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中国政治犯监狱生活——基督教会牧师 刘凤钢(三)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 刘凤钢:北京人,出生於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第二次被逮捕的经过。

  刘凤钢(以下简称-刘):2003年7月25日,我接到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的一个电话,说浙江萧山正在拆教堂,他们无法联系上萧山当地的基督徒,希望我替他们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去了趟浙江萧山,拍了一些照片,并记录了基督徒受逼迫的祥细情况,把这些资料发给了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

  到了10月份,萧山的基督徒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政府又开始逼迫他们,希望我再去调查。后来,我去了,当时我住在一家宾馆里,约他们在下午五点见面。

  当天下午三点,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当地的基督徒,把门打开,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她说要打扫卫生,结果把房间的窗帘拉开就走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到了四点多,又有人敲门,我以为约的人来了,又把门打开,结果进来一个穿黑毛衣的女人,她进来以后问我要不要做“按摩”,我说不要。

  话音还没有落下,门又响了,我心想,这下糟了,我约的人来了,如果让他们看到这般景象,怎么解释?我硬着头皮把门打开,结果闯进来一大批警察,进来就把我扑倒在床上,将我死死地摁住,我高喊:法西斯暴徒们,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紧接着,他们把我从床上拎起来,把我的脸紧紧贴在墙壁上,一个警察从我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打名片,还有录音笔。随即,把我从七楼一直押到一楼,把我塞进一辆警车后备箱的铁笼子,这个铁笼子是专门用来关警犬的。

  警察一路把我带到萧山高唐派出所,进去以后,让我坐在传达室,由那些协警看押着,当时也不过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便衣让我上楼,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你走吧。结果在检查行李时,这个便衣从我的行李里发现了一本《圣经》。他拿着《圣经》问我:这是什么,你信法轮功?我说我不信,我信仰基督教。他说:这你就别走了,等上面的人来了再说,甭管什么教,我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便衣是萧山区当地秘密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这是他们故意找理由延长扣押时间的一种手段。

  不过,当时我心里并不感到有多恐惧,心想没偷没抢,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警察手上。吃过晚饭,又过了一会,萧山国保来了两个人,穿便衣的那个是教导员,他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一进门,就训斥我,命令我把腿放下去,当时我翘着二郎腿,我没有搭理他。“把腿放下去。”他抬高了声调,“我不放下去!”我开口了。他冲过来,双手抓起了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我高声大喊:你干什么,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这时,那个穿警察的国保队长终于说话了,他对那个教导员说:算了,算了。他放下我,我又把腿抬起来,这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这是他的习惯,习惯。我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个教导员,他问我名片的问题,我说不告诉你。

  一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我又被送回到传达室,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求到置留室,因为置留室比传达室宽敞,可以躺着睡觉。到了凌晨十二点左右,送进来一个小伙子,他因为偷汽车电瓶,被发现,跳到河里想跑,结果从河里被捞上来。他进来时,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打哆嗦,警察也不避讳,当着我的面就用警棍电他。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那个国保教导员带着一个助手又来了,冲我招手,把我弄到一间办公室。还是那教导员,用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也不说话,这样沉默了好一会,他开始问:你为哪个外国机构办事?突然之间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吼:他们用多少钱收买你?我们也可以用钱收买你,你开个价吧。我说:你们出不起这个价钱,我是用耶稣的宝血买来的,是无价的,耶稣为我而死,你们能为我死吗?他们一下就不说话了,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见我不说话,又说:你要不说,我们换个地方说,现在还给你说话的机会,到时候就不是这么说话了。

  接着,他拿起我的行李就往外走,我跟着他,他回过头来,说:干嘛,跟着我干嘛,你要不让我走你就说啊。又回来,把我的行李放下,重新坐下,闭上了眼睛。我也坐着,闭上眼睛,他睁开眼一看,见我在睡觉,火了,冲过来,扯着我的衣领往墙上撞了好几下,我大声抗议,引来了派出所的警察,他们都过来看热闹。这个教导员见状,又把我放下,假装给我整理衣服,说:没事!没事!

  他们就和我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拿我寻开心,一直僵持到下午四点多,都没有吃饭,我对这个教导员说:传唤的时间是二十四个小时,一到五点,我就会往外冲。他说别着急,我算了一下,昨天是五点半,我们还有时间。

  不久,又拿起我的行李往外走,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把我带上一辆警车,上了车,他又跟我东聊西侃,边说边指,车开到一处地方,他对我说: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我一看,蓝天宾馆。

  我当然记得,上次来萧山我曾经在这里拍过照片,他们把我押到蓝天宾馆的后院,那里有一幢楼,叫“得月楼”,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浙江省纪委关押双规人员的地方。

  他们把门一打开,满屋子的警察在里面等着,不下十多个,先前那个国保队长出现了,他对我说:刘凤钢,今天你就住这,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

  接着,他拿出一张监视居住的表让我签字,上面拟的理由是说我非法接受采访。可能是那些名片里有美联社等国外记者的资料,他们一时还拿不出真正的罪名来拘捕我,所以暂时给我定个监视居住,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这段监视居住的时间里,专门去了趟北京,查抄了我家。

  我被监视居住了一个月零一天,不过,吃得挺好,警察拿来菜谱让我点菜,我拒绝点,他们就干脆自己点,专门挑那些最好、最贵的菜,他们也是沾了我的一点光,平时可能没有这样的由头任意点菜。

  当时是三班人马轮流看守我,每班三个人,一天三班,使我特别愤怒的是,无论哪一班看守,都要打开房间的电视,一天24小时没有歇停,我无法睡觉。而他们也不能把门锁上了事,因为我属于监视居住,如果他们锁上门,就变成非法拘禁了,于是,一个人堵着门,另外两个人就一左一右躺在我两边,真够荒唐的。

  第一次审讯安排在后半夜,深夜对我进行疲劳审讯,当时是由杭州市的秘密警察,萧山区的秘密警察联合对我审讯,他们第一句话就让我一惊,他们说:刘凤钢,你把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委托你的事情说一下。我知道他们偷听了我录音笔里的内容,录音里有我的自我介绍,他们都知道了,于是,我就把情况如实地说了一遍。

  半个月之后,他们再次审我,这一次,他们说我写的文章已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问我是谁发表的?我随意一说,哟,可能是住在我家里的朋友发表的。结果,就这么一句话,把那位朋友给坑了,他被判了两年监禁。实际上,那位朋友和这些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许是警察故意设套套我的话,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审讯期间,最大的麻烦是他们采取车轮战法,根本不让人休息,睡觉,给人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一开始,他们审讯我是在宾馆,后来,他们开车把我拉到看守所,在高墙之内进行审讯,审讯完子再又拉回到宾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一手在操纵,有一次,我发现来自北京的警察,他被我看见了,于是就索性走到前台,对我说:刘凤钢,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向我说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过,这么多事情以来,我发现自己只要一进公安局,心里就很踏实,平静,在外面,有自由的时候偶尔还会担心警察会找麻烦,一旦进来了,反而没有这层心理包袱了。

  还有一次,在看守所审讯,依然是那个耀武扬威的教导员,死死地盯着我,突然问:三哥是谁?我一听,没搭理他,但我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了,因为我只在一次电话中提到过这个名字。也就在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把我拉回到蓝天宾馆,而是把我直接送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然后又送回了萧山区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你在浙江萧山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刘:一进看守所,开始就是搜身、剃光头。看守所的院里有两个露天的笼子,所有进出院子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新送进来的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脱光,接受身体检查,男人没有任何遮挡,而女人则是在笼子周围象征性的围上一块灰布,实际上,这块灰布根本无法遮挡住他人的视线。对我来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脱光,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当时还有女警察进进出出的,或许是这样的场面她们见多了,习惯了,也就麻木了,也不脸红,也不回避。当时,天气很冷,我没有衣服,皮鞋也被他们拿走了。

  等剃光头,看守所就发一块毛巾,半块肥皂,一条内裤,抱着自己的衣服,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进监室。当时我进去得晚,没有吃晚饭,进到监室之后,里面的牢头让我脸冲着墙壁,站到晚上九点睡觉的时间,这是新人进号的规矩。

  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学背报告词,比如,“报告警官,在押人***因****,要求出监,请指示。”“去!”“是!”,这样,打开牢门出去,两手交叉于下腹部,低着头,倒退着走出牢门,到了通道之后,再横跨一步,低头站着,等到狱警把牢门锁好以后,说走再走。在通道尽头的大门上勾着许多副手铐,自己取一幅给自己戴上,再送到审讯室,审讯室里有暗铃,等到审讯完了,预审的警察一按铃,狱警就进来把被审讯者再送回监室。

  在看守所,吃饭的时间是由牢头掌握的,他一拍床板,喊一声“收”,不管你有没有吃完,所有人都必须停下来,剩下的都往垃圾桶里倒,而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以牢头自己吃完为止。

  在萧山区看守所羁押了半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

  在监狱里面,政治犯一般都属于“严管”对象,不允许向外面写任何只言片语,我没有衣服,皮鞋被没收了,光着脚没有鞋子穿,提审的时候,我也只能穿其他人的拖鞋。那时,恰好司法部管得严,是在押人生活最困难的时期,看守所里不能买东西,所以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正在我困难之际,萧山当地的教会给我送来了棉被、衣服还有钱,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这是我到看守所后的第三天。

  有一次,当地的基督教徒给我送钱,他们走到看守所门口,却突然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后来,他们祷告,才想起我的名字。在我离开萧山看守所的时候,账上还有六千多块钱的当地教会的捐资,之后在我被转到杭州看守所之后,我遇见了另外两位和我同案件的朋友,我把外界送来的钱和衣服等物品一块分了。

  还有在看守所内部,有很多羞辱在押人的节目,比如,跳“天鹅舞”,拿外地的普通刑事犯人开心,让他们踮着脚尖,脸带微笑,跳芭蕾舞。

  比如给新人“发墨镜”,“砰砰”,照准新人的眼眶出两记重拳,他的眼圈立即变黑,这叫“发墨镜”。

  还有“划船捕鱼”,让新人坐在炕上,盘着腿,手做摇橹状,边往前划身体边往前挪,看上去是船在水中前进,嘴里还要不停地唱歌:洪湖水,浪打浪——。而那些老号则不断地往炕上扔拖鞋,你必须扑住,这叫“捕鱼”。

  让小孩子站街扮妓女,飞凤眼招嫖,这是比较变态的游戏。

  还有就是让狱警开车去买羊肉串,花生和毛豆,那些牢头狱霸就围着炕铺吃成一圈。武警也向在押人卖酒,挣些外块,一可乐瓶装酒,50块钱,从监室的墙上他值班的地方用绳子吊下来。

  上面这些都是1995年在北京宣武区看守所的生活,而在萧山看守所,警察则是来阴的,比如,把在押人铐在监室挂毛巾的铁管上,一铐就是一个月,在监室墙壁靠近地板的地方,有一根专门挂毛巾的铁管,狱警就把人铐在上面,人只能斜躺着身子,吃喝拉撒睡,狱警不会给你解铐子,并且没人照顾你,如果你要拉屎,从搞卫生的劳动号那里蹭一个塑料袋,用可以活动的那只手脱了裤子,把屎拉在塑料袋里,等到下次劳动号再来清理监室内的垃圾桶,请他帮忙把这包屎带出去。还有,把在押人带到专门的刑讯室,把人呈大字型铐在墙壁上,不给吃不给喝一个礼拜,等等。

  我刚进监室时,有个贵州人,留着胡子,模样有点像本-拉登,也是活该他倒霉,有一次偷钱包偷到了警察头上,结果被送进来。他在墙角底下铺了一个方便面包装纸盒,独自一个人生活,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肺病,他在派出所吞服了一个打火机,造成肺部感染。那一天打饭,牢头不给他打饭,等到推车的大妈从通道那头再推车过来,这个贵州人就上前去打饭,大妈埋怨他,为什么推车过去时不打饭?这个人据实说牢头不给他打饭,结果他被牢头打了一顿。

  值班的狱警记录下他俩打架的事。第二天,“管教”把牢头叫到风场,对他说你们坐牢都不容易,别对他人太过份。还要牢头给这个贵州人找件衣服。在监室里,经常有人进进出出,有遗弃的衣服,但牢头不发话,谁也不敢轻易拿。

  后来,法院判了他三个月。三个月之后,看守所急急忙忙找他的家人,但联系不上,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时已经吃不下东西,看守所在人临死之前给他炖了两回鸡肉。临死的头天,他突然从自己的木板床上起来,蹲在风场的池子上,我还劝他从池子上下来,很容易摔下来。到了晚上,他又向我讨要牛奶喝,后来又喊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当时,有警察在监狱外面值班,我对警察说这个人需要吸氧,但警察没有理会。等到第二天早上点名时,他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人已经死了。

  后来,狱警在监室里作了笔录,要求大家说看守所和狱警对他是如何如何好,对他的病情如何如何关心,不允许说看守所不给他治病,不允许说他如何受到牢头的虐待,不允许说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如果有谁说出真实,那么,他在里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家都被迫昧着良心去撒谎,在我进去之后,没几天这个贵州人就死了。

  2007年,我第三次遭到监禁时,有一狱友还向我提及他曾亲历过的一件事情。在他的一次被羁押期间,看守所监室里有个人经常受欺负,他们的监室有外加工活,他知道狱警经常拿这些外加工货物出去换烟抽,因为他经常受欺负,于是就发牢骚,扬言等他出去之后,要去找那些外加工厂,把这些事情都抖露出去。结果狱警知道了,也害怕,暗示监室的牢头让这个人闭嘴。

  第二天早上,牢头起床之后,冲监室的“二哥”打了个哈哈,问:今天吃什么?“二哥”一看监室里的东西,除了方便面,没有别的食物。然后,牢头就说他今天要吃鱼子酱。“二哥”知道老大要整人,问哪儿有卖?牢头说莫斯科有卖。“二哥”就拿起一个书包,挎在这个人的脖子上,说:大哥今天想吃鱼子酱,上莫斯科买去。

  于是,这个人就蹲着,做一个骑自行车的模样,一路还按着车铃,就出发了。过了一会,牢头问他到哪儿了,他说到哪里哪里了。“啪”,一鞋底子打过去,“怎么这么快,你骑自行车还是骑摩托车,重新来。”于是,这个人又重新开始,一直从早上“骑”到中午,到了下午两点,才按牢头的要求到达“莫斯科”郊区,最后,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了,牢头才让他停下来买“鱼子酱”。接着又沿途返回,牢头手里拿了一鞋底子,只要这个人的速度一慢下来,牢头就用鞋底子抽他,这样折腾了他一整天,当时还是冬天,这个人也都浑身被汗水浇透了。

  他对牢头说:大哥,热。牢头就扔过来半块肥皂,命令他洗澡,并且必须把这半块肥皂洗完,因为是冰冷的水,洗了一会,他又对牢头说:大哥,冷,受不了了。牢头就冲他骂:他妈的,你到底是热还是冷。一直洗到用完这半块肥皂,洗完后,这个人穿上衣服,牢头让人拿几床被子给他盖上,又安排四五个人死死捂住被子,怕他把被子踢开。没过一会,这个人又在被窝里喊:大哥,又热。牢头冲着被窝骂:去你妈,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忍着。慢慢地,这个人就不再蠕动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掀开被子一看,这个人的瞳孔已经放大,于是,牢头把情况报告给狱警,把这个人抬到通道上,等救护车一来,人还没有抬上车,就已经死了。后来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病死的,还是窒息而死。

  我曾经对监控我的秘密警察谈及过这些事情,触及到看守所和监狱内部的黑暗程度,他们回复我:你管好自己就行了,管这些破事干嘛。大家对里面的黑暗似乎都心知肚明,但都假装视而不见,不愿意去改观些什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天一天烂下去。

  在萧山看守所,所有的监室都要劳动,但我所在的监室却不需要干活,而且羁押的人很少,最多的时候也就六七个人,有那么一两个人临时送进来,也是特意安排来擦地板、叠被子干活的。这个监室是专门为关押那些官员们准备的,我进去时,里面有一个前公安局长,这位公安局长属于异地关押,因为介绍行贿被逮捕,还有一个水利局副局长,不过,狱警安排了一个刑事犯人做牢头,他因为骗取出租车租赁公司的车,把车给卖了,于是被送进来。他之所以送到这个监室,还带有另外一个目的,看守所让他充当狱警的线人,追查线索,挖案子。

  警察利用牢头来挖案子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光浙江如此,在北京同样如此,新人送进看守所,都要填写“在押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份表格理应由狱警填写,但是有时狱警就把这份工作交给那些有经验的牢头,让他们以警察的名义填写,警察就利用牢头来审讯在押人,有时,牢头为了讨好狱警,还把从其他人那里抢来的贵重物品,比如衣服,送给狱警。

  因此,为了获得犯罪证据,有时也把那些犯事的人临时送到我所在的监室里来,由牢头进行审讯。有一个偷电动车的,牢头问他:偷了几台?这个小偷说:一台。“啪!”一鞋底子拍在脸上,把他的眼睛、嘴巴都打歪了,总共拍了九鞋底子,就审出了九台电动车。并且他还不能瞎说,这些都是要实际核对的,包括作案时间,作案地点,销赃地点,都得一一对上号,才作数,完了,牢头把这些材料交给警察去核实。并且有一点,他还无法翻供,说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信口胡说,因为此时警察都没有介入审讯过程,这样,狱警就立功了。

  在审讯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发现每次提审时,警察都会桌下偷偷地瞅,有一次,我趁在审讯笔录上签名的时候,把脖子伸过去往那里一瞅,发现里面有一台微型电视,外面应该还有同步监控的人,专门给这些提审的警察提示下一条审讯内容。

  在萧山看守所,我还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沈,萧山区水利局副局长,他先我之前被送进来,我进去时对他进行密集式审讯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个人的胆子很小,精神压力非常大,他是监室里的“二板”,而我睡“三板”,我们俩紧挨着睡,一到晚上他就失眠,老是把我捅醒,白天经常一个人独立发呆,自言自语,唉声叹气,我就安慰他,像哄小孩一样把他搂抱在怀里,睡觉时他有时把手伸过来,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不握住他的手他就睡不着觉,换句话说,他感到非常无助,没有安全感。他是1958年生人,因为一桩腐败窝案被送进来,法院指控他的贪污金额为30万块钱,也是到处东拼西凑出来的,后来判了13年监禁。他在职位任上还包养了一个大学生,在法院开庭时,这位小情人还特地跑到法院来旁听,他回到监室后和我谈及此事,让他特别感动。

  后来,沈被送到西郊监狱服刑,我刚进西郊监狱的入监队时,他还特意跑过来看我。

  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对自己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丧失自由的恐惧,是那些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无法想像的。在监狱,有人为了早离开一天,花几万块钱都愿意,2007年,我被羁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因为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因此被送到公安局专门为病号犯设置的999筒道,在这里,我遇到一位吸食大麻的新疆人,当时他已经是已决犯,正在服余刑,并且没几天就要被释放了,好像是一周还是更长一点。他家里是开饭店的,经济上可能还算宽裕,警察就让他带话给他太太,让他太太交六万块钱可以前提获释。结果,他媳妇不愿意,可能考虑到他没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心疼那六万块钱,他在里面气急败坏,恨他媳妇咬牙切齿。

  还有一个案例,那是我还在1990年代被劳教期间,在团河严管队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外号叫“小金子”的劳教对象,他是第二天要被释放,但在头天晚上,他却翻墙逃跑了。这有点像田径运动员,都蹲在起跑线上,发令枪还没有响,但无论你的经验如何丰富,总是会有人抢跑,人们头脑中好像有一根自动运转的发条,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这种行为是无法用理性或非理性这种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去概括的。一般很难理解他的行为,明明第二天就要获得释放了,为什么还要在先天晚上冒着加刑的风险去越狱。一个人,可能十年、八年都在监狱里面挺过去了,但当轮到他马上要被释放时,那种渴望自由的潜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并且越临近被释放的节点,这种心情就越发强烈,心理学家把犯人的这种心理现象称为之“释放综合症”,所以现在监狱专门成立了“出监队”,在犯人被释放之前的三个月,把他们都调到“出监队”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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