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政治犯监狱生活访谈——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 维权者 刘华(二)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 访 人:刘华
  受访时间:2015年6月15日

  受访人简介 刘华:女,出生於1963年,辽宁沈阳苏家屯人。因土地维权多次进京投诉,遭到当局报复,从2004年开始,先后五次遭到行政、刑事拘留,被劳动教养三次,劳教期四年。系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中的主人公。


  马萧(以下简称-马):让我们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来,请您谈一谈最近两次遭受迫害的实际状况,首先请谈谈2010年12月被刑事拘留的经过。

  刘华(以下简称-刘):这是辽宁省沈阳市警察针对我的第四次“绑架”行为,2010年12月23日,辽宁沈阳苏家屯的警察在北京阜城门找到我,连夜把我从北京带回沈阳苏家屯公安公局,开着警车一路狂奔,从北京到沈阳大约只花了不到十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警察没有向我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24日、25日,这两天把我临时安置在苏家屯公安分局的一个小房间里,这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堆放“扫黄”成果的场所,这间小屋本来就不是用来关押人的,里面没有暖气、没有被褥,整个小房间就有一个破木沙发,还有一块木板。当时,由十二个警察轮流看守我,四个警察一班,三班轮换,也没有正式的审讯程序,我就是在这间小屋内过的圣诞节。

  12月25日晚上,警察将我送到了沈阳市棋盘山“维稳”调处中心,所谓的“维稳”调处中心,其实和信访局一样,并不是给“维稳”对象解决处理问题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监狱,专门用来非法关押上访人员。在这里,上访人员不再由警察负责看守、监视,而是全权由调处中心来安排,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警察把我送到这里之后,相当于给自己解了套。

  调处中心经由我生活的那个乡镇政府协调之后,从我所在的那个村找来了四位村民,专门负责看守、监视我,调处中心还专门给这四位村民颁发了所谓的“陪护证”,这个“陪护证”挂在每位村民胸前。当然,调处中心不会做无本的买卖,负责看守我的村民每一天的工资是一百块钱,四位“陪护人员”一天的费用是四百块,除此之外,每往这里送一位访民,被投诉的单位——我所在那个村的村级组织,都必须向调处中心交纳650元的费用,因此,我所在的村级组织每天必须花费一千多块钱。

  等到26日中午,我的手机没电了,于是,吃完中饭后,趁监视我的“陪护”人员比较松懈时,我看调处中心外面的铁门开着,就借口出去散会儿步,“索”的一下窜出铁门。在距离调处中心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卖部,我在那里买了一个充电器。这么多年来的上访经验,使我对一些事情保持高度的敏感,只要手机没有被警察强行没收,我就会尽量将手机充满电,以应付即时之需,比如,随时和外界保持通畅的联系渠道,而且,我会尽一切机会用手机将我的所见所闻现场拍摄,作为日后控诉警察的证据。

  这样,等到我将手机充满电之后,我将这个调处中心的内景全部拍摄下来,这个调处中心的被褥、吃的、用的,几乎和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将调处中心换一块牌子,就变成了劳教所,将劳教所换一块牌子,就变成了调处中心,两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当时隐隐有一种预感,怀疑警察不会轻易释放我,有可能继续将我“劳教”,于是,等我拍完照后,我提前把我拍摄到的东西,包括手机和手机卡,偷偷地交给“陪护人员”中一位我比较信任的“陪护”村民,让她把我的手机带出了这个调处中心。

  就在26日上午,我的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经过几天的颠沛流离,我开始犯病,血压开始上升,调处中心有专门负责量血压的医生,但这位医生只负责量血压,并不开药、治病,而且医生干活也不是白白服务的,量一次血压收费五十元,一天量几次就收费几次,由被投诉的单位负责报销。

  当时的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正是东北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下着好大的雪,屋里又没有暖气,而我的病情又在急剧恶化,调处中心害怕在里面出死亡事故,于是,在26日晚上又紧急将我送回苏家屯公安分局,警察又将我安置在先前那间“扫黄”办公室。

  在这里又呆了一天,到了27日晚上,警察告诉我,骗我说带我去治病,实际上是将我直接送看守所。大概在晚上十一点,警察将我送到了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体检完之后,警察准备给我拍照,我知道警察又在哄骗我,心里非常愤怒。体检的时候,我把内长裤脱了,顺手搭在肩头,体验完之后,那位送我过来的警察过来拖我去拍照,我冷不丁地“啪”、“啪”给他甩了两记耳光,然后从肩上取下裤头,就这么套在那个警察的脖子上,把他连人带头反手背在我肩头上,这个警察的个头没有我高,我使劲地拧紧裤头,把他的头反背在我肩上,他没地方着力,被我拧得动弹不得,我一边使劲一边骂他:你敢骗我!

  这么多年和警察打交道过来,我对他们的人格相对比较了解,这些人都是些欺软怕硬之徒。对付警察,你不能太牵就他们,让他们感到你很软弱,如果你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他们就会觉得你好欺负,这样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而如果你表现得强势一些,他们就会有所忌惮,不敢对你太过放肆。

  果然,看守所的政委一看这场面,知道我不好惹,就站出来打圆场,当和事佬,说:算了,算了,刘华不照就不照。就这样,将我从苏家屯公安分局送进了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的监室。

  本来,看守所有专门的过渡房,新送进去的人一般都得在过渡房呆上半个月、一个月,等到她熟悉看守所的内部规则之后,再等待重新分配新的监室。但他们没有将我交过渡房,而是直接送进了监室,分配在三监区的12号监室,这个号主要关押着已决犯人和重刑在押人,光杀人犯就有四五个。

  过了两天,看守所又将我从12号监室调到10号监室,这个监室全部是已决犯人,并且都是专门在看守所服余刑,不再分配到监狱去的余刑犯人,在看守所,这些犯人叫“杂役”,由12个“杂役”专门看守我。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血压高的时候达到180度,血压低的时候只有70度,两极分化相当严重,我的精神状态十分萎靡,整个人迷迷糊糊,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但除了给我一些降血压的黄色小药片之外,看守所并没有给我治病,只是要求那些看守我的“杂役”不让我睡觉,每过二十分钟就要把我摇醒,狱警的说法是:如果我的睡眠时间超过十分钟,就可能无法再重新苏醒过来。

  到29日晚上,又把我从10号监室重新调回到12号监室,在这里一直羁押到送往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此期间,为了抗议警察对我进行的非法“绑架”,我一直拒绝穿看守所为在押人配的“马甲”,就是看守所的“号服”,并且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躺着。而看守所的狱警找我谈过几次话,拿我的人身自由作为谈判的筹码,威胁我不要再上北京控告警察对我施加的滥权行为,否则他们会再次对我进行“劳教”,显然,我不可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2月30日晚上,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头疼、呕吐、腿部浮肿,还有肾结石,我在炕铺上疼得直打滚,但看守所却始终不闻不问,不给我治病,我按监室里的呼叫器,结果却引来了狱警的一顿责难,狱警过来,但没有进监室,就趴在监室外的窗口上骂:“喊什么喊,等你疼死了,我再给你药吃。”就这样,到了十点以后,狱警才施恩般的给了一点止疼的药片。在看守所,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警察威胁你、和你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你一旦被送进这块法外之地,就没有了任何自主权,除了低三下四接受警察的训斥和虐待以外,不会有任何做人的尊严,这是我这一次被刑事拘留的整个过程。

  等到了2011年1月7日,狱警见威胁我的行为不奏效,就决定将我再次送劳教所。在送劳教所之前,要给我补拍照片,拍照的时候,我拒绝配合他们,举那块写着我名字的纸牌子,狱警就临时安排一个“杂役”给我举着。等到拍完照后,他们要验证我的指纹,我也拒绝按指纹,整个过程我都不配合狱警施加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几天之后,看守所就将我送往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这是我第三次被“劳动教养”,这一次,我的劳教期被定为两年。


  马:请您谈一谈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被羁押期间的生活体验。

  刘:看守所的生活,给人的观感首先是拥挤不堪,我所在的监室大约有四十平米左右,平时羁押了25、26个人,人数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个人,平均每平米内要安置一个以上的人,那种拥挤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睡觉,每位在押人睡觉的位置大概也有三个手掌的宽度,非常窄,人躺在铺上,左右都被塞得满满的,根本无法翻身。

  看守所给在押人发放的伙食也非常糟糕,每天三顿饭,早餐主要是咸菜、大米粥。中午的主食是大米饭,但这些米饭都是陈旧的大米,没有油性,干巴巴的,无法下咽,不好吃,菜的话主要是萝卜、白菜叶,菜里面是没有油腥味的。晚上也是喝粥,是中午吃剩下的大米饭熬成的粥,有时就直接吃剩下的米饭。至于馒头,一周有两次机会,周三和周五的晚上,平日里只有病重的在押人能够享受吃馒头的待遇。周一早上每个在押人会有一个鸡蛋,这是一周之内看守所改善在押人伙食的唯一机会。

  不过,在看守所,只要有钱,在押人可以自订食物,一碗鸡蛋西红柿面条要卖到30元一碗,也就三两面条左右。看守所里也有小卖部,水果、方便面、饮料、鸡蛋等食物都有得卖,但价格同样非常昂贵,一个苹果要卖到四块钱,一枚鸡蛋在市场上卖五毛钱,而在看守所的小卖部却要卖到二块钱,香蕉卖到15一斤,草莓的价格更离谱,一小碗包装好的草莓要卖到50块钱,顶多也就一斤左右。这实际上是在赤裸裸地剥夺在押人的钱财。

  在看守所的监室内部,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一个狱警负责管两个监室,他平时很少直接进监室,一周一般进来一次,主要是检查在押人是否有藏匿违禁品。平时对在押人的管理主要就交给那些牢头狱霸,每周一,狱警会把这些牢头狱霸喊出去,了解监室里每个在押人的思想动态。

  牢头的权力很大,他平时不用干活,不用背监规,而且,每天早上在押人背监规时,牢头就扮演狱警的角色,负责向在押人提问。我听说,里面的牢头都是要花钱向狱警买的,听说是五到十万元一个的指标,由看守所的狱警和政委提成。牢头平时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在押人敲诈勒索,利用各种手段刁难其他在押人,比如,在背监规时故意给在押人找茬,再比如,说监室内的卫生没有搞好,等等,借这样的机会要求其他在押人给牢头买好的食物吃,通过收买牢头,其他在押人可以得一些好处,比如,干活的时候牢头可以安排一些较为轻松的活,还有,晚上可以不用值夜班,等等。

  在这一次被拘禁期间,最令我难受的还是在苏家屯公安分局的时候,十二个警察轮流值班看守我,不让我有片刻休息、睡觉的时间,包括在沈阳棋盘山“维稳”调处中心那一天,连续五天五夜都是如此。我向警察提要求,要睡觉,要休息,要求他们给我提供被褥,但是被他们拒绝。而这些看守我的警察,因为是轮流值班,精力非常充沛,他们总是找各种机会和我接近,找我聊天,想从我的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情报,但这又不是正式的审讯,实际上却是审讯,并且是疲劳审讯,是变相的酷刑和刑讯逼供,有时候,警察审讯人其实并不一定要在正式的审讯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你精神上松懈的机会进行即时审讯,套取你的供词,而你往往防不胜防。一旦你落到警察手里,那么,你的一切就只能听凭警察去摆布,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伸张,虽然,法律规定了在押人和犯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有时,这些看守我的警察困乏了,就裹上一件厚棉大衣,躺在木板上,由另外的警察负责看守我,等到这个时候,我就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因为木板被占用,而那个破沙发又会由别的看守警察占着,我只有等到警察起身的机会在那个破沙发上坐一会儿。而且因为是冬天,那种又冷又困又孤独的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那种处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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