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六四运动 超越历史困境
——论六四民主运动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启示


任协华





  六四作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节点,因其拓展了和以往不同的民主要素,从而具有着人权斗争和民主实践的标志性含义。然而,从探讨的角度出发,和在长久以来被刻意掩盖的事实之间,六四民主运动,并没有或者说尚没有得到它在将来时态中的准确回应,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再次行动的愿望要超过纪念性力量的原因,也更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到今天,六四民主运动仍具有动人力量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时间本身已经反映了历史在当下所塑造的一个具体和广泛的行动主张。因而,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六四运动较之于中国形式的辛亥革命,要更能体现中国民众追求民主的迫切性、真实性和参与性,也就由此,并不能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始,而是尽管充满了挫折、杀害、血泪但不可能忘记、以及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行动。

  而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和承继历史的态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对复杂的思想状况,这种转变、反思和深入的过程,实际上表明了中国走向民主进程、步入制度转型的视野并希望和世界潮流进行互动的时候,所抱有的一种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现状的反映,它同时也明确表示着,屠杀并不是这一次席卷全国的运动中最为惨痛的一幕,而是由于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中具有着不可背叛的重要底线,也就成为了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较为具体的历史细节,同时这也恰恰表明了六四事件对中国民众的开创性成果,并得以从中探讨、发展和反思有关中国大陆的现有体制和人性纬度,有关这个国家数千年的形态流变和病症,这就是历史在存在的时刻具有的高度,即使封存也无济于事。




  六四民主运动和以往的一切反抗形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49专制以来所有政治性运动中首次也是最深重的一次,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在行动上的民主觉醒,因而六四运动就同时包含了之前一切运动中的思想并折射和引发了大量行为主张,乃至于延伸到今天这些思想依然在起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这种转变性的意义,首先来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要求参与其中改变社会格局的呼声,通过持续数月的行动蔓延成全国联动的形态,直到成为了惨痛而又激昂的旋律。而知识分子的觉醒,既包含了心怀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热情,又呈现了不同的和矛盾的状态,要求改变但却难以选择政治途径的困境,就必然会塑造并体现诸多不同的行动和思维脉络,这种既存在共同诉求又因为路径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正是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特有的形态和状况。六四运动也带来了这一群体长达数十年的被抛弃状态,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社会格局很快席卷了六四后在情感上的沉重和无力感,这种撕碎一切的回避和经济狂欢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举步艰维的边缘形态,他们既不能摆脱运动以来要承受的巨大压力,又必须面对被掠夺的日益疲惫的生存困境,理想情怀的失落和自身要求的断裂,以醒目的姿态,反映并刻画着对六四运动的反省和希望。

  对六四运动不同状态的理解和表述,意味着对于中国现实的概括性含义和整体潮流,在时间和历史中成为了一种鲜明标志。知识分子是塑造民主六四的主体,而青年则是其中鲜明的形象,尽管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整体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矛盾的心态,但同时我们已经看到,六四运动在世界民主潮流的热浪中具有的广泛特征,和颜色革命一样体现了民主思想在特定时代的具体方式和诉求正义的普遍本质。而正是因为具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就必须要在探讨和回顾六四民主运动的时候,澄清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而不是历史,这就是对六四民主的一种认识,它建立在过程的行进中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被标记为已经结束或消失的状况下。六四也说明了另一种新的思路,也即对于如何使得中国在世界性格局中获得自身的民主归属感,则又必然会作为一种视野,在历史的脉络及时间的延续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尽管目前还很少有理论来探讨六四运动与茉莉花革命之间的深刻关联,但毫无疑问,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思想和情感上的纽带,这是因为对民主的要求和呼声,不会因为极权的存在而消失。尽管,我们必须明确横跨二个世纪的同一个独裁体系依然存在,但这种境况正在随时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新的状况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再一次承担并延续六四后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孕育思想并运用到行动时这种影响就会显得异常重要。而要探讨六四以来所存在的一切变迁,则又要明确定位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关联,这是不可能逃避的共同诉求,同时,作为一种觉醒的标志,六四具有的现实意义在经过时间的洗涤之后,也会显得更为重要而惨烈,知识分子需要通过时代的回应,来达到在时间和历史中的作用和位置,并又籍此获得参与塑造一个时代的历史而实现希望的生机,但由此就必然会暴露在面对现实时可能突现的种种问题,也就是在此层次上,六四运动才会被专制当局抹杀并刻意淡化,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存在着的使命的在场性,和通过具体行动来参与对民主诉求而达到的高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动摇并加速了民众对极权体制的判断、认识和反抗,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相互理解支持的行动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天然地通过对旧秩序的反抗,使得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并难以割舍。

  中国民众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在过去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在市场经济及高压维稳的高强度生存压力下,又通过回塑、追寻六四具有的借鉴和怀念立场,来寻求一个时代民主进程的途径,而正是这种在情感上的共鸣,使得六四获得了它进一步的更新,这是在表明着,作为具体行为,一场展开于广场上的呐喊和反抗已经结束,但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表达,六四的未完成性则又通过此后其它各类的行动获得了它生命的道路,而这种更新也就必然成就了民主六四的现实高度,并成为历史中国的一种真实脉动。作为一种觉醒的标志,六四遗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仍有待再一次和逐步梳理、呈现与辨识,这是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它特有的思想及政治氛围具有着非常矛盾和畸形的形态,如何真实地实现民主即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一点。同时,时代不会因为体制、现状和资源的局限性而放弃它自身的轨迹,如何从历史的困境中找到转型的立场、方向和形态,则又需要通过对民主六四运动的反省和梳理,突破其内在本质的联系,以及运用对正义诉求的更新,从而达到变革和期望、行动与主张之间的紧密契合,这种反思具有的意义,是不可替代和必须要面对的。

  这也同时明确了在中国语境的趋势下,民众和知识分子及青年群体,在对专制体系的态度上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上和某些层次中的重要共识,但又由于对现实理解程度的不同而具有着差别,作为一种比较,我们在追寻这一段历史时,也因姿态不同而存在着实践和认识的不同,对历史困境的关注和对现实的当下中国的批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抗就必然会带上情绪的色彩。事实上,对于如何破解专政始终存在着诸多的障碍,而这种障碍首先来自对现实能量的估计欠缺不足,并且又难以通过超越历史困境而获得进行民主转型和发展的动力,和我们已经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际的现实境遇不同,大部分群体给出的路径依然呈现着一种被洗脑后所特有的狭隘观念。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考量,六四民主运动对现实的选择具有着历史性的高度,但恰恰也因此造就了历史的困境,发源于二十一世纪令人振奋的茉莉花运动,以及大面积展开在中国大陆的维权行动,则又受到旧式民主思维的影响而难以获得发展的动力。历史困境,概而言之即是要面对并回答,将专制瓦解的决心和行动,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到当下和未来的选择中,这就是六四运动依然在今天,能够给予我们启示的重要原因。

  在历史的困境中寻求现实延伸的茉莉花运动,也同时在形态方式上衔接起了六四民主的内在资源,通过对群体自主要求的参与意识和跨越阶层的方式,成为了民主运动中六四精神的转折性延续,这种建立在新的时期中,具有强大反维稳力量的行动和六四运动相比,具有的现实性关联正是来源于迫切要求建立人权及民主体制的愿望,对旧制度的不信任成就了六四作为一种主动诉求的运动在历史中的影响,而又同时,又因为这种影响必然带来了在思想及行动上的反思和审视,而超越历史困境与非暴力斗争中转型的艰难境地,则又赋予了六四运动在当下时代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带着六四的意愿来进行再次反抗,那么这种反抗就必然要从对专制体系的深度剥离中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尽管这种深度转变包含在六四运动后和茉莉花运动的精神之中,然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实复杂混合的形态将会要求我们思考得更多,为了能真实而生动地进入到民主宪政中的实现中来。




  对非暴力抗争的重新审视是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一大新的突破,尤其是当非暴力以新的定义从时代的转折中苏醒过来时,我们知道,在非暴力的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思路构成了它的道路,也即,必要的暴力将和非暴力反抗一起,在经过时间的检验后已经纳入到了非暴力抗争的格局中,这种结合中国现状的角度将不但能拓展出一条新颖的道路,也同时给予了六四民主的先行者们以至高的敬意,而一旦非暴力的新语境开始准备和公民社会超大体量的运动融合,那么,这种强大的力量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跨入到民主时代时将我们的道路照得更为清晰而真实。

  在面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公民运动之际,六四具有的启示,在于它通过一个具体而深远的历史际遇获得了它的未来,也即当公民运动纳入到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中时,我们同时获得并超越了弥漫数千年的中国式历史困境。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勾勒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而这就是作为历史的六四和作为当下的六四给予我们时代的契机,尤其是当希望与恐惧、呐喊与反抗、逃离和进入一起构成了中国的民主场景时,这种源自六四的情感将以动人的力量,注入到我们的精神和行动中,这种对比,将远远超出阿拉伯之春以来所有发生和行进在民主道路上的行动,这种穿透性的情感和意义,包含了我们作为人类对自身人权的参与和使命感,并带着我们去越过重重的、穿行在中国现代体制中的理想和激情,以饱满的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形式,获得并纳入到现代宪政的民主体系中。

  对专制体系的彻底否定,将使得六四民主运动之后的中国格局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政治体制中,这是因为时代本身的步伐通过民众的觉悟及反省力映现了当下中国现实的具体图景。六四不仅作为一种对建立在保守主义和封建思维中的中国式传统作出深刻批判、并由此获得在新的民主浪潮中生命形象的行动,也是塑造中国民主未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融合对话的实践。就实质而言,也正是因为具有了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反思,才能由此走上并融入到一个主动及自觉进行瓦解专制的行动中。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民主六四运动的梳理、反思和回顾,也同时是对有真实情感所引导的,进行并要求参与社会主体的建设而成就历史的激情以无限的鼓舞。如果有人要刻意忘记这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面对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如果这是一种必然选择,那么,在怀念和行动之间,我们必然会作出行动,因为六四运动具有的对中国现实的切入,将以它否定性的力量得以延续,并将成为指引我们道路的光亮。这正如我们所要求的对人权及民主、自由和公平的选择一样,这种正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成为世界之一脉的必然途径,在此意义上,有关六四民主运动的一切,将成为我们时代最具影响的力量。




  对当下现实的切入,和将六四作为起点而不是作为历史,是我们得以摆脱心理和思想阴影,逃离历史困境的契机所在,因而有关于发生在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一切,都可以作为一种民主历程而加以考量,以寻求我们在新的状况中行动和改变的途径。六四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有关它的一切,也就是有关中国大陆如何消解并击跨专制步入民主时代的篇章,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六四,有了六四在历史中的意义和深度,以及有了对它进行的反思和纪念,才可能成为一种超越性的角度。孤立地看待或者回避六四民主运动将是一种消极的无意义的反映,而另外一种值得警惕的是,幻灭和无力感正是来源于六四造成的创伤难以在时间中得到行动和思想的治愈,也就同时会在某种状况下取消和回避在新的民主宪政的现代路径中,与民众进行有效的对话和结合,最明显的现象是,尽管对旧秩序的抨击一直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反抗就具有了反对派的立场,然而,由此思维所造就的六四后深沉的幻灭感,却使得另一部分健康力量得以成长。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一段历史,我们应当明白并不是只有我们才在承受如此之大的压力和重任,没有完成的需要完成,不仅是因为时代在要求着我们,也同时因为那些为了中国走向民主而付出鲜血及生命的先行者们。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进入到建设公民社会、瓦解专制体系的行动中时,我们面对民主六四,是为了去宣告一个旧体系的消亡,而这正是我们要完成的道路,尤其是在暴力维稳和思想禁锢的年代,这种反抗,将会从对六四的反思和纪念中,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力量,以迎接一个具有现代宪政的民主大陆的到来。

2013年9月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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