替之际颠覆方式都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每一个皇朝的更替都不会完全重复上一个王朝的轨迹。皇朝虽会覆灭,但前朝的教训依然是最重要的教训,每一个当朝的统治者都会对前朝的教训有所警觉。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它会吸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教训,这就可以肯定地说,不到万不得已,共产党不会给反对派办报纸的机会;不会给反对派建立民主党派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靠卢布起家的,所以也轻易不会给你一个接受外援的轻松机会。中国社会的转型时必然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必然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界没有别的选项供我们选择。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可以说,有了互联网和新媒体,也就有了更多的进行反对的新机会,那么中国人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去改变现行的权力和权利结构。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极端的政治,只能是更加独裁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才是撕裂社会的权力根源。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是一种缺少了约束的政治。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如魔鬼舞动的长鞭,每一次甩动都是撕裂社会的一击。中国当今的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存在,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虽然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候。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反对派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不能叫专制统治者撕裂这个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相信,没有哪个专制政权能在普遍的反对中永远屹立不倒。权贵能把钞票存到外国去,也能把孩子送到自由世界去,但我们更多的国人不能,我们必须为实现民主这个事情负起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已经被奴役,生活在一个处处透着邪气的世界,但我们的子孙应该生活在一个正气的世界,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促使我们觉醒,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公民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以言轻而不呐喊,不以位卑而不争取,当争取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时,当争取民主的呼声震撼大地时,“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本文由国内部分维权人士集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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