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的上访之路

杨子立



  张居正是个精壮的汉子,之前是访民,现在做保安。我对他的兴趣从他的名片开始。他自加的头衔包括:中国政治难民,中国人权观察,中国意见人士。还有一副对联:“为正义身陷牢笼含屈受辱官匪笑,叹时下官场腐败民怨沸腾华夏哀”。此外还插进一行打油诗:“贪腐把人害,上访实无奈,中共不觉醒,江山倒得快”。

以下访谈中“杨”为笔者,“张”为张居正。


受害

杨:你有个宰相的名字啊。

张:我原来叫张建中,曾经被逮捕过,用的还是张建中,现在就叫张居正了,身份证也是这名字。这个名字好记,我的电话你也记一下,13522985908,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杨:你不是上访告状吗?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可能为防止上访,就把上访人行政拘留,关几天就放了,只有涉嫌犯罪才逮捕。你是怎么回事呢?

张:只能说现在官匪一家太黑了。2004年3月30号,我被村支书他们家八个人拿着大刀追杀,我被砍翻在地,头上被砍了四刀,四个手指头上的筋都被砍断了,你看看我这手,这几个指头现在还没有感觉。当时我血流满地昏死过去。出院后我的手被鉴定为轻伤,我到各级政法部门告村支书,只有他弟弟被刑事拘留了,后来也没事,其他人都没有追究。我父母到派出所要求立案被警察骂了一顿回来了。我一看村支书在当地有钱有关系,镇委书记就是他家的靠山,就直接到北京上访了。当年4月底,上访一回来就被派出所长骗到派出所,强行塞到警车里送到看守所,直接就逮捕了。我的罪名是“涉嫌故意伤害”。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是个受害人,怎么反而成了罪犯?他们八个人拿着大刀渔叉要把我砍死,我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抵抗,他们在砍我时我抵挡中他头上划个口,这能算故意伤害吗?村支书跟镇党委书记都是一伙的,所以才报复我。他们实在没证据,关了我三个多月,逼迫我家人办个取保候审把我放了。

杨:你为什么跟支书家结仇呢?

张:他贪污腐败,我和群众告他,所以就成仇家了。

杨:有什么具体的贪污的事吗?

张:那多了。比如说我们村有个窑厂和沙厂,十几年的承包款都进了村支书的个人腰包。还有路边的树都被他低价卖了再吃回扣。上级发下的退耕还林款也被他私吞不少。群众早就在告他,但他娘家有人在县政法委,所以告不赢。他跟我仇气大还因为我养猪。我们是邻居,他嫌猪粪臭就给我家的猪投毒,我告到公安局,他们只当邻里纠纷也不管。

杨:你既然都被拘留过了,为什么不怕他们整你,还要继续告呢?

张: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1993年我骑自行车被汽车撞了,十几天后才醒过来。当时都把我送到太平间了,医生也让我父母准备后事了。所以我后来就没什么怕的,专门告他,到市里、省里、北京一直告下去。

杨:你在看守所里有没有挨打?

张:打得还不轻。一进门牢头狱霸就欺负我,后来我趁牢头吃饭的时候不注意猛的给他一拳就把他耳朵打穿孔了,他不再敢欺负我。后来给我调号,到新号还得打。关键是看守所和派出所都是连着的,狱警打我,也指示犯人打我,我被折磨得都快崩溃了。有一天病重,我被抬到号外的草丛里,刘法医对我说:这里死个犯人就像死个小鸡,打死烧了连尸首家属都见不到,最后给检察院报个正常死亡完事!我在看守所见过的折磨人的花样可多了,比如互相打,蒙头打,强迫手淫,牙刷捅肛门,还听说有警察强奸女囚的事。我受折磨的消息传出后,家属被迫签下屈辱的和解协议,写下“既往不究”。就这样,我被白白打残了,还得自己花钱治,因为上访又白白坐牢。家人还得请客送礼赔笑脸,哪有天理呢?我斗不过人家,所以还经常遭到村民嘲笑,这也是我非要上访的原因。


上访

杨:你谈谈上访维权的经历吧。

张:2004年8月我被释放没多久就进京上访了。当时我揣着46块钱,买张站台票就来了。我先后到过国务院、国家信访局、人大和两高的信访处、公安部、中纪委,甚至解放军的总后勤部都去过。河南省的公安厅、纪委和监察厅也找过。我还不断地写信、申诉、检举控告。我给国家主席胡锦涛、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还有我们县委书记都写过信。我还给中央政府、县政府写过公开信。还向全国人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写了控告信。

杨:你到处上访,有没有什么结果呢?

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结果,那个村支书撤职了。但他们勾结打击报复我的事还是没解决。我后来再告状时,他们把我原来鉴定的轻伤改为轻微伤,这样就不容易追究凶手了。现在我已经不再直接告村支书了,而是告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检察院非法逮捕我。这就更难了,告了这么些年也没有结果。

杨:有人截访吗?

张:信访局总有人截访。2009年“两会”期间我又去了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发表的人把我的证件交给了一个男的,我当即又夺了回来。访民们都呵斥他,那个截访的恶狠狠地说:“看你出门不,出来整死你”。接待的那个女的态度还不错,我出来也没见到截访那人。但我经常见到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访民。就那天来说,就见到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蜷缩一团的妇女,等着截访的车拉走。我在上访村当保安的时候就几乎天天看见被打的访民。

杨:别的访民总是被截访的人拉回去,甚至还出现过邯郸的上访老人被半路打死扔下,你在上访的时候为什么没被截走?

张:我第一次来北京上访没经验被南阳管截访的送回家了,因为我非要交上访材料,他们很生气,一回去就把我逮捕了。后来我常年生活在北京,还有工作,也有上访经验,所以没再被截走。

杨:许多访民都变成了维权者,你是不是也这样?

张:是啊。我跟许多访民很熟。访民的痛苦我很清楚,我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信反映访民的痛苦。主要的还是要替老百姓说话。我控告我们村干部一个亲戚毒死他爸,给县委县政府写集体签名信救助贫困户老两口,向县长书记检举用人上腐败,举报邻村村支书贪污腐败。你看看我写的材料,里面有很多建议书、请愿书、检举信。虽然都没管用,但我也得写!网上搜搜你一搜“社旗县”“公安局检察院”就能找到我的控诉材料。我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说的都是真事。我给县长、书记、政法委书记经常打电话,虽然他们嘴上同情我,但问题还是不给解决。

杨:你检举控告害你的人可以理解,怎么还写建议书呢?

张:现在访民无论多么冤,要么被踢皮球,要么被打击报复,这是体制问题。我家里穷,高中没上完,但我也看过不少书,有些想法。早在1999年,我第一次来北京,除了想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还想交一封建议信给政府。当时我来到中南海的北门,问值班武警能否把信交进去,可是我没认识的人,他就让我到永定门的“两办”,那是我第一次到国家信访局。后来我对贪污腐败了解得越来越多,就想写写建议信,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治理腐败。你看看材料,有写给胡锦涛的,也有写给各级政府的,也有发在网上的。

杨:你写给政府的建议书和控告信里基本每篇都有“相信党相信政府”,可你的名片和揭发材料又痛斥体制黑暗,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给政府写材料,要是写上根本不相信它,它更不会理你。我一开始还希望我的事情官方能给解决,后来发现靠告状很难解决。他们说我总上访是一根筋,我就是一根筋,明知不行,我也要告下去。除了上访,我还希望能做些民主维权的事情。


生活

杨:你上访这么多年怎么生活呢?

张:我刚来北京摆过地摊,后来经人介绍就到北京南站的上访村公园当保安了。后来修建新的北京南站,公园被占用了,我就离开了。从那里出来后,主要还是做保安。先后在侨园饭店、教育部、交通银行、东城区政府还有一些企业干过。中间我还在于建嵘老师那里干过一段,帮他登记来访的人,给访民发过材料。还是于建嵘老师劝我不要总上访,要找个工作从长计议。但我每次都干不长。给企业干待遇低,活累;给政府干保安还舒服点——可一旦要办手续,他们发现我曾经是访民,就不让我干了。

杨:他们怎么知道你曾是访民呢?

张:只要你到北京上访,你的材料就被录进一个系统,而且都是联网的。只要你在黑名单里,他们一查,你的情况就都出来了。现在我要是住旅馆,只要一登记,人家就会知道你是访民。紧的时候旅馆都不让你住,或者警察很快赶来就把你抓走,送给当地政府截访的。

杨:你本身就是访民,怎么还到上访村当保安,那岂不要专门对付访民了?

张:我当时负责在上访村公园的治安。我自己就是访民,所以对那些露宿在公园里的访民都很同情。但上级非要清理他们,我也得劝他们走,我不会打他们。有些访民被遣送走不久又回来,时间长了跟我都认识了。有一次,一个河南妇女被一帮截访的打得很惨,然后推到一口井里,她撑在井口看见我大喊:“小张救我”。那帮人跑了之后,我打120,120一看是没钱的访民见死不救就走了。后来领导叫来999才送到医院。

杨:那你在上访村公园经常看见打人了?警察会管吗?

张:经常看见截访的打人,有时他们把人打死了往那一仍就跑了。有个重庆的老头被两辆车扔到了公园里,脖子上还有刀割的痕迹。我们负责的地面上出事了总得过问,我就常打110和120。警察来了通常就是把访民带走遣送回去就完事。被打得昏死过去的拉走之后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你看我写的《上访村见闻录》里这类事记录了好多。

杨:访民会集体反抗吗?

张:会呀。有一次在最高法接待处门口,一个河南上访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访民们围住了截访的警车,给车放了气,并朝车仍石头、煤渣、剩饭,后来警察来了他们才走成。访民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比如有人叫要去天安门,想去天安门的就跟他走了。所以经常出现一大批访民在某个地方请愿。人多的时候会同时好几拨访民到不同的地方,警察们就忙不过来了。上访村公园就是访民出发的源头,这也是要把公园清除的原因吧。

杨:你在政府部门当保安也要被迫对付访民?

张:机关部门跟访民打交道不那么多了,但我也尽量帮底层老百姓。我在东城区政府当保安的时候,还赶上传说中的茉莉花,被派到王府井附近执勤。当然除了保安还有无数警察便衣。上面要求一看见像访民的就要赶走,我就对我带队的那几个保安说,访民也不容易,只要不闹事,就别赶他们。在教育部的时候,有一帮争取高考公平的家长准备去抗议。政府知道了,连夜调来一大批警察武警,就等着他们来了抓人。我正好认识组织者,偷偷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别过来。

杨:你就这样一直当保安吗?有没有社保?将来有什么打算?

张:我当保安一个月往好里说能挣一千五。每干一阵,我就不干了,回家休养一段,然后再来北京继续找活干。回河南的时候我也没闲着,这次就准备找河南省委省政府。我干的都是临时工,哪里有什么社保?现在我也不再想干保安了,累人不说,没什么出息。要是你有门路,我跟你干维权好了,有口饭吃就行。


附记

  张居正从自己的材料中复印出厚厚一叠,郑重交给我。里面有给各级政府部门的申诉状、控告书、检举信、请愿书、建议书,还有逮捕、释放、鉴定的通知书,以及所见所闻的访民情况。尤其是他的《上访村见闻录》可以说是一部访民受难史。张居正的经历见证了中国的受害者成长为维权者的道路。相对于杨佳,张居正还是理性的访民,他目前还是用纸而不是刀来反抗。但只要普遍的司法不公继续存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体制的对立面。


2012年10月8日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9期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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