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中国政治犯监狱生活——基督教会牧师 刘凤钢(四)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刘凤钢:北京人,出生於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审判的经过。

  刘凤钢(以下简称-刘):我是在2004年3月份正式开庭审理的,最终被以“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了三年监禁。

  在开庭之前,我被审讯过一次,警察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保密局开具的“情报鉴定材料”,说我写的文章属于情报,让我签字,被我拒绝,我要求重新鉴定。没过几天,法院又通知我,说我的律师联系不上,让我重新找律师,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让当事人临时换人,因为换上来的律师不可能那么快熟悉案情,这样在庭审过程中,官方就会比较主动。

  此间,在我被拘捕半年的那天,看守所按法律程序向我签发了“释放证”,但并没有真正释放我,而是把我从萧山看守所的羁押转回到监视居住的状态,我被软禁在杭州东明山的原始森林,这是一个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我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但生活的条件远不如蓝天宾馆,甚至连萧山看守所都不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吃豆腐渣,因为我有高血脂,有糖尿病,警察不知从哪里得知吃豆腐渣可以降血脂,于是天天给我吃豆腐渣。

  到了2007年8月,我又被“重新逮捕”,不到十分钟时间,法院就对我进行了宣判,又从杭州东明山原始森林转到了杭州市看守所,在这里又被继续羁押了两个月,最后才送到西郊监狱服刑。

  马:请谈一谈您在杭州市看守所的经历。

  刘:我在杭州市看守所的生活又要差很远了,我所在的监室一共羁押了20多人,拥挤不堪,刚进去时因为是新人,所以睡在离便池最近的地方,并且刚进去时,监室里面的打手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说话很刻薄,这个打手坏到什么程度?命令一位新疆人当众“撸管”,手淫,这个新疆人是一个有智障的抢劫犯。

  另外,在杭州市看守所,在押人都必须劳动,我们组装过打火机,还有做那种喜庆用的小彩灯。其实在萧山看守所在押人同样也要劳动,只不过因为我的案件影响比较大,而我又被认定是主犯,因此,他们把我羁押在一个不用劳动的监室。

  不过,这里的伙食比之前又要好一些了。杭州市看守所的食堂是由警察的家属承包经营的,南方的看守所主要是以挣钱为目的,在押人只要有钱,可以订餐,并且每天都有食谱,一点也不比外面的餐馆差,只是价钱稍微高一点,在2003年,一个普通的菜就要20多块钱。

  我所在监室的打手就经常把其他在押人的存折抢过来,订餐时就用他们的存折划账,还有,针对那些新送进来的人,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占有他们的财物。在里面相处的时间一长,他也跟我谈到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在他刚进看守所时,狱警一开始就把他当作里面的“牢头”来培养,还专门培训过他,告诉他在监室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打,什么样的人不能打,以及怎样打人,怎么样配合警察挖案子,等等。

  有一次,这个打手上厕所,蹲在便池上拉屎,因为我的铺位距离便池最近,因此,我们俩几乎不脸对着脸,他有事没事地找话,问我:你信耶稣?我说是。他说他朋友的老婆也信耶稣。我就问他有没有去过教堂。他说去过,甚至还在教堂作过见证,他是东北人,有一次开拖拉机,车翻了,报废了,但人却安然无恙,他特意去教堂作了这个见证。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没有坚持去教堂,我对他说:你的第一次见证是耶稣第一次救你,今天你遇到我是耶稣第二次救你。

  这个时候,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打手的基本情况,他是一个已决犯人,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在这里等待执行死刑的命令。在此之前,他曾是杭州娃哈哈集团一名货车司机,在餐馆就餐时和他人发生冲突,他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跑回了东北,但没有回家,而是跑到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躲藏起来,但是,他按捺不住自己,和他的老婆通了一次电话报平安,结果,警察就循着电话的线索一路跟过来,将他抓了个正着。

  刚开始,他在东北当地的看守所内临时羁押了一段时间,他所在的监室关押的全部是重刑犯。等他进去之后,新人全部要“过堂”,在这里,“过堂”的节目是“挂挡”,分为一挡、二挡、三挡、四挡、五挡,新人全部要过一遍,逐步升级,直到挂完最高挡“五挡”。而他为了省事,一进去就要求直接挂“五挡”,牢头命令他面向地板趴着,安排两个打手往上抬拉他的手臂,结果拉到那个“五挡”的高度,把他的肋骨折断了好几根,等到他可以狠狠地整别人时,却被警察带回了浙江。

  后来,我向这个打手传基督福音,每天给他讲一段福音书,他的思想慢慢地发生变化,不再克扣别人的东西,不再从其他人那里划账,监室里其他在押人甚至还开玩笑,说杨哥开始跟“耶哥”混了。一个月以后,他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马:请谈一谈您在杭州西郊监狱的经历。

  刘:2004年10月初,我被送到西郊监狱,这座监狱本来是一家监狱水泥厂,叫“钱江水泥厂”,但后来因污染停止生产水泥,改加工劳务产品,监狱门口挂着一块“新生学校”的牌子。我在西郊监狱一共呆了两年零四个月。

  刚进去,监狱就把我分配到劳动现场,当时是制作雨伞。班长问我“几进宫”,我说是“二进宫”,那个班长一听,说那是“老改造”了,他让我拿线去打结(缝雨伞用的),因为我是新手,在看守所也没有干过这样的活,手脚很不麻利,还有,班长让我喊报告词,结果我也喊错了,因此,我挨了他重重地一记耳光,完了还让我面壁罚站。

  就在这时,我在萧山看守所的狱友沈过来了,他跟这个班长认识,交涉之后,班长解除了对我的处罚。

  在监狱,因贪污被抓进来的官员特别多,几乎每个监室内都有这样的犯人,其中有一个前组织部部长,一个农业厅长,一个杭州医院的院长,还有一个副市长,一个纪委书记,哪怕是坐牢,这些人在监狱里过得都是一种特权生活,相比普通的刑事犯、政治犯,他们像是在度假,首先,监狱里比较好的劳动岗位都由他们占据着,那个副市长和农业厅长负责管理图书室,其实犯人哪里有时间去看书,他们就像是每天在自己的别墅里工作,医院的院长管监狱的医务室,纪委书记则被安排播放广播,早上播放新闻,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播放两遍集体广播体操的音乐,则那个前组织部长负责给新送来的犯人拍存档照片,教犯人的“改造”歌曲,我现在还记得监狱“改造”歌曲的歌词:

  《监狱“改造”歌》

  (一)
  轻轻拨着一串串号码
  打个亲情电话给老爸老妈
  问问远方的亲人朋友你们好吗
  其实我也很想回家
  亲情电话,带我/带我回家
  知心话儿说不完也放不下
  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吧
  下次再打电话回家

  (二)
  悄悄说着热乎乎的话
  告诉爱人孩子别放心不下
  你说我们的家乡变化越来越大
  其实我也很想回家
  亲情电话,带我/带我回家
  知心话儿说不完也放不下
  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吧
  下次再打电话回家

  还有,在监狱,别人是家属从外面往里送钱,但这些官员不一样,是家属从监狱的账户上往外取钱。那个前组织部长后来和我说,有一次在接见家属时,他的账上存了十多万块钱,全是以前他提拔过的官员送来的,狱方通知他的家人来取钱,因为数额太大,监狱不好公布。在监狱,每个犯人的账目都会定期在黑板上公布出来,按规定,每个犯人的账上不能超过两万块钱。

  另外,他们不用吃监狱的“牢饭”,让警察从家里直接带饭,而这些上了级别的官员犯人喝的酒都是用易拉缸改装的,抽的是高档香烟,都是由狱警从外面带进来的,我看他们相互敬烟时都是十支装的铁盒香烟,有时是“中华”,有时是“小熊猫”,他们平时也不会和那些普通的刑事犯交往。在这方面,那些值班的犯人头也享有一定的待遇,比如,他们的亲属可以把东西搁在监狱门口的树荫下,监狱有劳动犯专门负责打扫监狱门口外围的卫生,这些犯人一般刑期都比较短,和监狱的关系也不错,不会轻易冒险去越狱的,这个人可以在武警的视线范围之内走出监狱的大门口,去打扫卫生,相对自由,等他出监狱门口后,把事先搁在树荫下的东西放在推车里,用扫把盖着,再推回监狱,交给值班的犯人头。

  在西郊监狱,犯人们都要劳动,我也不例外,当时是制作雨伞。有一次,我托出狱的值班犯人给我爱人捎了一封信,他姓都,在出狱之后,把信寄给了我爱人,结果,北京的警察从电话窃听中知道了有这么一封信,他们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浙江方面的警察,浙江的警察就向这位出狱的值班犯人施加压力,命令他把信件要回来。西郊监狱的监狱长还专门找我谈话,故弄玄虚地问我有没有违反监规。在他们获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所在的那个十监区的监区长就被撤换了,换上了一个新的监区长。

  紧接着,我被关了九个月的禁闭,晚上回到监室睡觉,白天就关在小号里。因为我的身体一直有病,九个月之后,我犯了心脏病,被送到浙江司法部门开的“青春医院”,禁闭的状态才自然解除。

  在监狱,狱警不愿意接近政治犯,跟政治犯走得近是政治立场问题,而跟刑事犯走得近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跟政治犯走得近容易出问题,冷不丁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刑事犯不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麻烦。狱警还经常利用刑事犯人来监视他们眼中的“麻烦人物”,比如,政治犯。因此,有时候狱警还会主动走进监室,在“头板”的炕铺位置上躺一躺,和牢头套个近乎,每逢有这种场面,所有犯人都不允许说话,甚至连呼吸都不能大声喘气。

  南方牢头的坏跟北方牢头不一样,北方的牢头会直接了当地问你要东西,而南方的牢头则是拐弯抹角的,警察也是如此,北方的警察上班第一句话,就是站在通道里喊一嗓子:他妈的逼,有“叫板”的没有?(意为不服“管教”)而南方警察不和你发生直接冲突,他在幕后指使牢头整你,有时他甚至还从中冒充好人,调停矛盾,那个新换来的监区长就是如此,他从不和我直接发生冲突,而是暗中警告其他犯人不要和我说话,指使牢头不让我睡觉,如果其他人和我接近,警察就整他们,比如,停亲情电话,停家属探视,扣减刑分,等等。

  我从监狱医院回到监狱时,还在这个监区呆了几个月,但不让我再去劳动车间,而是让我留在监室里。有一次我生病,有犯人替我打饭,狱警就暗中警告这个犯人,不让他给我打饭,和我接近,第二天,这个人就不敢给我打饭了。

  还有,南方的犯人和北方的犯人也不一样,如果你问一个南方的犯人,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他会说,找个小姐在她身上趴一天。说明犯人在监狱的性饥渴程度。而如果你问双河农场的劳教对象,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他会告诉你找个厕所蹲半个小时。因为劳教所上厕所都是“蹲、擦、起”的状态,人们很难舒舒服服地拉出一泡好屎,但是在劳教所,只要你有钱贿赂狱警,狱警却可以给你找妓女满足你的性需求,而且就在他们的办公室,他说一句:你和女朋友好好聊聊。把门一合上,你们俩就可以在里面尽情地做爱,这在双河农场是个普遍现象,在团河严管队也是这样。劳教所的制度规范的确非常森严、可怕,却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内部规则,很多人在进来之前不吸毒,却在劳教所里成了“瘾君子”。

  几个月之后,我又从西郊监狱的十监区转到了入监队,这时,监狱就安排犯人对我进行贴身看守,那个副市长、还有沈都先后看守过我,先前那个前组织部长也被安排来看守我,时间一长,他开始和我说真话,他满腹牢骚,说纪委那帮人如何整他,如何坑他,希望我出狱之后为他伸冤,把他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对外界曝光。

  这位组织部长说,在他被“双规”期间,纪委的人对他进行审讯,让他坐只有三条腿的凳子,他只能用腿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相当于酷刑,非常难受。特别是不让他睡觉,三班人马轮番上阵,审到第N天,没有让他合过眼,这叫“熬鹰”。

  在审讯的过程中,预审人员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让被审讯者睡觉,你一合眼就把你捅醒,搞疲劳审讯,到了一定的程度,任何人都忍受不了这种酷刑。人在那种绝望的环境下,不会考虑量刑多少年的问题,不会去想自己说过什么,你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舌头,这个时候,在你心里只充满一个念头:好好地睡一觉,这比任何事情都急迫。有时,经过连续疲劳审讯的人,回到监室之后,还来不及上床,打开铁门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虎落平阳遭犬欺”,这个组织部长没有料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弄得如此狼狈,在他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救星出现了,来了一个纪委的官员,这位官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容易吗?你把问题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谁谁谁的案子不就是我处理的嘛,家属把钱退回来不就没事了,到时候,你可以干别点的嘛,去做个书记,或者农业局长什么的。

  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他深知权力的游戏规则,都是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在他任组织部长期间,书记让他去下面考察某一个干部,你不用问,这个干部就一定是书记想要提拔的人,而有的考察对象口碑实在太差了,等到他把考察结果向书记汇报,只要存在一点点问题,书记就会否决,会要求他重新考察,直到考察结果面面俱到了,书记才会满意,因此,凡是公示出来的拟提拔的考察对象都是“高、大、全”。

  因此,他将这位纪委官员的出现当作一根救命稻草,毕竟,纪委的官员终于出现了,而且他的话足够有份量,也相当于对他的最后通牒,更重要的是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就竹筒倒豆子,哗啦啦地往外倒,一下子全部招供了,两万、三万的都说了,一共凑了六十多万块钱。交待完问题,签完字之后,纪委的官员一拍他的肩膀,说:这事不就完了吗,回头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刚回到房间,想好好睡一觉,又进来两个人,拿到他的口供材料的复印件,让他签字。他以为还是纪委的人,心里还梦想着换个地方继续当他的书记,或者当个农业局长什么的。结果等他签完字后,对方告诉他是检查院的人,随即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给他戴上手铐,把他从“双规”的宾馆直接送到看守所。后来,他好像被判了13年监禁,不过,这位前组织部长刑期一过半就被假释了。

  我在2007年2月出狱,没有减刑,并且,期间有几个月的“监视居住”实际上也是非法拘禁,没有折抵刑期。出狱之后,监狱给每个人发放十块钱的“路费”,算是一种“人道”行为,但是,如果这个犯人判决书上填写的个人信息被注明是“自报”(指此人在定罪时是根据口供定罪的,并没有经过实际调查),那么,监狱就连这十块钱的“路费”都不发,这也是犯人出监时的一条规则。

  马:请谈一谈您第三次被逮捕的经历。

  刘:我于2007年2月正式出狱,出狱之后,我还被剥夺了三年的政治权利,但我一直在替那些访民办法律学习班,被警察视为眼中钉,2007年12月,我在家和爱人吵了一架,我失手打了她,结果警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就以“家暴”为名,把我送进了看守所。三天之后,法院就下达了开庭通知书,这一次警察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特殊政治效果,因为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家暴”之名抓捕我的。

  我被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这时的看守所和1995年那会不一样了,监室里都安装了电视机。而且,坐板时还增设了一个“电视板”,让新进来的人坐在电视下面,边坐板,边仰着头看电视。

  进去之后,狱警就给我戴上脚镣,这是一种跑链,大概有十来斤,镣有很多种,有惩罚镣,最重的有18斤,有球镣,就是在镣上挂一个钢球,拖着走,还有趟棍,走路时不发出声音。

  在我被送进去的当天,预审的警察就屁颠屁颠地赶到了,他们直接拿派出所的问讯笔录的复印件,让我签字,完了就走了。第二天,检查院的人就来了,他们是来确认先前警察报送的材料。第三天,法院的人也来了。紧接着,政法机关指定为我辩护的律师来了,和我签了个授权委托书。

  十天后,法院就开庭了,我被判了两年监禁,因为刚出狱不到一年,属于“重新犯罪”,要“加重”处罚,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半年,一共服刑两年半。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他们手里的一个玩物。

  等到宣判结束之后,我从看守所送到公安局专门为病号犯设置的999筒道,相当于监狱医院,在那里羁押了四个多月。

  在这里,我的双脚都上了脚镣,固定在病床上,一只手铐在病床的铁栏杆上,只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它来洗漱、吃饭,便溺、洗衣服,大便必须到筒道尽头的公用厕所,也是“蹲、擦、起”的状态。

  2008年春天,我被送往北京市天河监狱。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的生活。

  刘:天河监狱也是一个中转处,专门遣返那些在外地人,门口写:外埠人员转送站。其中有一幢楼是专门关押北京人的,叫“天河监狱”,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按规定,新犯人必须在这里关押三个月,但我实际上只呆了一周。

  在这里,外地的犯人非常苦,不仅有繁重的劳动任务,而且还经常会受到虐待。有的犯人甚至一个月都见不着狱警,因为狱警平时很少进出监室,只有在点名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狱警在时,犯人都要低着头,看不见警察的脸,只能看见一双锃亮的皮鞋。还有,警察上厕所时不用带手纸,进厕所的第一个坑是警察的专用坑,等到他上完厕所,守在一旁的值班犯人再恭恭敬敬地双手把手纸奉上,凭这个,一般的犯人还没有资格,能留在收押中心的值班犯人还都是些有门路的。

  刚进去时,狱警对我非常严格,要求每隔15分钟必须向监控器举一下手,其实是在羞辱我,还专门派人一左一右“包夹”我。有一天,突然有人喊,送人来了。结果我一看,竟然是胡佳,他也进来了。谁知不久,狱警就突然命令我出监室,像1995年去双河农场一样,把我的行李用绳子捆起来,把我押送到监狱的大厅,而胡佳一直在大厅里,狱警把我们俩用手铐和脚镣双双铐在一起,一块带上了警车,原来,警察把我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在等胡佳,这是在午休时间。

  上了警车后,狱警又押来一个老头,牙齿都没了,他一上车,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在车上,老人对我们说,他的牙是在看守所被打掉的。一路上,只要警车一停,比如过收费站,老人就会向外高喊法轮大法好。

  后来,我和胡佳被送到天津的潮白监狱,而那个老头则送到了前进监狱,那里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在潮白监狱,车一停,警察就解开我和胡佳身上的手铐和脚镣,进了一道门,里面还有一道门,再进去之后,胡佳去了严管队的高级戒备区,而我则分到了一中队。

  在潮白监狱,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2008年5月份,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犯人被要求向灾区捐款,我的账上当时有七千多块钱,我对狱警说捐七百块钱。狱警对我说:我们的监狱长才捐六百,你要捐七百,你什么意思?!我解释说我是基督徒,“十一”奉献是我的本分,我并不知道你们监狱长捐了多少。这个狱警说:你还搞“迷信”哪。但后来,我并不知道监狱方面有没有从我的账户上划钱,不过,在一份监狱报纸上刊载的赈灾捐款人名单上,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到潮白监狱的第二天,5月15日,监狱管理局和潮白监狱的官员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实际上是向我宣读对“严管犯”的规定:不准接见,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所以,这两年半的监禁生活,我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被接见过一次,也没有向外界写过一封信。

  还有一件事情,潮白监狱没有给我发放衣服,按规定,监狱在夏天和冬天都要给犯人发放衣服,但是,警察却不发放给我,他们的解释是我是从天河监狱转过来的,没有衣物卡,而监狱方面是凭卡发放衣服。有一个狱友见我没有衣服,给了我一套绒衣绒裤,是军绿色的,狱警又说这是军警服,不许我穿,总之,他们是故意刁难我,整我。所以刚开始的第一年,我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他们还是不给我发放衣服,我找了一个新调来的狱警,他从一废弃的监区中找到一件破棉袄,我洗了洗,就穿这件破棉袄过了一个冬天。有意思的是,等到我快要出狱的时候,警察却拿出一张服装卡,要求我填写哪年哪月领取了什么衣服,他们填写完以后,还拿来让我签字,估计是狱警把属于我的衣服给挪作他用了,我当然拒绝签这个字。

  还有一次,看监狱的《新生报》,有文章说我和胡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进来,现在已经认罪悔罪,改造良好。我觉得莫明其妙,当时就找到监狱的狱政科长,说我是因为“家暴”的名义被送进来的,不是政治原因,而且也从来没有认罪悔罪。这个狱政科长装糊涂,说不清楚这件事情,说看看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出狱当天我就去检查院投诉,检查院让我等结果,直到半年后,我把这件事情向境外媒体披露之后,检查院才给我回函,让我拿出证据,但我怎么可能从监狱带出一份《新生报》?因此,最终也同样没有结果。

  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天,我被安排打扫通道的卫生,我所在的监室都是重刑犯人,中午分饭时,我和一毒枭在聊天,监区的教导员突然向我招手,说:刘凤钢,他是坏人,别跟他说话,过来,跟我说说。这个教导员是山西人,是参与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人,可能因为在镇压行动中立了功,复员后留在了北京。

  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变得多愁善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人有灵魂吗?上帝真的存在吗?我说当然有了,一块手表都能让人看见一个宇宙。结果,第二天,我就没有看见他来监区,到了第三天,我们监区就换了教导员,后来才知道,就在他问我的那天下午,他下班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开“霸王车”,在超一辆大巴的时候被挤出路面,出车祸死了。

  在潮白监狱,我还认识两个“包夹”我的人,一个在进来之前是国安局的,姓金,他曾经监控过一个教案的人,后来才知道就是窃听我们的电话,也许当初浙江萧山国保的教导员口中谈到的“三哥”,就是从他这里获得的信息。另外一位是银行职员,是一个信贷主任,因挪用银行资金被判监禁,他和监室的刑事犯聊不到一块,但却和我走得比较近,在我出狱之前,我教会了他七十多首基督教赞美诗歌,并且也信了基督,在我出狱之后,他还托家人给我送来了两封信件。

  总而言之,监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很难用文字来准确表达犯人在里面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更不像监狱“改造”歌曲谱写的那样充满温情和诗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监狱的犯人还自编了一首“改造”的歌曲,在犯人们中间口口流传下来——

  “监狱犯人自编‘改造’歌曲”
  别了亲人
  来到了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了又望/眼前还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河
  爱的朋友
  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亲人的容貌
  静的夜呀/朗朗的风
  风呼呼地响
  心祝愿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别把我忘
  就是孩儿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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