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去沙化、启良知——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浅析

2010年4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出现了二千多民众围观“三网民因发贴被控诬告陷害案”庭审的事件,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奇观,因此引起了中国民间知识界、舆论界及维权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虽然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这一现象,但当日据信也有至少6家官方媒体到场采访,只是后来没有公开报道而已。

福州马尾“三网民案”何以引起如此多的人前往围观?该此判案围观有什么特点?这种对判案的围观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有什么预示?等等问题,的确值得关心中国社会发展人士的思考与探讨。

福州“三网民案”是指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因揭露福建闽清严晓玲惨死事件而被控“诬告陷害罪”的案子。该案起因于2008年福建省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惨死,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认为自己女儿是被多名有权力背景的黑势力人物轮奸致死的,于是她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地警方报案,结果警方却认定她女儿是宫外孕死亡。这当然与林秀英了解到的情况严重不符。在不能得到满意答案后,林秀英就逐级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在历经一年多的伸冤而不能得到满意结果时,2009年6月林秀英联系到了维权人士范燕琼,将自己的冤情讲述给她听。范燕琼出于道义、良知,将林秀英陈述的情况记录整理成文字诉诸于网络,结果引起网络热议。随之,警方将范燕琼抓捕,并将参与对林秀英采访录像的吴华英、游精佑一同缉拿。

福建警方最初对这一发贴案定性为涉嫌“诽谤罪”,并且先后因此抓捕了7人,其中另几人仅仅因为是网络上转载了该贴,或者跟范燕琼接触过就遭到了拘禁。虽然后来有4人先后得到取保候审出来,但范燕琼、吴华英与游精佑最后却被以涉嫌“诬告陷害罪”批捕、起诉。

“三网民案”先后在2009年11月、2010年3月开庭两次,但均因控方证据不足而休庭补充材料。4月16日是第三次开庭。

在“三网民案”第三次开庭时,前往福州马尾法院围观民众达到如此规模,原因当然有多方面,今天我们从直接表面可以看到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几方面:其一、“三网民”因记录整理受冤当事人陈述材料而获罪,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福建当局自视有权在手而肆意妄为,决意背天逆道而判,确实难服人心;其二、网络发展,网民急剧增加,网络发言日益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部分,因网络发言而招罪,为网民所深为愤懑,由此激起网民的普遍不平;其三、现代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给网友啸聚提供了天然良机,休戚与共,守望相助,使网友们自然地走到一块;其四、“三网民案”几次开庭不能判决,控方证据缺乏、强词夺理、枉法胡为形迹昭然,让天下人不忍续看其恶行流延;其五、由于几次开庭,历时较长,让社会有酝酿动员前去围观的时间;其六、由于网络使全国许多地方的网友得以相约前往,这种网友来路的多样性、广泛而多地域性,给警方阻止提供了现实困难,使警方惯常的控制模式显得乏力。

当然形成福州壮观的围观局面,除了有前面所言的这些表面可见的原因外,还有社会背景的铺陈:其一、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当局中的顽固势力虽在严酷封阻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的融合,但公民社会仍然艰难地成长着,民间权利意识日益复苏,争取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抗争在社会各个层面不断显露,全社会性的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其二、中国社会虽然基本处于人治时期,但法制毕竟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口号与律法上的条文,网民前往围观审判于法于理都没有可以阻止的依据;其三、地方性法院审判的一件事关地方性官吏的案子,不是事关中国全局性的中央级的事件,所以中央不会动员全国性警力来就此进行围阻。

由于这些直接表面与社会背景性交互作用,促成了福州“三网民案”出现了较为壮观的围观局面。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看到,本次围观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自觉性。中国维权运动自从2003年在中国社会历史登场以来,民众维权的自发性一直是主体,即以个体直接利益相关人抗争为代表,近几年虽然一再出现非利益相关人介入而引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仍然以泄愤式自发无序表现为主。而上千人大规模参与,有明确目标诉求,有行动充分思想准备的这种自觉性的维权在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上得到表现;其二、克制、理性、和平。福州围观事件整个过程没有引发激烈的冲突,前往围观的民众一直保持高度克制。所喊的口号是宪法条款与中国领导人说过的话,如“言论自由”、“公平与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等等,所唱的歌曲是《国际歌》、《国歌》与网络流行的《草泥马之歌》。期间虽然在民众听到宣判“三网民”有罪消息后,有人愤怒激动得落泪,但最后还是没有任何过激言行,民众所表现的克制、理性与和平,反映出中国公民的成熟程度;其三、准组织性。福州围观事件,虽然参与人从年龄上有老中青,行业上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自由职业甚至政府干部,从地域上有来自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中部的湖北、河南,西部的陕西、青海,北部的内蒙、黑龙江,东部的山东、江苏等二十多个省市,他们绝大多数并不认识,只由于网络的联系,才在对“三网民案”共同的关心情结下千里迢迢走到一块,如此来自多地域、多层次的互不相识的不同群体,忽然为某个事件临时汇集到一块,要想协调行动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时候是什么能使这个复杂多样的群体维系到协调的行动上来?那就是认同!平日通过网络了解到的维权人士所作所为在网民心中的认同,这种认同上升为协调的力量,进而形成一种认同的准组织性。北京前往福州围观的维权人士屠夫(吴淦)、王荔蕻、张辉等人,以其曾经参与维权的经验和威望,很快赢得到场网民的认同,并制订出了一些共同遵行的规则,为协调该次围观保持理性有序起了极大作用。这种以民间认同为协调形式的准组织性,是这次围观进退有序的保证。

由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状况。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曾经早在2000年所著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宪政民主道路》一书,就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预见性和指导性地提出“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而福建“三网民案”围观事件正是集中体现出中国公民意识成长水平,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状况以及中国公民通过维权而积累民主经验的状况。因而,福州围观事件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应该是具有标志性的值得研究分析的事件。

当然福州围观事件所昭示的意义很多,其中见仁见智,在此无法一一赘述。笔者认为在诸多意义中,福州围观在“去沙化、启良知”上具有标志性作用。

正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所指出的,后极权社会统治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恐惧与谎言所导致的社会就是人人自危、互不信赖、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由此产生人心冷漠、互不关心,使社会出现严重沙化状态,即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纽带和关怀、协作精神。沙化社会中个体当然难以结成任何力量以反抗强大的极权。导致社会沙化不仅有外在的控制手段,如监控、跟踪、骚扰、监禁、判刑等等,还有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摧毁,即是非颠倒、善恶错位、真假混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经验教训凝聚成了社会规则与价值认同,这些价值在更深层次主导着社会的延续。而极权统治通常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团体与个人之私利而颠覆人类固有的一切价值,使社会人心暗昧、良知蒙闭、正义不彰。以至社会出现一人因义蒙难而万人哑然甚至还有人起而嗤笑的局面。

如何消除中国社会的沙化、冷漠,开启这个民族固有的良知与道义,彰显这个民族的正气与责任?这是中国社会能否告别溃败、堕落,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福州围观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走出中国沙化、开启民族良知的里程的一个驿站,它标志着中国社会民间“去沙化、启良知”的自觉与努力。

诚如《世界人权宣言》开篇所言“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可知人类是个大家庭,其中成员不应该是冷漠、互不关心,而是应该休戚相关,共同享有尊严与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共同维护,才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自由、正义与和平。福州围观事件正是为了追求自由、正义与和平,这从在场围观者喊出“自由万岁”、“公平与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等等口号可以看到,而这种气象是对中国社会多年来弥漫的冷漠、沙化的晦暗的一种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反叛!

当然出现福州围观事件也决非平地而起,突然产生,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必然结果。多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在社会普遍权利危机下,使大家感到要想保全于这个社会,就必须得捍卫住基本的人权,否则无人可以幸免。于是近年来在自发性维权中不断出现如邓玉娇网络围观事件、谭作人庭审围观事件等,直至今年4月16日福州二千余人的法庭围观事件,这是中国社会自发性维权向自觉性维权的逻辑演进。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观事件将日益增加,不久将来便会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这种围观昭示着这个时代普通民众已经日益认识到: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一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这种人类权利不可分割的休戚与共的精神正是反抗极权沙化社会、蒙蔽良知的利器。当一个社会良知复苏,人们相互关怀时,那些不义与邪恶就不敢再肆意横行,一个文明、正义、和谐的社会才会到来!就此而言,如何从福州事件中吸取“去沙化、启良知”的经验,那就是对今后最为有益的贡献!

2010年5月7日于北京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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