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的噩梦,能否结束?

陈孜轩


  华人女作家孙宝强由于抗议中共64屠杀、同情学生,被关进监狱。出狱后继续以笔为武器揭露强权政治,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2011年孙宝强夫妇出走澳洲,但他们的孩子陈孜轩仍继续着噩梦,20天前,陈孜轩从大陆飞赴美国,希望结束恶梦。下面是陈孜轩投书原文。

 

华人女作家孙宝强全家合影 (作者提供)

  我九岁时,我爸带我上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地图。他喜滋滋地说:我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妈拿出祖传的金器,卖了给爸缴学费。

  一个晚上,我妈被一个电话叫走了,一直没有回来。后来我和老爸在看守所里看见她,她哭了,我也哭了。

  我不愿上学,一进校门,就看见宣传栏里‘共和国卫士’和‘共和国暴徒’的照片。同学们围着我叫‘小暴徒’,朝我身上吐口水丢石子,直至有次飞来的砖头砸破我额头,那伤疤至今清晰可见。

  有次我姨夫冲我和我爸叫嚣:要是我儿子没被海运学校录取,我和你们家没完!我问老爸,妈究竟干了什么姨夫要跟我们没完?老爸说,你长大后就明白。

  我妈出狱后,每年走访我们家的警察比串门的亲戚多得多。一次放学刚进家,就见一女警察在训我妈。我家也不回,奔到黄浦江边,直到深夜我妈找到我。

  由于我妈被开除工作,我爸下班后去帮别人修电器,装空调。有一次把压缩机搬到管架上时脚底打滑,从半空中摔下。从此,家里弥散着浓浓的中药味。

  我中学毕业时,几乎看不到她。她白天在街道干财务,晚上到饭店去收钱,星期天都不休息。

  中学毕业后,看到同学都报名参军,我也到街道拿申请表。一个工作人员冷笑着:就你们家这背景,你还想参军?我气的直奔网吧,再也不回家。老板给我吃盒饭,我为他修理电脑,晚上就睡在椅子上。

  我讨厌回家,我恨她害的我从小就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我恨她害得老爸受伤,我恨整天来我家转的那些警察,我恨她失去了上海炼油厂的高薪和福利分房。

  有一次片警上门,发现我妈正在写《上海女囚》,片警汇报了上级,区国保让她交出手稿,她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可就在几天后我险些被一辆轿车撞到,幸亏就地打滚才躲过一劫,不过两个膝盖都破了皮,伤疤至今隐约可见。我一拐一拐回家告诉她情况后,她吓得的脸都白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敢写任何文章。

  我凭努力我找到一份工作,并升为主管。在一次聚餐时,我一不留神说出我妈的事,于是公司不再同我续签。

  我决定自己开工作室。父母把房子让给我,他们外出租房。工作室开后我雇了几个工人。由于我妈在网上发表文章,警察经常找各种理由登门拜访。我妈一听急了,她说:他们会以偷税漏税的名义来治你罪,冯正虎就是一个例子。关了工作室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出路,得了轻微的忧郁症。我爸因我妈判刑而失去留学澳洲的机会,多年来我家对澳洲一直充满憧憬,于是父母让我去澳洲旅游散散心。但是旅游被拒。

  世博会期间,对我妈的监控达到了全天候的地步。楼上的胖嫂,门卫的瘦哥,都是居委会的眼线。警察不但找我妈的老板和同学,还把电话打到她同学的女儿家里,以便层层施压人人自危。我妈的同学发出最后通牒:封笔,封口,不然全体和她绝交。

  2010年10月国庆前夕,几个警察到我妈单位,要求我妈把写好的文章发到国保处长的信箱里,还要把她正在构思的文稿也发到信箱。晚上回家,又看到经常停在我家门口的警车。警灯一闪一闪打在窗户上,仿佛在警告我们别轻举妄动。我气愤地问我妈: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何时是尽头?我妈说:我们一定要逃出中国,绝不二代为囚二代为奴。

  父母逃到澳洲后我就成了人质。在二年时间里,我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多次接受国保传讯,被威胁被恐吓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有大量录音证据)。还要被迫为国保收集情报,以换取短暂的安宁。

  国保的原话:“怎么控制住你妈,怎么说能让她接受,怎么说能让她闭嘴,这个我不教你,我也教不了你。你们母子的关系你们自己去协调。现在她在外面乱说我就来找你,她闹的凶我找你态度就恶劣,她闹的不凶我找你态度就好点,她闹的凶,她如果骂俞正声,我就揍你一顿。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执政机关,我可以用正常的手段,也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都可以的。”

  一月前,因我妈《我的抗议我的担忧》这篇文章,我又受到威胁。我责问我妈为什么写此文?她说,郭飞雄先生被警察迫害,我应该声援他和一切被迫害者。

  从我九岁开始,我就生活在一个透明的高压的玻璃房。活的窒息,活的喘不过气来。就是一块钢铁,也会扭曲,也会断裂。2012年12月18号,我付完一笔给国内难者的捐款后,提着箱子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23年的噩梦,能否结束?

2013年1月8日
转载自《大纪元时报》网站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1/11/n3774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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