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失去自由
——记忆中的郭飞雄(上)


肖国珍



(一)

  离开中国当日,隔着半个地球,我接到飞雄信息:“肖律师,您在哪儿?”朴素平白,却最是让我感动。山雨欲来的险恶环境下,他担心我“出事”。

  我又何尝不担心他?

  我对他说:“多保重,飞雄,具体说,尽量不要进去。”

  飞雄回复我说:“我是把命和民主融在一起的。我的妻子和儿女都知。我的命运只在此地。准备迎接任何挑战。”

  我苦笑回答:“我发现我们这些人啊,有一个共同点:非常热爱生活,所以不能忍受不自由,不能忍受奴役。”

  飞雄说:“理想,谁都不会放弃的。”

  美东时间8月9日晚。波士顿。我忧心忡忡地对一位好友说,在常青、家喜、志永诸友被捕之后,最担心郭飞雄与李化平两人,请朋友们保持密切关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我说这句话的随后三个小时之内,李化平被拘捕;而飞雄,已经被捕两天,而秘密警察的行为,当时不为世人所知。


(二)

  与飞雄的合作,始于去年6月李旺阳被自杀一案。

  飞雄知道我在持续关注该案,遂主动与我联系:“我想请教您,成立法律后援团的宣言文本如何来写?需要言及哪些法律要素,提出哪些法律要求?请问您对公布时的文本格式有何建议?”

  6月30日,早晨八点起,飞雄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告诉我:不能通话,原因是“我家楼下有高技术设备。我实际上被严密监控着,近身跟踪着”,只能通过比较保密的渠道沟通。我说:“现在要紧的是:一、文书出台;二、联络签名……我们现在都在电脑边工作,随时联系啊。一个小时内交稿。好吗?若有需要商量的,就在此处沟通。”

  十一点,飞雄的文本过来了,他向来才思敏捷。同时,他说:“请高度注意安全!!!我们最在乎的,第一是参与的维权律师不被撤牌。谢谢,和您合作感觉非常舒畅,我们有着高度的共识。”

  我说:“您说得对,把已免牌律师作为发言人;其他律师作为联署人。好处至少有二:一、已免牌律师不会有免牌之虞,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二、让当局知道:免牌只会让被免牌律师更坚定地走向维权。因而,此种方式不具有威慑性,从长期减少免牌的发生。”

  当天是周六,正是北京公民约定饭醉的日子,文本定稿后,我考虑将打印稿带到现场,找密友审阅与联署,结果,没有征集新的签名,原因可见于次日我给飞雄的邮件:“昨日有国保在我们之先赶到饭店。至少两车跟踪。包间里正常情况下装有窃听。因他们先到而后走……我会发动更多的同道参加签署”。

  7月2日,法律与公民后援团文本公布,飞雄告诉我:“海外网站发表这个签名信,需要考虑著作权而署名。我原来没有署名,结果参与网站就直接署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就把最新稿件署名为‘郭飞雄等’。其实作者是我们两人。但我为了防止对您的牌照产生困扰,就署成这样了。请理解。这封信也可作为一个记录,将来可以载入我们小小的历史……希望能每晚如此,做简单商议。”

  7月6日,因签名联署,我被警察传唤。飞雄不断给我电话。我出来后,他问我:“情况如何?请直言。相信真挚的朋友。”

  我告诉他:“我完全没有问题,从胆量到策略。您放心好了。且我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朋友。我自己一力担当。”

  飞雄说:“早日将经历写成文字”。飞雄的鼓励,促使我克服懒惰,写出了《我这二十四小时》,该文前言提到:“今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次我被传唤,是公权力机关与律师的一次‘交流’,有必要写出来。”这位朋友,就是飞雄。飞雄读过后,说:“您的文字非常有价值,不仅为后援团造势,而且给全国国保以一种正面宣示,我们是有信念的,他们读到文字,将会受到灵魂的震撼。”
 
公民聚餐。前排左起:郭飞雄、杨子立、肖国珍、许志永


与胡石根、查建国等老师相聚。后排右一:郭飞雄;后排居中为笔者


2012年8月初,郭飞雄于八达岭长城

(三)

  与飞雄总共只见过几次面:去年7月底,飞雄来京,我们几乎天天相见。

  难得的见面,短短的几天,故事连台。应飞雄之约,我与他一起参加各种餐聚。  7月28日晚上九点半,曾金燕开车,胡佳、许志永、赵常青和我,五人正好一车,前往北师大。飞雄已先期与胡石根老师在那里等我们。刚到聚会点,与当局较量多年的胡佳,发现了国保机动侦察的车辆和便衣守在道边。我们视若无睹。飞雄谈的主题是多合作、多联系。我想,这应当是飞雄北京之行的初衷吧。他长期致力于打破职业、地域等所有的樊篱,以构建公民共同体。临走时,胡佳为掩护飞雄,站在国保的车前方阻挡,飞雄迅速乘坐出租车调头、拐弯,消失在夜色中。由此,我们确知:飞雄到京,被当局充分“重视”。

  7月29日晚,飞雄与我、胡佳、金燕四人,一起从七九八艺术区出来,胡佳又发现国保开车秘密跟踪,飞雄既警惕,又做好了被随时绑架的心理准备。我们在将台路和大山子等地与国保的途安商务车周旋,最后看准一个红绿灯处其他车辆挡着国保的机会,加速离开、拐弯,让飞雄立即下车,避于公交站广告牌之后。胡佳的车,则把后面跟上来的国保车辆引开。

  7月30日晚,与知名民主人士餐聚;7月31日晚,与诸维权律师饭醉。多为有价值的交流。

  对飞雄在京频繁会见各届人士,国保终于不能容忍,最终还是把飞雄绑架了。

  8月2日,原定晚六点与飞雄、胡佳诸友在团结湖见面。中午,赵常青突然紧急告知我,飞雄已被警方带走;因飞雄在京期间住胡石根老师家,胡老师亦被问话;估计飞雄被强行押往广州。我不断打飞雄电话,未通,显示关机。以此推断飞雄失去自由。当晚,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我,我严厉谴责当局的非法行径。

  8月3日7:28,打飞雄电话,终于通了。飞雄述说:他被经历了北太平庄派出所、北京国保、广州国保、广州某派出所(我没听清)四次“易手”;当局未出具任何手续;他被限制人身自由13.5小时、被扣押电脑与手机数小时,估计电脑被他们装了软件,因而不能用。我即给飞雄发飞信:“记录历史。要点有二:一、承办单位与承办人;二、其违法事实要点。”发完后找历史纪录,全部不在电脑上了——此种情形,前所未有。也不知飞雄收到没有。随后再发给他,还是一条条自动失踪。当时是上午,对着电脑,我有一种大白天碰到鬼的感觉。我立即找其他朋友(多为“敏感”人士)的飞信记录,全在。可见飞信失踪,是因为飞雄“敏感”程度已达最高级,移动公司被当局胁迫。

  8月3日,飞雄从警方一脱身,便再次坐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9月18日,收到飞雄邮件:“第二次进军北京之后,在长城上的照片,请路过游人帮助拍摄的。转发各位,是为了防止近几月又被刑拘或者治安拘留后,没有近照。”并照片三张。照片上,他身后是逶迤的群山、起伏的长城,似有深意,正是——

  八达岭上人如织,
  何人挥毫墨最浓?
  寻常一样长城照,
  才有飞雄便不同。


(四)

  对点滴交往中体会到的飞雄卓越的人品与才华,我并不惊异,由于对他的了解与理解。飞雄无疑是国内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十年以来,他一直站在中国维权运动的前列:他先后介入广东南海三山的民间维权、蔡卓华“非法”印刷圣经案、陕北石油案、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乌坎选举;飞雄因维权被当局殴打,胡佳、高智晟等发起全国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政府对维权人士的迫害;飞雄为独立参选人刘萍发起签名,并曾亲赴江西新余;他发起城市公民社会活动;他走上街头,公开发表演说和相关文章,力倡言论自由。

  即使身陷牢狱,他也不惜一己之身,为举报监狱中的人命案和保护另一位囚犯的生命,而遭到当局持续暴力殴打。

  对受害者们遭受的苦难,他感同身受、深切关怀、高度关注。以下是他得知有人被迫害时发给我的几封邮件——

  “挪威森林那里太孤单,如果我们能将全国维权的朋友联络一部分,就对挪威森林有所支援”;

  “刘萍女士今日因为到公安局申请游行,遭到警察暴打。她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两位律师出面”;

  “请帮助被抓捕的北京举牌四英雄组建刑辩律师团”;

  “六四前后,南方有十几人被刑拘,请问肖律师方便参加律师团,为这些民主人士提供法律辩护吗?”

  今年5月5日,他著《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一文,为被捕的良心犯呼吁。

  从飞雄关于营救高智晟的一段话,大体可见飞雄对维权的定位、他义无反顾的决心、他对维权运动精神价值的昭示——

  “我建议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要坚决地、非常强硬的投入到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中去。我们营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的民气、人气。帮助的是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它不仅具有个性而且具有全局的意义。

  “这个专制的统治者他不相信,他认为它们能够把我们控制住,扼杀住。我们现在得用我们的明确行动告诉他们,不可能!

  “我呼吁那些为了中国、为了人民,现在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站出来的最佳的时机,我们欢迎你们和我们沟通,和我们站在一起。就国内人们的判断,抓高智晟不是一个结束,如果他们要把高智晟下黑狱,他后面还要抓几十个人。我们都做好了精神准备,一点也不惧怕他们,前面进去了后面还不断地有人跟上。”

(未完待续)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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