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先生的几点政治遗产

姜福祯



  许良英先生走了,我们一时难以估量这位老人对历史进步的巨大影响,这需要时间和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佐证,但是这位老人充满理想主义人格魅力,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以及刚正不阿、宁折不屈精神境界,对当代民主运动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第一次听到许先生名字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的好友王德禄所在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社聚集着一批精英,王德禄跟我谈起最多的便是许良英、方励之、金观涛等人,他最津津乐道的便是许先生编译的《爱因斯坦选集》和科技史。稍后,从他那儿我看到许先生写的关于百花齐放的文章,我才知道许先生的追求不只是科学,更包括民主。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是许先生的粉丝了。

  许先生去世后,傅国涌对许先生的评介是“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不只是傅国涌,众口一词的评价都是围绕着一个真字,这应该是许先生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政治遗产。

  我对许先生了解不是很多,但我还是想简单梳理一下这份遗产,并希望大家一起来总结和丰富这份遗产,以昭示激励那些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们。


一、为真而来,为真而去

  许良英先生当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真诚地来到共产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期间,他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深得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欣赏。但是除了科学之外,他发现一条更有效、更迫切的路径,这就是在野的共产党所倡导的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偷偷离开了浙大,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教授登报寻他,1945年他虽然返回浙大任物理系助教但是很快加入共产党,在担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期间发生了在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身为浙大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发起领导了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波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1949年解放后,他任中共杭州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与时任杭州青委委员的乔石同事。

  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科学院组建的工作随后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7年与于光远共同创建和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他参加了科学院组建的工作。1952年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时,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1958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被打为极右派,回故乡劳动改造。至此为止共产党彻底背叛了“联合政府”“反对专制”的政治追求,走向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个人迷信和政治独裁的道路。至此为止,许先生追求的真理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无论当时许良英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许先生没有进一步阉割自己,在政治上跟上领袖和党的思想布署。至此,为真而来的革命理想沦陷了。

  在右派戴帽期间,许良英自然不能不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但是他并没有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或奴隶主义者,“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许良英先生则重温科学救国的理想,做了一件必定名垂青史的大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让他的右派生涯熠熠生辉。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的摘帽和复出是很早的,但是他只做自己的事情,并不去歌功颂德,也没有重新回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来。他依旧在思考,在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寻求人类普遍适应的民主价值观,70年代末期他与自己的党实际上已经渐行渐远,直到93岁高龄去世,许良英先生为继续寻找和坚守救国救民真理真诚地投身到当代民主运动和政治异见异者的行列。

  2011年他在《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中说“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与科学更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最宝贵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标榜社会主义而否定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1945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smus,缩写Nazi,即”纳粹“),以及不久前宣告解散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标榜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实行的是最残酷、最黑暗、灭绝人性的专制统治。”至此可谓“狼奶”吐尽,成为坚定自信的民主主义者。

  正如许先生的好朋友王德禄在胡绩伟老人去世后所言:“又一位世纪老人去了,我以为”两头真“群体中,有几个代表人物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他们用了毕生精力追求真理,亲历各种不同的政治人生;进入老年后,又真诚、积极全面的反思社会、政治与人生。我把他们称之为‘世纪老人’。他们的反思必将为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有所贡献。”在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反叛者之中,许良英自我反思,傲然独立,直接把自己置身于民主人士的行列并且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他人格力量和精神遗产的光辉灼然照人,不可不谓之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真假要辩,真假必辩

  可以说真假问题是困扰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良英先生既敢于面对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也善于面对朝野内外知识分子。

  面对统治集团和制度层面许良英坦然说“当时(1940年代)我们痛恨国民党,就是因为感觉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不可忍受,因此参加了共产党。哪想到后来共产党的专制和腐败比国民党更厉害。”

  为分辨民主和伪民主,为分辨极权、集权和威权,为分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分辨所谓“多数人暴政”许良英先生与朝野内外知识分子,与民运同仁和御用学者都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辩。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较真,锱铢必较,并不因为是朋友就不辩和少辨。

  面对当下专制的内容和特点许良英先生说:“极权主义把专制推到极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奴役臣民,其他领域却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极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不允许有个人隐私,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所宣扬的”全面专政“。”

  新权威主义是80年代末王沪宁提出来的,恰好经历了六四之后的政治高压,90年代初期发育成熟,成为体制内外犬儒者的一款遮羞布,于是“民主缓行论”和“新权威主义”一时成为时髦,记得当时一些民运同仁也表示赞成,认为这是被新加坡模式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为此许良英先生先后撰写了《驳民主缓行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也谈“普世价值”》,《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在这些文章中许良英和王来棣从卢梭“公意”理论与洛克个体平等、独立理论实践的后果上,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主要是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的不可或缺的角度将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缓行论等反民主论点驳得体无完肤,尤其是从普世价值的合理性根源上剥掉了御用学者的画皮。他说:“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民主,立宪,或自由?专制是一种政治体制,掌握统治权力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少数人的集团(寡头)。民主是一种相反的政体,政权由全体公民掌握,即”主权在民“。”立宪“是指以宪法为根据建立政府,而宪法必须包含两个基本内容:(1)保障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各种权利;(2)约束政府的权力,严禁它从事任何超越宪法的活动。”这一段清楚地表明无论什么新权威还是旧权威,只要没有主权在民的实际内容,都只能是寡头政治,并没有什么专制下的民主,这一点也正是真民主和伪民主的试金石。在去伪存真的争辩之中许良英分别与查汝强、吴江、顾昕、金观涛等人进行过论辩,特别是对揣摩领导意志,谋取个人利益制造一套套假大空的所谓“真理”的人进行批判。因为在专制社会所谓“真理报”“人民报”和国家媒体经常会制造一些“真理”,欺骗和愚弄一般民众,除蔽和祛魅既需要火眼金睛也需要真诚和勇气。

  国际社会看到了许良英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1995年9月纽约科学院授予许良英和丁子霖“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洛夫人权奖”。


三、人微言真,人重言真

  不拔高自己,不遮蔽别人,不掠人之美,人微言轻的时候说真话,得志得势的时候也说真话,君子立诚并非易事。

  《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时候,中国为了对国内外宣传,报刊中对许良英的名衔是“由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良英立即去信要求更正,严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社员;编译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们5个编译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难的同志,只不过选题计画是我拟订的,工作量也较大而已。(许从平:肩住黑暗的閘門:我的三叔許良英)

  许良英嫉恶如仇,怒则敢言,言则求真,言则无畏,无论在困境当农民还是在顺境当官都能如此,纵然在反右、六四前后那样的恶劣环境,他也迎风而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反右派的时候许多人是躺着中枪他却是自己堵到抢眼上的。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可谓万马齐喑,多数人不知所措,许良英则顶风而上,斥责毛泽东主持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大道至简,唯真而已,许良英坚信自己在道上,才敢于坚守自己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独立立场和良知。

  1986年夏,他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活动加上年底的学运,触怒了太上皇,以至于邓对“反对自由化不力”的总书记胡耀邦失去信心,将其整肃下台。

  1989年2月他发起了呼吁保护人权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42名著名科学家和作家联署,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89年没有倒霉已经万幸,“死不改悔”的是还在政治形势严峻的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的著名文章,此后连续多年他都在为改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不遗余力地呼吁呐喊,总是在活跃在当代民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四、尊崇科学矢志不渝,呕心沥血编译《爱选》

  《毛选》之后一个时代结束了,在新开启的时代中《爱选》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民主思想和和平主义一直是他行为方式,他是《政府论》作者洛克的极力推崇者,洛克的民主思想是这个世界公民的清泉活水。

  《爱选》第一卷在1976年付印,1977年1月开始发行,当时正值“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书上还标明了“内部发行”。

  到1994年为止,《爱选》第一卷共印刷四次,第二、第三卷分别印刷三次。此书影响之巨大,因为在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爱选》出版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文化荒芜,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少量翻译介绍只见布云不见下雨,《爱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将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介绍到国内。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到1980年3月第三卷全部出齐共选译了410篇文章,共135万字,是当时世界上收集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最完备的文集。

  许良英的好友王德禄说“我觉得改革开放的时候,《爱因斯坦文集》对我来说是影响最大的。当时并没有一本民主方面的书写得很好,可以作为精神上支撑的力量,而《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却让我感到是一种精神源泉。如果问改革开放中哪个人、哪个思想对我影响最大,那肯定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排第一。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对年轻人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

  林爱民、刘志光、樊洪业也都认为自己是爱因斯坦思想启蒙的一个标本,而这种启蒙是科学和民主同步、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步的。

  胡大年撰文谈到过《爱选》对胡耀邦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在80年代大学生最爱读的10种书的问卷调查中《爱因斯坦文集》赫然其中。

  《爱因斯坦文集》是80年代的畅销书,是许许多多知识精英和青年学者的案头书,它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


五、做真人、做好人,坚持“台州硬气”

  许良英所谓做人就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人人人格平等,不可自恃高人一等。就是人格独立,相互尊重,就是以己之心推及他人,这一点许先生多次谈到,此处也不赘述,熟悉先生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没有民主主义的诉求,简陋的民本主义也被巨大的专制阴霾所遮蔽,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处事方式是深入骨髓的文化细胞,而许良英肯定是“不识时务”的一类。如果从70代末先生在事业高峰毅然归队,颌首称臣抑或是独坐书斋,坐享其成,都会有一把不错的椅子吧?不因为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而失真,正是许良英身为异类的突出标志。

  许良英的侄子如是说:“影响三叔一生的另一条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这是清初文人陆陇其的话,它是我们台州人引为自豪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理性的昇华,为三叔终生所信守,使他对人间的逆流恶浪能泰然处之。”他的一生,历尽坎坷艰辛,他传承了台州人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正如鲁迅为纪念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左联作家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称道的“台州式硬气”。(许从平《许良英简传》)“许良英自己也说”五不怕“都经历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

  从方孝孺到柔石再到许良英,从潘天寿的硬气画风到当代台州人文风尚,是否有一种“台州硬气”值得思考。


结语

  许良英先生说:“总之,民主是同自由、人权、法治融为一体的,而人权又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204年前的法国《人权宣言》就已庄严指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凡有志于现代化的人,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许良英:《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

  环顾百年宪政未至,环顾当下公众不幸、腐败猖獗,此言至真至善也!

2013年1月31日于贮水山陋室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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