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以對抗諾貝爾和平獎而抵禦世界文明主流的做法並非中國人首創,這樣的事,代表上個世紀人類兩大惡魔的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都幹過。1936年諾貝爾委員會宣佈把1935年度(當年的決策過程有些延遲)的和平獎頒給納粹德國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調查報告揭露了納粹秘密重整軍備。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佈:「為了防止今後發生此類羞恥事件,今天我創立德國藝術與科學國家獎基金會。今後德國人不准接受諾貝爾獎(不僅僅是和平獎:作者注)。」 希特勒設定獎項獎金為10萬馬克(孔子和平獎的獎金是10萬元,驚人的類似,看來,這些國人一點嫌都不避)。
像所有具有強烈使命感和領袖欲、又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一樣,習近平自覺不自覺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識形態化,也就是說,他的政治姿態使他亟需一套致力於正當化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為模式以及「用來解釋複雜社會現象,並指導個人或集團簡單化地從事社會政治抉擇的概念和信念模式」 (Harry Johnson在「Ideology and the Social System」中對意識形態的定義),而不幸的是,他的選擇在實質內容上延續了他的從鄧小平以降的所有前任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抵禦民主化,只不過從形式上他更加著力地進行了意識形態式的強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