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广场,公民起立

洪坡



上街第一人沈戈:警察又给我10分钟

 






  沈戈自称美食家。前几年还在当大学老师的时候,老沈同时替三家媒体撰写食评专栏,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餐馆都为能请到他而兴奋。

  有时候,朋友圈里有几个在这个国度说了些不该说的东西,而被警察盯上,老沈便和他们一道窝在街边的火锅店,拍拍桌子骂骂娘,“在精神上支持他们,连署什么的也签,但不会去上街。”

  没料到,这家伙会在5日那天,举着“南周雄起,庹sir落台”的标语站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大门口,成为声讨宣传部篡改南方周末新年辞的街头行动者No.1。

  “宣传部这个行为太卑鄙了,已经严重挑战了我对共产党容忍的底线,他们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干涉。”老沈说,“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上街呢?我要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去做第一个。”

  “而且,我以前觉得那些街头运动的标语太过粗糙,我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上街的都没有文化,所以我精心设计了两张纸牌。”他原本估计警察可能会没收一张,那他得有一张存货,说不定再去哪的时候又可以举出来。

  5号中午,他事先没敢跟妻子说,将标语卷着藏在书包里,自个搭地铁从五羊村下车。一直到空旷的南方报社大院门口,才掏了出来,然后一言不发地戳在路边。没一会,就有路过市民上前与他合影。

  大约10分钟后,警察终于出现。他们先是站在一旁打量,没有动粗,然后上来跟沈戈商量:举牌差不多时间就可以了。老沈也没想闹事,双方谈好再给对方10分钟时间。

  时间一到,保安上来赶人,老沈却“得寸进尺”,要求再给10分钟。保安脸一变、眼看就要发火,一旁的警察赶紧过来把保安压住。“还是警察聪明些,又给了我10分钟时间”,老沈笑嘻嘻地回忆。就这样,他举着那幅谐音“庹屎落台”的标语,得意地在289号大院外站了整整半个小时,打响了声援南周街头运动的第一枪。回到家,老沈就等着国保找上门。5号没来,6号没来,一直等到7号,他才等来了姗姗来迟的花都区国保大队长。


大学生郝江川:最坏的是清场

  而就在老沈“被喝茶”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大学生郝江川(化名)正乐呵呵地从大院现场回学校。这是公民大规模上街声援南周的第一天。因为李开复转载了他的微博现场直播,他一天内暴涨600名关注者,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给他发私信,请他讲讲自己的经历。

  脸儿圆圆,声音嗡嗡,这个主修图书馆学的大三学生,平日里就是辅导员眼中的“刺头”。江川大一时期是一本校刊的编辑,刊发过几篇批评校政的文章,转日就接到校区党委副书记的“慰问电话”,希望他专注于学业。

  1月6日晚上,南方周末官方微博被逼发出澄清声明,这让事态变得更为荒谬和严重。不少大学团体都发出声明,表态关注事件。郝江川则在微博上呼吁,第二天中午时间走上街头。他所在的一个大学生团体也紧急拟订一条连署声明,同学们以空前的热情一直讨论到深夜2点,而对文本和具体诉求作了极为谨慎的限定:“调查事件、解封被禁言微博以及取消刊前审查。”最终,一共有18名大学生在声明上签名。

  7日早上,大学生们难得起个早床,9点钟就赶到了南方报社现场。“最开始,我们不敢站在那里,所以就在附近转圈。转了几圈之后,发现不对,好多人好像跟我们一样,都在绕圈!”

  终于有个示威者举着牌子在大门口站定,转圈的人中立马蹿出一群端着相机,挎着三脚架的记者。有人做了榜样,其他人也不再害怕,绕圈的回来了,远处吸烟的不吸了,统统聚集在大院门口。南方报社的公民聚会自此开始。

  江川出门前准备了墨镜和口罩──“学业这边不说,最担心的就是通知了父母。”但去到现场却发现如果真戴起来,反而更引人注目,所以最终也没拿出来。

  现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面孔,他们平和理性,他们一边喊着“支持社会主义”的口号,以降低行动的风险;另一边也有人直接喊着要宪政、要民主。

  11点左右,六十多岁自称“社会主义小兵”的老杨来到了现场,江川和他争执了半个小时。

  江川问他:“社会主义自由包不包括新闻自由?”

  “小兵”答道:“自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如果你反对社会主义,那么你就是假自由、假民主!”

  “……”江川哑口无言。

  “他们这种逻辑好奇怪,你根本不可能和他们去辩论。”江川哭笑不得,而老杨则又站到另一堆人群中,开始了下一个半小时。

  临近傍晚,江川瞥到一辆军车从报社门口的广州大道中驶过,小伙子心里打鼓:“我最开始的判断是7号这天一定会有个结果,最好的就是庹震出来道歉或者直接下台,最坏的当然就是清场咯。”军车驶过的画面,多少唤起他对看过的某些纪录片记忆,于是江川决定撤退。


染香姐姐:国保,我在肯德基等你

  辅导员是第二天早上来找江川的。而这个时候,几个片警正在敲响番禺市桥的一扇房门,染香姐姐的母亲出来开了门,片警东扯西扯,绕了一大圈,先是看了看房产证、租户证,又指着家里欢腾的小狗,要求查看“狗证”。末了,才猛地问了一句:“你大女儿呢?”老太太相当醒目:“不在,出去了。”

  在里屋被吵醒的染香很清楚警察找她干嘛,这几天,她口戴“避言套”、手持金菊花的照片在网路上疯狂流传。她觉得上街就一定得弄得有趣、好玩:“干嘛一定要贩卖悲情啊?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现场没有人求婚的,网上有两对成了的,但是弄到现场多好啊。”

  她的微博大号“染香姐姐”早被封存,于是用“染香二世”的微博小号跟警察留言:“看在你们不惊扰老人的份儿上,我在市桥地铁口的肯德基等你们。”她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警方给她打电话约时间:“我太高估他们的能力了,还以为他们会对我手机定位!”

  等了半天,也没见到警察,她便又跑到南方报社现场围观去了,不过心情却比昨天要轻松许多。7号出门之前,她往双肩包里塞满了各类护肤品和一件毛衣──这都是为了蹲局子用的。她琢磨着可能会被警方当场抓走,于是将还贷卡、银行、股票交易卡的密码一股脑交给了妹妹。

  这也是染香的第一次上街,以前泡凯迪论坛的时候,听过一些被国保滋扰喝茶的朋友们的故事,使得她对国保的各种流程倒也并不陌生。“这件事网络讨论刚开始那几天我也就是网上喊一两句,关键是(6号)那个声明太荒谬了,简直就是侮辱线民的智商啊!”这也就是她上街的初衷。

  从南方大院逛了一圈回来,发现警察还没找到她。染香便在社区旁的复印店列印了一张纸条:“有事打我电话,不要敲门。”她打算贴在自家铁门外,担心国保们再来时又让老太太担心。

  还没上楼,就接到警察电话,说在社区办公室等着。警察们倒也客气,要求她不要再去街头,染香姐姐也欣然同意,做完笔录后就准备回家。

  可还没到家,又接到一个媒体电话,希望她回到现场拍几张照片。染香姐姐郑重其事地给警察大哥发了条短信:“不好意思,朋友约再去,不是故意骗你们不会再去的啊。”没多久,警察回信:“那边的兄弟又得辛苦了,呵呵。”


铭记公民运动的创意与勇气

  沈戈、郝江川、染香姐姐,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帮沈戈拍照的有朋友叶隐,和郝江川一起散步、直播的是二十多个年轻大学生,而染香姐姐的那五十朵金菊更是堂堂正正地握在五十位公民手中。

  一个多礼拜时间里,不同年纪、不同地域、不同政见的公民们齐聚广州大道中289号,他们用鲜花、演讲、歌声、辩论装点着这场公民行动,他们不仅是这场运动的见证者,甚至成为了新闻自由讨论中的核心主力。

  在现场,聚会人群激情演说,可以见到“宪政、民主”,“开放报禁”等口号,他们合唱《国际歌》,高颂《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的呼喊远高于南周编辑部内部的要求,从杭州特地赶来现场的公民记者王五四提到:“舞台的主角已由南周人转换成为声援者,这个平台也随之成为他们渴求自由和表达自身诉求的场所。”

  学者谌洪果说:“这次南周事件中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众多这样的新公民的站立。……他们怀着爱意、诚意和善意,做事坦荡、理性而光明,所以不会再有莫名放大的恐惧,也不会去做无情无谓的牺牲。”公民运动的创意与勇气,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广州,他们头戴“V字特工队”的面具嘲笑极权;在深圳,艺术家杜应红头上裹着撕碎的南方周末,呻吟着前往宝安区医院就医,他在病情一栏裹写:“全身疼痛,大脑不听指挥。”在广州,作家野渡被要求一丝不挂接受搜查;在杭州,毛庆祥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警方带走;在网络上,数千万关注者或许从未看过南周,但却因李开复、任志强、伊能静等人被禁言、被“喝茶”,开始思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公民记者王五四,为自己广州之行写下了一段总结语:“此次南周事件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到无论如何强势的媒体在面对专制时都是渺小的,看到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渺茫,让公众知道只有靠自身的努力和抗争才是真希望。”他还说:“这很残酷,也很真实。”

2013年1月17日
转载自香港《阳光时务周刊》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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