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下岗工人逼成创意大师?——网上维权升级到创意版的反思

汝昌盛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不仅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批上访维权的下岗工人成为创意大师。民间说“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现在上网也不好使了,网上维权已经升级到创意版。没有创意的上网,得不到网民的围观,就得不到传统媒体的呼应,进而得不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靠领导“批示”,没有创意的维权是得不到领导“批示”的。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期间,又一个下岗工人创意大师产生了。2012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天涯、猫扑等多家社交网出现一个内容基本相同的帖子,但标题不同。一则标题是以“南京大屠杀,鬼子杀我30万同胞”为引题,主标题为“辛庄大屠杀:又杀我30万对海参宝宝”;另一则标题是“暴力强拆——杀光、抢光、铲光”。

  “鬼子”是谁?2012年8月17日8时许,山东招远市国土局副局长杨桂杰和辛庄镇副镇长吴清文带领300多人,像“鬼子进村”一样闯入陈秉红的海参育苗场,他们绑架了陈秉红的爱人孙福亮等五名亲属及一名邻居,塞进警车押到当地公安派出所。8时30分,陈秉红从龙口市中心医院打车回家取钱给弟媳住院生孩子用,她看到现场有警车、救护车、客车、铲车、挖掘机、高压电力抢险车和数辆摘掉牌子的车辆,并得知亲人被抓走,马上打电话向“110”报警求救,“110”不但未出警,她自己也被塞进警车押到派出所。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5个多小时,直到下午1时多被释放。这时候孙福亮夫妇发现自己的海参育苗场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池塘里的30万尾海参被活埋,地面价值千万元的厂房被夷为平地,几百万的设备和物资被洗劫一空,家人的身份证、孩子大学入学银行卡等证件、现金、首饰、衣物、食物、生活用品,所有东西都被掠走,导致他们无家可归。

  孙福亮与陈秉红夫妇曾经都是下岗职工。2001年,省政府大力扶持海产品养殖业,政策宽厚,审批手续从简,他们响应号召,集家族之财力,来到辛庄镇东良村与村委会签订了30年承包合同,租用29亩海滩地建海参育苗场,先后投资500多万元用于基础建设。现在招远市要在海滩建设“金都海天大世界”旅游项目,市国土局与陈秉红夫妇洽谈拆迁补偿问题时,要给360万元,并在另地加批十几亩海滩地,陈秉红夫妇接受了这个条件。2012年5月25日,国土局副局长杨桂杰与孙福亮达成协议:“将委托有关机构对其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经双方协商在补偿金额都能接受且于2012年6月15日前全部付清给孙福亮的情况下,孙福亮同意于2012年6月16日拆除育苗场及相关设施。”但是,招远市政府违背协议中的承诺,在没有财产评估、没有兑现“加批”海滩地、没有双方“都能接受”、没有兑现一分补偿款的情况下,使用了流氓和黑社会的手段,一边通过“中间人”逼迫孙福亮另签补偿协议,一边在22天内连续下达了违法占地处罚、违章建筑处罚、环保罚款、听证会和行政复议的通知,在孙福亮夫妇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进行了暴力强拆。

  孙福亮的“大屠杀”,属于“标题党”类型创意;天津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讨工钱,属于“移花接木”类型创意;抚顺市老汉站在自家房顶上举国旗阻挡暴力强拆,属于“爱国主义”类型创意;湖北十堰下岗工人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救出被关精神病院14年的上访人郭元荣,属于“娱乐至死”类型创意。无论什么类型的维权创意,只有摸到受众的“兴奋点”才有“卖点”。孙福亮“大屠杀”帖子的“兴奋点”在“仇日”上,融进了“南京”“鬼子”、“30万”、“三光”等历史元素,容易吸引“保钓”愤青的围观。彭宝泉“女子卖身救父”帖子的“兴奋点”在“孝”字上,为了对父亲尽孝心而不惜卖身,其创意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还有“年轻美貌”、“有文化”、“处女身”三个价值取向要素做支撑,这样的创意能不给力吗?

  “女子卖身救父”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毕竟还是谎言,加上“善意”二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一个医生欺骗一个癌症患者一样。彭宝泉面对当今社会“被精神病”这个癌症,他不得不策划“新闻点”,以引起更多的人来围观,再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虽然,彭宝泉的谎言没有法律上的“恶意”,也不对网民造成伤害,在“公共利益”成为我国立法原则的背景下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是,依靠“黑色幽默”来维权,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创意是一种高智商的脑力劳动,其知识和信息准备、运用过程及其复杂,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本应该是文化传媒公司和公关策划公司干的活,现在让下岗工人来完成,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是谁把孙福亮式的维权下岗工人逼成了创意大师?

  一、根本不存在的“法治国家”,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信访办这个机构本身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而中国的信访制度,是继承了封建社会告御状的文化传统,试图用行政权力救济替代司法救济,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国的上访案件绝大多数是涉法案件,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救出的上访人,从被关进精神病院到被放出都是靠领导的一句话“批示”。

  二、根本不存在的“正常上访渠道”,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笔者曾经在《民主中国》发表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成为正常上访渠道”一文中说到,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是指通过当地政府信访办向当地领导反映问题,但信访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门,只能在上传下达、左右协调过程中充当“控访办”和“截访办”,他们的职能就是把秦香莲的上访信转发给陈世美。在很多信访案例中,一些政府自身就是矛盾的制造者。孙福亮之所以成为策划大师,因为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面对孙福亮的上访,要想政府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比登天还难。即便政府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由于政府官员认为上访就是闹事,就是精神病,就是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加之出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考虑,对上访人员推诿欺瞒甚至镇压的情况屡见不鲜。深圳市四大政法机关做出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其中明确规定越级上访就是违法。这个通知只对上访者的行为作了限制,但对接访者的“非正常接访”的行为却没有任何界定和约束处罚措施。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一条弯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它是走不到头的,只能走进驻京办、上访学习班、黑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甚至连自己的家也被变成监狱。为了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得到中央领导的一纸批示,访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勇闯美国使领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说理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是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王立军如果不去美国领事馆上访,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但是,勇闯美国使领馆的成功概率,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低。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孙福亮进京上访,在进入战争状态下的北京,坐出租车都要登记,他无法靠近国家机关,别说闯美国大使馆,就连公交车到天安门广场站点都不停。所以,孙福亮只能在创意上寻找突破口。

  三、根本不存在的“舆论监督”,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和有选择性的监督,因“新闻纪律”规定,对同类新闻不可连续和集中报道,新闻记者的麻木和冷血就是从这里来的。孙福亮在北京找中央媒体投诉,人家说中宣部有禁令,十八大前后不报道强拆案件。具有戏剧性的是,彭宝泉本身就是一个“被精神病”。2009年4月,他因拍上访群众集会的照片被关进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与郭元荣是“病友”。 彭宝泉的妻子在网上发帖救丈夫,在全国网友“围观”下,几天后便得以出来,但他仍记挂着那位叫郭元荣的“病友”,在他眼里,郭“看上去是正常人。”彭宝泉模仿妻子在网上发帖就“病友”,但初级版的维权已经不灵了,他的帖子“放在网上半年没反应”。找记者,记者“觉得没有新闻点”。在围观不给力的情况下,他认识到维权“需要不断创新”。郭元荣被“强制治疗”14年,当地媒体失声14年,外地媒体又有“不准跨省”的难言之隐,只能以“没有新闻点”来搪塞,舆论监督变成了“22条军规”。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2010年末《南方周末》上的一个大标题——“围观让媒体更有力量”,这个标题反映的是事实,也很精彩,但不符合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和规律。正常社会的媒体应该是“船头的瞭望者”, 不能把彭宝泉和孙福亮推到船头上,应该是“媒体让围观更有力量”。

  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连中国的左派都知道这种“错位现象”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但党的“斯巴达”已经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笔者坚信,随着中共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全民创意时代,到那时孙福亮夫妇不必再养殖海参,可以与彭宝泉及天津女民工合作创办一家创意公司。笔者提醒刚刚登基的“七常委”,要重温1989年12月21人罗马尼亚首都十万人在党中央广场的集体创意: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掌声与呛声交织,“万岁”与“打倒”的口号交织,军队的撤退与警察的假挡交织,集会群众冲进党中央大厦把伟大领袖“送”到楼顶,“送”他驾鹤(直升飞机)而去。

2012年11月16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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