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柏林墙”

马萧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柏林墙”还存在吗?那些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渊薮彻底蒙蔽眼睛的、诚实的人们都会不假思索的给出正确答案:“没有!”,但是,倘若接着这个问题继续追问,比如,“我们是否有责任拆除那些林立于我们中间的林林碎碎的‘柏林墙’,而不是以一个局外人或者旁观者的心态远远凝视、驻足观望?”,那么,我们中间的许多朋友恐怕就要顾左右而言它了。事实上,做一名道德主义的高调批判者是一回事,尝试去做一名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者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共产主义对抗自由主义的一笔政治遗产,“柏林墙”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是勿庸置疑的,首先,它是自由与奴役、开放与禁锢、专制与民主的一道鲜明的分水岭;它象征着那些向往自由的人们被他们的政府及其粗鄙的意识形态囚禁在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内这一事实;同时,它又意味着对话取代独裁、自由战胜刀剑,意味着人类秉着和平、理性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光辉时刻。

  今天,人们已经从反抗共产主义暴政的泥潭中抽身出来,“冷战”的阴影被浓缩成一部一部经典的纪录片,它正在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但是,人类向往永久和平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因此得到最终的实现,今天,世界依然笼罩在充斥着冲突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宗教、文明、文化、种族、地缘政治的冲突取代了激进的意识形态,我们面对的是恐怖主义、对强权的渴望、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域歧视、无力控制的自然灾难以及核恐怖的威胁,而暴政、杀戮、任意羁押、有预谋的酷刑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像传染病一样展示着它们的勃勃生机,这些困扰人类始终的非正义现象仍然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挥之不去,冷漠、仇恨、嫉妒、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类情感仍然在时时腐蚀人类存在和社会正义的基础,它们随时都有可能触发新的人类和社会危机,正因为如此,对于“柏林墙”的反思不会因为它的被拆除而烟消云散,它成为镌刻在人类历史长廊中的一块永久纪念碑,成为自由的人们反抗暴政与非正义的一个象征。作为人类黑暗和苦难的一段记忆,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世界的一记警钟,“柏林墙”将永远地定格在历史和人们的头脑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每当我思考并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已仿佛是在陈述一些老套的陈词滥调,在重复一些于事无补的废话,它仅仅表明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事实上,在西方政治家和知识份子眼中,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共产主义和“冷战”的终结,他们从此可以大大地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却正好相反,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给中国大陆的独裁者们敲响了死亡的暮钟,这种反应的结果是这个制度巩固其自我保护的能力以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其中摆在他们首位的正是如何稳定它的极权统治,因此,苏联的解体在我们这里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促使社会重新走向人类自由的反面,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我看来,在一个完全改变了其本来面目的世界上,那些早已形成结论的思维和语言风格是否还能准确地反映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对此,我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它甚至让我对“柏林墙”的传统认知产生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修正我们对于和平与正义的定义,或者至少用另外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这可以视为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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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从对“柏林墙”的习惯性批判眼光中抽身出来,转向客观存在的本来世界,当时的“柏林墙”之所以受到世界的关注,因为它身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势力对抗的最前沿,倘若再客观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向外部展示其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橱窗,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政治开明的程度上,东柏林地区乃至东德的社会主义,并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境况最为糟糕的,甚至它可以被算作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一小块飞地,在这里,我并不是为发生在那里的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恐怖寻找开脱之辞,但我们必须尊重这一事实。

  事实上,在“柏林墙”被建造起来以前,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侧,在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上,一条人为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分立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之中,一方是自由主义的美国的势力范围,一方被纳入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版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朝鲜北纬38度军事分界线,而那些被圈禁在“38线”以北的人们遭遇到的苦难和受奴役的程度是迄今为止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最为深重的,否认这一点只能证明一个人没有良心。

  如果说“柏林墙”是共产主义独裁者为了抵抗自由的病毒感染而被迫修筑的一堵防御之墙,那么,“38线”的存在则更像是当初那些坚信真理和正义站在他们一边的西方政治家们为了逃避责任、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麻烦而在恐惧面前采取的一种主动放弃行为。

  我并不想借此批评西方社会存在的冷漠、功利主义和不负责任的主观行为,而是在探询像真理和正义这些价值观念如何才能脱离政治家们的演讲稿,真正进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个人的自由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从来没有免费的、被恩赐的廉价自由,这绝对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考虑人们所面对的现实条件也是对的,在那些完全缺乏人道主义和道德约束的独裁暴政的压迫之下,当一个人只要存在反抗的念头就会被无情的消灭,甚至被灭绝之后都无人知晓的死亡幽谷,那些常识性的认识,比如,“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已手中”这样的教条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老套的过时观念,是在拿人的生命作赌注开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反抗行为更像是将自已化作一个在绝境中游泳的孤胆英雄,赤手空拳地高喊自由似乎是一个疯子才有的举动,一个滑稽的唐-吉诃德,显得出奇的荒诞而又充满悲壮的喜剧意识,我的问题在于,在通往虚无主义的反抗道路和濒临彻底的绝望两者之间,真理与正义的力量将以何种面目呈现出来?

  今天,每当人们谈论朝鲜存在的问题时,除了对生活在那里的共产主义臣仆们投去一瞥同情的目光,几乎没有想过为其可能的改变作点有效的工作,因为那里距离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过于遥远,甚至就像另外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可以完全忽略不计,这就是今天的人们对待朝鲜半岛“38线”存在的基本态度,同样也正是这些人们,在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纪念“柏林墙”的被拆除,大声谴责共产主义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

  还不止这些,他们偶尔也会将剩余的目光聚焦到这里,但前提是它的行为必须威胁到邻居们的美好生活,换句话说,如果朝鲜的独裁者们稍微理性、现实一点,不去作那些可能打扰邻居们美梦的危险事情,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对它的所作所为假装视而不见的,而这个政权除了压榨其统治下的人们的血肉之躯、绑架其臣民向世界展示单薄的肌肉之外,几乎不可能做成一件正经的事情。可以想像,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或者与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某个地方,比如:柏林或者巴尔干半岛,人们对此的反应则可能会截然不同,真理与正义的呼声将马上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响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问题在于,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与正义的力量吗?或者说它是完全的吗?

  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分界线还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议事日程之中,对于朝鲜政权的厌恶和愤怒只是出于那里的共产主义独裁者对其邻居挥舞拳头的丑陋行为,人们仅仅将它当作一个被宠坏了的、不听话的坏孩子,而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郐子手、杀人凶手,那么,“柏林墙”的阴影就永远也不会在人们的内心和现实的客观世界里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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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二十世纪是这样一个世纪,在科学、进步论、理性主义的怂恿下,人类自以为具备了驾驭自身命运的能力,从而试图建立完美社会的乌托邦试验以及它们的彻底失败,这种失败确证了一个事实:无论科学、人类的大脑发达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弥补人类内在的自我局限,人们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到达真理本身,导致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内在根源,同人性之中所固有的浅薄、自私、冷漠、功利、自我中心主义、普遍而又盲目的顺从等这些东西密不可分,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只是人性之恶和它的局限性在合适的土壤之中结出的罪恶果实。

  这些东西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由于人类自身的不完全,它们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根除,只要这些内在的基因依然存在,那么,谁也无法保证,它们在未来不会以另外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因此,我们的思考不应当仅仅停留在那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上面,更重要的是去排查潜藏于我们内部的、尚未被发现的潜在隐患,以及去重新审视那些由于我们的短视可能被忽略掉的东西,从而找到有利于我们的、更适合未来的可能途径。

201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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