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警惕“经典法西斯”

本文所说的法西斯,不仅仅是指法西斯主义理论,而是指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必然有其理论、群众和领袖。譬如说,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其理论是纳粹主义,其群众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其领袖是希特勒。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

一、从“次法西斯”到“经典法西斯”

余世存在2004年发表的《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一文中,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他写道:“后极权时代过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反专制的最后决战阶段,如六四民运人士乐观预言过的,反而进入了一个急剧右转、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极左专制的极权主义、集权主义等抽象过的政治定义,如以感性经验概括,这个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

2008年,余世存修改了“次法西斯”的定义:“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

同样是在2008年,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一文。他说:“2002年,我曾猜测中国会变成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个成熟的法西斯国家。”“尽管他们依然自称共产主义者,而且共产党依然统治这个国家,然而经典法西斯主义(classical fascism)应该被作为尝试理解中国的起点。想象一下法西斯革命50年后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应该已经死掉了,而经济法西斯的国家基本保持了下来,法西斯党牢牢控制政权,意大利会由职业政客治理,他们是腐败精英的代表,而不是那些参与‘向罗马进军’的虔诚的法西斯信徒。它不再是一个基于个人魅力的体系,而是几乎完全基于政治压制;领导人像是商人,虚无而不是理想主义,他们会不断公式化的唤起‘伟大的意大利人民’的自豪感,‘无休无止的教导复兴祖先的荣耀’。把口号里的词换成‘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熟悉。我们当然不是在对付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是,……他们在做相反的试验,一边牢牢控制政治权力,一边允许经济实体有相对的自由空间。他们的政治手法和欧洲法西斯80年前的办法非常相似。”

“与毛泽东那样的传统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不同,毛根绝传统文化,代之以呆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的中国热烈的、甚至是狂热的拥抱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光荣。……然而1920和1930年代的法西斯领导人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招数。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城,以给古代的光荣提供一个戏剧性的视觉标志,……希特勒钟爱的建筑师在第三帝国上下到处修建新古典建筑,他喜欢的歌剧作者举办节日来庆祝传说里的古代德国。和欧洲的法西斯先辈一样,中国也是基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来支持自己在世界扮演主要角色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当前的实力,或当前的科学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扮演受害者一向是法西斯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中国感觉遭到背叛和羞辱,寻求对历史创伤加以报复。这可不像是不安的标志,而是超级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一直是所有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政权的核心内容。……这是一个成熟的法西斯体制,它不是狂乱的群众运动,现政权也不是由革命狂组成。”

余世存和麦克勒丁说得非常好,引人深思并回味无穷。但是本文对于“次法西斯”和“经典法西斯”的用法,将不同于上述两位作者,笔者不是用它们来定义“时代”、“社会”、“国家”、“体制”,而是定义一种政治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且,笔者不完全认同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

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目前的当权派是“专政右派”。但是,“极右专制”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经典法西斯主义首先都是一种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然后才转变成一种专政、一种获得相当一部分民意支持的政治体制,例如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脱离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极右专制”,与现代法西斯主义无关。在前现代有许多皇权专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右翼的军人专制,例如韩国的朴正熙政权、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但这些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广泛使用过社会法西斯主义主义一词。当把它用于苏联时,主要还不是说苏共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警察专制,而是说它肉体消灭几百万“富农”,对车臣等少数民族实行全民族迁徙,三十年代揭发“人民公敌”的群众运动,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等等。当把它用于中国时,也主要不是说毛继承了“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那样的话,直接说皇权主义、专制主义就可以了,而是说他还实行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和“群众专政”。笔者在下面将指出:在野的法西斯运动都有其“形左”的一面,上台后才会彻底表现出“实右”的本质。

当麦克勒丁“想象一下法西斯革命50年后的意大利”时,就说明他所谓的“成熟的法西斯体制”不是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体制,而是一种头脑中的“理想形态”。经典的法西斯恰恰就是“狂乱的群众运动”和“革命狂”,是“那些参与‘向罗马进军’的虔诚的法西斯信徒”,那些参加“啤酒馆暴动”的纳粹分子,那些在“二二六”兵变后被处决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和北一辉式的民间法西斯分子。经典法西斯的对内政策是“一边牢牢控制政治权力,一边允许经济实体有相对的自由空间”,对外政策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扩展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由于这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使得历史上的“法西斯革命”没能生存到“50年后”。现在的中共领导集团,还不敢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孙子”策略,还不敢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脱钩”,至少表面上还在讲“和平发展”、“建设国际和谐社会”,因而遭到中国法西斯分子的抨击。法西斯运动和宪政运动,都是当下中国的政治在野势力,但二者南辕北辙,走的完全不是一股道。对于现行体制和现政权,笔者已经从宪政运动的角度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批判;本文则着重剖析一下中国法西斯运动,这一运动目前正在力图实现从在野派到当权派的转化。

当“六四”刚刚过去,何新开始鼓吹国家主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便萌芽了;当《中国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网络上充斥战争叫嚣的时候,说明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现在,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这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

二、在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被打上了“右”的烙印,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左”的参照物——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或者统称苏维埃主义。前者鼓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后者鼓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解放全人类”;前者鼓吹国家对于经济的统制,但仍保留一定的市场自由,后者鼓吹彻底的计划经济;两相比较,自然是后者更“左”。然而,二者当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势力,而是对于现行体制和现行秩序的“革新势力”。对内,它们都反对胡适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对外,它们都反对一战前业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和一战后刚刚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在野的法西斯主义,通常比当权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左一些。

1920年纳粹党宣布的《二十五点纲领》称:“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我们要求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得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这里面的许多主张,到现在都可以视为偏左的社会政策。

然而,希特勒上台以后,马上就抛弃了期待“经济革命”的纳粹党“老战士”,他说:“在经济领域内,……进步只能逐步获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生存的基础。”虽然大部分纳粹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人数已达几百万人的冲锋队。冲锋队头子罗姆说:“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于是,希特勒为了获得军界与企业界的支持,枪毙了罗姆,解散了冲锋队,正所谓“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北一辉与墨索里尼一样,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当过《阶级斗争报》的编辑,北一辉则自费出版过《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北一辉思想的代表作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除了卷一谈天皇制,卷二《私有财产限度》,卷三《土地处分三则》,卷四《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卷五《劳动者的权利》,俨然是一部左翼著作。书中主张:私人生产企业的限度,为资本一千万日元。超过限度的生产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日本国民一家拥有的私有土地限度,为时价十万日元。对上述“私人生产企业”和“私有土地”的超过限额部分,国家均以三分利公债为代价实行征收,但所付公债不超过私有财产的限额。天皇交出的土地和国家征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后者需分年交付一定的偿金。关于工人,“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工资照付。“受雇于私人生产的工人,应按纯利的二分之一分红。”受雇于国家生产的工人每半年进行一次额外分配。内阁设立劳工省,劳资纠纷由劳工省按法律裁决,“私人生产者和工人必须一律服从”。此外,还规定了各种国民权利,如国民从小一律享受十年教育,孤儿和孤老残疾者由国家抚养,等等。

北一辉认为:日本存在着两个基本社会阶层。一个是社会上层,由军阀财阀与政阀组成;一个是社会底层,由工人、农民与城市贫民组成。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压迫社会底层,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建立“维新政权”呢?北一辉主张最上层的天皇与底层携手,发动反对社会上层的革命。(类似于几十年后毛泽东与造反派携手,发动打倒“走资派”的“文革”。)他说,改造日本的途径,是“天皇与全日本国民一起共同确定国家改造的根基,为此,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内停止实行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颁布戒严令”。“以国民为本队,而天皇则为号令者”。按照安部矾雄的说法,就是“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把天皇与国民联系起来的现实纽带,是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军人和在乡军人。北一辉的主张获得了一部分中下层军官的支持,1936年“二•二六”叛乱部队的《奋起宣言书》称:“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此国体之元凶。我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冥助。”

发动“二•二六”叛乱的军人是所谓“皇道派”,最后镇压叛乱的中高级军官是所谓“统制派”,两派同属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阵营。它们的分歧在于:第一,关于国家改造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以合法手段进行;而皇道派,特别是其中下级军官,坚持自下而上地一再搞非法的政变。第二,是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要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如板垣征四郎所说是“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

法西斯领袖掌权后迅速向右翼靠拢,有其内在的逻辑。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至上论”,希特勒曾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牺牲社会底层利益,让其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和“最高利益”,乃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上台执政,必须争取底层群众的支持;一旦掌权之后,为了“保卫和扩张国家利益”,就需要克虏伯和三菱的军火。如果继续坚持针对财阀的主张,如希特勒所说就“会危及我们生存的基础”,因此,在北一辉的“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中舍一取二,或者只采用他的“国际无产者”斗争说,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北一辉曾说:“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给日本的是散在的小岛屿,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难道它没有以正义的名义,为从英、俄的独占下夺取领土而开战的权利吗?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斗争,却偏偏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看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在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中间,也存在着类似于“希特勒—罗姆”、“统制派—皇道派”的分歧。其中的一派自称是“中国公民”派,主张调和国内矛盾,致力于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另一派则鼓吹“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他们知道中国还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实力,也不准备主动挑起国际事端,但仍极力鼓吹,“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因为他们的真实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真正的兴趣是“整肃思想”、“重组经济”,以“外国代理人”、“汉奸”的名义打击政敌。可以把这两派简称为“攘外派”与“安内派”。只讲利益,不讲道德;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人为树敌,煽动仇恨;则是这两派的共同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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