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马萧



  在我的眼里,一个人是否真正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他走向成年状态的一个标志,当人们有意识地考虑这个问题时,他就开始或多或少地拥有坦然面对自身的某种独立性。作为一种教条的意识形态及其它的现实运用,社会主义防范、警惕和禁止人们自由的思考、分析、讨论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领域,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建立在思考的意识被完全摧毁的精神废墟之上,今天的共产党人正在构建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行走在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尽头,所有可见的人类价值、人类行为的正常准则、传统的道德、固有的伦理观念都濒临崩溃,可怕的是,我们在现实中故意忽略这一点,并将这种局面视作社会重新“正常化”所应付出的代价。自1989年当局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以来,社会一直沉醉于这种自我欺骗的心理状况,指望共产党能够从此洗心革面,来重新换取人们的信任(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虚幻期待)。事实上,共产党也确实从中学习到了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磨砺它的刀与剑,用来消灭随时可能发生的任何一点政治反对的迹象。与同此时,它向社会开出一张慷慨大方的疗伤处方,要求人们在自由和富足这两种诱人的人类欲望之间作出明智的决择,对于那些现实而又纯朴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选择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到最后,人们发现他们放弃了自由,甚至掐断了追求自由的所有希望和念头,但是富足的生活却并没有像它所允诺的那样接踵而来,社会仍然深陷在贫穷和匮乏的漩涡里,痛苦挣扎。

  作为一群社会建筑领域的天才设计师,共产党人悉心建成了今天的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在政府奢华的、光鲜亮丽的行政大楼里,在令人畏惧的警察机构审讯部门的拷打和痛苦呻吟声中,在政府官员的会议室和那些形单影只的农民工家庭漂泊的日子里;还有,在北京的“贵族”子弟学校和贵州毕节山区小学的崎岖山路上,在山西和河南深达地下数百米的煤矿矿井的黑暗覆盖之下,在长江、黄河的大面积断流和重度污染之中,还有那些含怨去世的鱼儿们绝望的眼神里,在人们呼吸的空气和日用饮食当中;在藏人此起彼伏的“自焚”悲剧和维吾尔人充满怨恨的抗议浪潮之中,在异议人士遭到逮捕并伴随他们的家庭支离破碎的凄惨过程背后,到处可以看到这座大厦的基础性建筑材料,同时,我们也得以洞察这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它高喊人类平等的口号,却处处构筑等级特权和政治歧视的屏障;它声称代表民主却从来没有打算进行一次像样的真正选举;它声称尊重公民权,却处处剥夺人们的自由和行动能力;它利用强迫劳动的隐性制度创造财富,却无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饥饿的真正不幸(当局十分清楚,为了缓解最原始的生存压力,人们会非常珍视这种劳动机会。);它用秘密窃听和警察的棍棒来清除任何思想上的异议,用威胁和拘禁来拦阻每一次富有意义的平等对话,它高举正义的大旗,假装自已是善的化身,它装作自已从不撒谎,没有新闻审查官员,也没有从事破坏活动的政治警察,在它众多的标榜当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是它声称自已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不难想象,这种社会主义实践几乎会使任何有思考能力的头脑产生幻灭感,众所周知,一个持有不同意见的工人、农民,乃至未成年的学生,只要他还顽固地坚守着自由思考的底线,还没有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肆掠之下彻底地屈膝投降,那么,他的处境就不会比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好到哪里去。

  既然如此,人们就会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这要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东西里面去找,从它看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我认为自已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抹尘土,没有能力去解释如此复杂的问题,更何况,面对一个浩瀚无边的世界,人类实在太渺小了,但有些东西依然有它的内在规律性可以遵循。然而,我所理解的这抹尘土,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体,这个物体由我的头颅,我的身体,我的心脏、胸腔,我的手和腿这样的东西构成,因为他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的存在变得与先前或者之后的世界完全不同。而共产党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这抹尘土只是一件随手可以拂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建设一个一尘不染的崭新世界,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任何人的存在痕迹当作一抹尘土加以清除掉,这是一种社会主义范式的思维方式,但是那些坐在权力宝座上的共产党人心里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维持他们手中权力的唯一有效手段。

  一个由共产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神权国家。我认为,当初马克思坐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面冥思苦想时,他一定汲取了基督教神学教义中的某些东西,从而设想出在一个“上帝”消失了的世界上创造一个“天堂”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信奉的核心原则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事实上,为了大多数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进入这一“天堂”,让少数人作出牺牲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计划的实现只能由一群像他一样的先进份子来完成,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笃信这一颇有创意的计划最终是可以实现的,就这样,二十世纪一场席卷整个世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革命静悄悄地浮出地平线。今天,问题已经不在于去评价这场革命的意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已经将它送上了政治和道德双重破产的绞刑架,与它声称所追求的相反,它并没有给人们创造出一种富有意义的积极生活来,相反,它彻底摧毁了生活本身,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这种支离破碎的社会主义残垣断壁中重新站立起来?

  当我们找出导致我们苦难的根源之后,要求那些加害者们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是社会迈向公正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从外部强加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的,他们是制造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罪魁祸首。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今天渗透到农村最基层的党的支部的共产党人正是从当地的农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同我们比邻而居的亲人、邻居和朋友,并不是一些素不相识的莫斯科人、基辅人或者华沙人,只是——借用《圣经》中的一句箴言——也许“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与此同时,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认为这些灾难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政治传统,它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陈规陋习之中,同我们性格中固有的奴性、愚昧和对权力的盲目轻信有关,是人们主动接受其统治合法性所造成的恶果。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党内的所谓“开明”知识份子和共产党的同情者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间接地为共产党犯下的种种罪行巧妙地开脱责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同样忽视了一个事实,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结出的罪恶果实,它所独创的那些“新话”原则和世界观,来自西方近代世界的历史哲学。更何况,即便是最有野心的古代君王,他也只有能力去征服大片的土地、俘虏足够多的奴隶,供他驱使,但是,像这样一个“新天新地”的创世计划超出了哪怕是最有想象力的古代君王的认知范畴。

  事实上,当政府与人民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言表的共谋关系时,要将双方的责任严格区分开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与之相对应——“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成份。我认为,在善与恶的边界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的情况下,知识份子的立场在于始矢不渝地捍卫自由的价值和对真理的坚守,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教化社会,令其向善,而是当有人迷失方向时,他的存在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标,当他试图这样去行动时,他会发现自已是孤独的,因为他面对着整个世界的质询目光,在我看来,这正是知识份子的责任。

初稿:2012年12月5日
定稿:201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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