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回国实情

程惕洁



  惊闻老友于浩成逝世,悲痛万分。震惊惋惜之余,也想写点文字纪念他。

  数月前,读到李洪林和于浩成在北京同庆90大寿的消息,见照片上于老比原先消瘦许多,气色大不如前,脑海曾掠过一丝不祥预感,但没料到老人家走得这么快。下次去北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

  海外曾有议论,说许多知名流亡人士都回不了国,唯独于浩成和苏绍智等人,不但能顺利回去,而且长期定居?是否向官方写过什么“悔过书”之类?或经过高层特批?也有文章提到,于老回国的主因,是在美国生活艰难,不能解决他的养老福利等等。这些说法,跟我所知的内情差距很大,似有澄清的必要。

  我跟于浩成相识于二十多年前,记得是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听他讲中国大陆法治困境。会间闲聊,才知道他是我社科院老同学于军女士的父亲,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前任社长,从此来往较多。他定居洛杉矶之后,经常跟我电话聊天。九十年代我去华府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多次采访他,也编过他的特邀评论稿。他每次来华府开会或做节目,也来我家做客。

  2000年世纪之交,我去澳门大学任教。临行前曾跟于老电话长谈。那时他已搬进老年公寓,也办了医疗卡,老两口都享受免费医疗和社保补助金(SSI),对洛杉矶的养老条件十分满意,赞不绝口,戏称“没想到,在中国没享受到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享受到了”。

  他还告诉我,今后不会再去电台做节目了。因为电台给的那点酬劳,跟政府社保补贴数目相差无几。如果继续拿电台的钱,社保金就会停发。所以,今后无报酬的电话采访没问题,“继续打义工可以”,有报酬的节目就免了。可是网上有文章提到,于老申请美国的身份未成功,只好选择回国定居。但据我所知,起码九十年代末,于老的身份已经解决,绿卡也有,否则的话,上面说的那些福利待遇都不可能,甚至连老年公寓申请(特别有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也不会被批准。我最近刚刚搬进老年公寓,比较熟悉它的申请程序和审批标准。

  刚去澳大的头几年,我跟于老联系较少。一来工作忙,二来中美时差比较大,打电话不方便。大约2005年前后,突然听说于浩成回北京定居,我赶紧打电话给洛杉矶的于军,打听于老北京家中的电话号码,问给他家打电话是否方便。于军说没问题,随时可以打。于是,我又恢复了跟于老的通话。于老说,回国的物质生活倒是方便,“洋饭再怎么说也不如家乡饭”。只不过,新闻自由没了“对国内外大事两眼一抹黑啦”。至于回国详情,电话不便深谈。他说,“等你放假来北京,咱们见面细聊”。

  第二年暑假,我正好带澳门学生去清华大学参加暑期班,住在近春园宾馆。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学习普通话,我则在北京拜访亲戚朋友,位于芳城园小区的于浩成家,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于老夫妇一如既往谈笑风生,热情好客,见面免不了要去喝两杯。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位于小区附近的一座购物商场内,从他们住宅楼出来拐个弯,穿过立交桥下一个过街通道便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他们回国定居谈起。于老口无遮拦,爽朗地解答了我(及其他朋友)关心的五个主要疑问。下面根据记忆所及,把于老向我解释的重点情况复述一遍:

  疑问之一,为什么突然放弃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自由和养老福利,毅然回国定居,尽管国内仍不自由?

  于老说,定居洛杉矶拿到绿卡之后,我也考虑过长期流亡,在美国养老,为此还打算学开车,因为自由最为可贵。自己奋斗多半辈子,多次遭受迫害,两次牢狱之灾,还不就是因为碶而不舍,执著追求民主自由吗?现在好不容易在美国获得自由,当然不想轻易放弃。

  如果单讲物质条件,或许在北京过得比在美国舒服些。我虽然被撤职,但资历尚在,级别待遇还保留司局级,高干医疗卡也有。不过,与自由相比,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再说,洛杉矶的老人福利,特别是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比国内司局长的待遇也不差。

  那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选择了不自由呢?说心里话,回国的最大吸引力,还是想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干点实事,起码想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流亡海外十来年,最后觉得,从自己的年龄和专业条件看,在海外能干的事情极为有限。特别经历了几次小圈子的分裂内斗之后,对海外民运极度失望,越来越失望,这才是我下决心回来的主要原因。对于外界的那些主观猜测,我只能一笑了之。

  疑问之二,回国过程是否顺利?有没有外界传说的“悔过书”,或者“高层特批”的事情?

  于老表示,这种传言是根据别人经验往我头上胡乱套用。凡了解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是“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主儿。乞求别人放我一马的事情从来不干。

  我的情况确实特殊,跟多数人不同,我属于公安部资格比较老的一代。许多目前在位的领导,都曾是我部下或晚辈,也许念及旧情,也许有论资排辈观念,反正他们都对我都以礼相待。另外,我虽然有美国绿卡,但一直没放弃中国护照。在美国期间,两次延长过中国护照,头一次二话没说就办了。第二次来个通知,让我去领馆面谈。我估计,这一次可能要“训话”,比方警告我少参与民运活动什么的。我也准备好据理力争,最多你不给我延护照。没想到接待的领事很客气,提醒我每年一月份要来办理“健在证明”,按时给公安部寄回去,否则国内家属领取我的退休金会有困难。我估计,也许是公安部的头儿给他们打过电话。除此之外,领事没说什么别的废话。

  既然中国护照有效,现在又想回国定居,还需要办理什么其他手续吗?我为此咨询过一些朋友,有人建议亲自问问中国领事馆,或者给高层写信,看官方是否许可回国。也有人说,你别自找麻烦,干脆就买机票回去试试,大不了挡在北京机场不让入境,还能把你怎么样?我跟家人商量再三,决定不找官方,就买机票回去,万一入不了境再说。

  疑问之三,入境时有无遇到刁难?或者其他有损个人尊严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于老讲了些戏剧性细节。他说,虽然回国的决心已下,但心里还是没底,因为中共的行为没准稿子,即使所有旅行证件合法有效,不让你入境或者出境的情况都会发生,甚至秘密绑架到一个地方,数周数月不让外界知道。这种事以前有过,难保不发生在我身上。

  为安全稳妥,家人商量了预备方案:洛杉矶的住房先不退,搬家物品先打包好,但暂不办托运,等我们回北京安置好再说。另让老伴先走几天,我一个随后人,单独行动,万一有事,免得珠连家人。如果我被阻在机场无法入境,家人就立刻通知媒体,请记者去机场采访,争取把事情闹大。只有曝光度高,才能增加我的安全系数。

  为此,我们预先跟VOA,RFA,BBC等多家媒体联系,让他们在北京的记者做好准备,随时等候我孩子的电话通知。

  那天也巧,验证入关都没问题,只是问我为什么没填写“检疫单”,可能飞机上发单的时候我正打瞌睡。另外,就是有单,我也不清楚怎么填,还得请他们帮忙。边检让我去一个房间补填。那天也巧,小屋里排了好几个人,等我填好单子,交验通过之后,才发现我们那个航班的旅客早都走光,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走到出口处,才发现家人正急得团团转。儿子说,再等五分钟还不出来,我们就通知国际媒体“出事了”。

  总之,平平安安回到家中,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才通知洛杉矶的女儿,把我的搬家物品送到港口托运。大约一个月之后,三十多个箱子运抵天津港,再请转运公司报关提货,送到北京家中。奇怪的是,许多从美国来的搬家物品,都有被海关开箱抽检的经历,有些“违禁书刊”,还往往被海关扣留。但我的二十几箱中英文书刊(大部分属于禁书),完好无损。我估计,因为包装箱上写着“公安部”,大概跟海关是老关系,所以高抬贵手。

  日后,我自己托运书籍的经验证明,老于说的有道理。我2010年从澳大退休,20多箱书刊捐赠给河北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虽然用一个内地学生的名义从澳门托运,仍然在天津港滞留一个多月,最后运到河北的时候,书箱已经被切割得面目全非。海关扣留的“违禁书刊”列了一个清单,共约两百多册,包括某些国内80年代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比如严家琪、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等书。

  疑问之四,回国定居之后,日子过得是否舒心?有没有遇到跟踪、盯梢、或类似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

  谈到这个问题,于老话锋一转,语气低沉,显得十分无奈。他说,刚开始还好,公安部的领导也没找什么麻烦。只有一次,一位副部长找人捎话,希望我能参加老干部中心的活动,别老一个人窝在家里,也是一片好心吧。

  可是没过多久,大气候开始变冷,明显能感到电话被监听,行动受盯梢。逢年过节,有什么政治敏感期,楼下的保安室就会有派出所的公安上岗值班。我假装没看见,该干什么干什么。有次去北图借书,公安居然派辆警车尾随。我上公园遛弯,有时候也有公安近距离“保护”,大概怕我跟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搞串联吧。有几次公安跟得太近,我就破口大骂“无耻”。

  那些小公安干警也很可怜,红着脸跟我赔礼道歉,嘴里不停说,“唉,老领导,您别生气,我们也没办法,不过混口饭吃而已。”他们左一个“老领导”,右一个“老领导”地称呼我,我也拿他们没办法。

  只有一次,忘了是个什么日子,上头压力很大。片警要请我们老两口离开北京,外出“旅游”几天,被我一口回绝。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只派辆面包车,在北京周边的八达岭和房山转了两天,算给上面交了差。

  公安国保的干扰对我个人倒也无所谓,可恨的是阻挡了朋友们的来访,我也主动通知朋友们尽量少来。这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闭塞,形同软禁。我的电脑技术也不灵光,更不想学什么翻墙软件,因此对外界信息知道很少,心里憋闷得慌。久而久之,我看,没病也得闷出病,气出病来。

  原来,我对国内的情况改善还抱一线希望,现在看来,宽松度日渐减少,每况愈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大致情况。

  疑问之五,假如国外有机构邀请,是否考虑再次出国?

  对于这个问题,于老摇摇头,给予否定。他说,关键是年龄不饶人啊。如果再年轻十几岁,我还有继续出国做研究的热情。现在八十岁了,不再适合云游天下了。还是守在家门口,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算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知道,只要还有口气,能写能说,就不会停止跟共产暴政的极力抗争。当初少年气盛,从北京跑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为的是自由解放。现在干的事情,实质上还是争取自由解放,继续完成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事业。

  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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