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的悖论

马萧



  如果说自由的底线是一个人拥有“不撒谎”的权力,可以遵循自已的良心去思考,像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所说的那样,那么,这句话反过来显然同样有它的道理,一个鼓励并纵容人们去撒谎的社会,必定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境况之中,一个说真话的人,与其说是一个勇敢的、正直和胸怀坦荡的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不识时务、令人厌恶的冒失鬼,他不仅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更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周围的亲人、朋友、邻居们,受制于那些既定的风俗、习惯、规范和僵化的秩序感,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和现实进行妥协,被迫同那些或明或暗的谎言一道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那些奉命监视我的警察们有过温和的辩论,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被动地接受他们的“政治教育”和“洗脑”,比如,他们语重心长的训诫我,一个好公民的标志就是要与政府保持一致,任何政府犯下一些错误都是难免的,而像我这样锱铢必较的个性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都不会被主流的社会民意所采纳,他们还认为,我对政府的攻击性言论如果是发生在之前的年代,早就被送进监狱了,言外之意,当局虽然不喜欢我的偏激和桀骜不驯,但还是能够容忍我表达自已的个人看法,这已经是当下的政府开明和进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我无从得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否出自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事实是最有力的佐证,共产主义在它最初的策源地——欧洲,在其内部的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反思和清算工作早已尘埃落定,但是,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它在我们这里依然还被奉若神明,不容质疑,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被现代的文明社会甩在身后很远很远了,在我看来,一位知识份子希望政府尊重言论和出版自由,要求知道真相的权利,和一位工人希望获得与其工作时间和实际能力相吻合的薪酬,一位农夫希望获得土地和适宜的耕作条件,一位信仰者希望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一个更广义的生活空间之内,市场要求减少政府的政治干预,社会要求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人们期盼体面、富裕、多样性的生活一样,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些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同极权的党的领导原则发生冲突,而化解这些冲突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平等的协商、有诚意的对话来进行,而是凭借专业的警察机构的强力原则,这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

  当某种外在的力量(比如,警察)堵住我的胸口,让我无法表达自已的真实想法时,我的本能反应是我们必须要恢复怀疑、质问和拓展我们内省精神的能力,一个人的尊严和存在感促使我去思考这个严肃的现实问题。任何同那些身着深色制服的人打过交道的人们都知道,同他们接触是一件危险而又麻烦的事情,他们有太多的藉口可以堂而皇之地介入任何人的私人生活,随心所欲地剥夺一个人生活中本来拥有的东西,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认为有必要这么去做,比如,看过几本你认为值得一读的好书,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散步,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聊天,忠诚于友谊、爱情,写日记的个人习惯,像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都可能引起警察对你的注意,更不用说发几句政治上的牢骚,在某份你认同的人权呼吁书上签一次名,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参加国外的某次人权会议,等等,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从到侦查学到逮捕学的全部课程,以及被要求对党的专政制度不加批判的、看上去愚不可及的盲目忠诚,像对待牲畜一样将人们驱赶到属于自已的私密卧室,双手抱头,蜷缩起来,通过种种粗鲁的方式来终结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动能力,这是他们工作的全部内容和意义。“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这是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劳改营狱吏们的性格特质时使用的词句,我认为,普世性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东西可以超越时间、地域、肤色、信仰原则和政治观点获得不同人们的普遍理解,即便是它的对手们都不得不在私下里表示认同,从而引发心理共鸣的东西,比如,人们对共产党国家的警察机构的真实感受,在东欧、苏联和中国大陆作家们的文章里,表现出来惊人的相似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然而,悖谬的是,对于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警察却似乎从来都是假装视而不见,他们批判的目光总是习惯性地朝向遥远的美国白宫的总统官邸,“不一样的国情,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不一样的文化传统。”,这是我在同警察机构的交往过程中听到的频率最高、最荒诞的开脱之辞,但是,它却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可以覆盖到我们生活所能达到的边界的各个层面,并足以终结任何与此相关的质疑和争论,它像一记悬挂在人们头顶的警钟,时刻提醒人们小心照料自身的存在处境,采取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不要去做那些可能与政府意图相违背的事情,否则,这种表面上的相安无事极有可能在瞬即之间转化为竭斯底里的暴力,在某种意义上,“自由”的真实含义不再是我们通常理解和熟悉的东西,它被扭曲成一种个人对抗骚扰、威胁,抵挡拷打、精神折磨、监禁,乃至于忍受不被他人理解和直面死亡的特殊能力,在这样一种绝境之中,一个人能够保持良心的自由——不撒谎——通常是一种只有贵族才能够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不必作过多的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张硕大无比的蜘蛛网真实存在的阴影,它是依靠警察制度进行统治的完美典范,但在表面看来,它更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官僚主义社会,通常,人们很难触摸到这张蜘蛛网边缘部分的细丝,更不用说拨开它去探寻外面的世界,哪怕有少数地先知先觉者率先发现了这个内在于我们生活中的秘密,甚至成功地破网而出(比如,通过地下写作、监禁、政治流亡、自由移民等各种形式),也不能由此乐观地认定这张网已经破败不堪,无数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会自动消失,并且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修复那些受到破损的地方,使之重新凝结成痂,变得更加牢固、坚韧和密不透风,在我看来,在这张蛛蛛网的内部,除了肮脏与污秽,生长不出任何有意思的新东西来,即使西方的民主陷入某种困境,像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恶意猜测和祈祷的那样,也不可能使我重新认同共产主义。事实上,西方民主的危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更不是值得我们幸灾乐祸和沾沾自喜的理由,相反,它将是人类在未来的命运遇到的一次严峻挑战,说到底,无论西方社会发生什么变故,也不能由此证明一种由警察制度和有组织的政治谎言来进行持久统治的生活方式就是可取的,这是一个与自由有关的悖论。

初稿:2012年11月25日
定稿:201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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