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底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虽然各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与渴望,也先后兴起了以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和广东的南方街头运动为代表的公民运动。随着之后的全国性的大镇压,各地公民社会的领头人物和积极分子几乎被扫荡一空,民间社会真正遭受了摧毁性的打击。但是,这也显示了中共没有承受公民运动的信心和能力,也没有放开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更加没有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理想。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和国际压力增大的时期,中共只能变本加厉地对内镇压,来显示自己的强硬和稳固,从而增强和国际社会对抗的信心和实力。

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公民运动对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尽管这种象征意义也非常重要,而且具有促进破局的实质意义,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很可能就是在一次成功的公民运动之后。如果一旦打破目前维稳的僵持局面,就会大江东流,势如破竹,真正开辟出中国民主化的崭新面貌。所以公民运动,象征了中国民间社会在推进民主化方面,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也是中国社会运动上了一个新台阶的标志。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夸大其意义的言论,比如将它与89民主运动的意义相类比,比如认为有了公民运动的理论和行动,就意味着了公民运动的成形,就被大家认可是公民运动了等等。这些观点很容易误导大家,从而妨碍公民运动的进展。一种集体行动,能否进入社会运动的范畴,并不是它成为公民运动的必要条件。比如街头举牌是一种公民行动,但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运动。有公民参与行动,也并不代表它的社会接受度就会持续提高。群体性的集会和游行是公民运动,虽然由于中共长期严密的控制,近二十多年来这种活动在社会运动中的占比,还是在不断上升和持续进行。一种活动能不能真正成为社会认可的公民运动,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如组织的稳健和高效、运动的独立和公正、活动的自由参与度等等。在这方面,中国的公民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政治层面而言,公民运动所面对的和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把这种象征意义实质化,或者说,如何利用中共改革开放的契机,进一步推进公民运动。应该逐步稳健地放开给社会参与,或消除各种限制公民参与的障碍,如放宽对外来参与的接受度、与其他组织及活动的协调与配合、加快自身力量的整合与运用、加强文艺等方面的宣传和推广。。。与此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推进公民运动主要还是有赖于中国民间社会,及其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参与的发展,有赖于一系列的启蒙与建设才能够取得好的成效。在政治性方面,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运动的发起不一定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但是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必然转换成为政治运动。因为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必须考虑镇压与否,还要考虑风险与后果,必然顾虑重重。
      
在运动的社会化方面,随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开放给尽量多的公民参与,集聚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不断地强化运动本身,也启蒙和鼓舞着社会。如果狭义的社会化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确定参与的人员和途径,如何形成低风险和低成本的参与,并且改进和完善公民运动的传导机制。一个具体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确定运动的参与度。目前各种公民运动的参与度,主要是参与的人数和程度等。虽然中国公民社会还不活跃,仍然坚持使用这样的标准,亦或是使用其它的标准来衡量,就马上需要考虑并且互相沟通好。
      
在运动形成机制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是被严格管理的。“严格管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盯住有关部门强力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动员社会,围绕重要的公民进行网格化监控;三是每天监控的力度是确定的。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除了对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领导人,主要参与者,还有资金和道义上的重要支持者,进行准确地严厉地定点打压。从过去实际上由中央层面的决定,改为现在由各地和各种部门根据每一天监控信息、自己的分析判断和上面的指示等来决定。这种维稳模式,在中国已经引起相当大的影响,各地各级的镇压情况都出现了上升,有些地方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对公民运动比较强的恐惧预期,有些地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民逃亡。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这种镇压会大量消耗和透支中共的各种资源与信心,将来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建议干脆让公民运动完全走向社会。笔者认为,如果这种中国民主化的预期是持续而又一致,那么再多的镇压资源也不行。但是,只要经济不出现不可控,中共也有维持统治的政治意愿和决心,而民间社会无法突破这种打压和控制,民间社会的预期就会分化,社会也会暂时稳定下来,但是镇压公民运动也是要花成本的,并且无形的成本更加巨大,必然导致将来转型的难度和代价也越大,在时间上也是比较长的(笔者2013年初就在朋友间阐述过类似观点)。

现在社会层面虽然算是基本稳定,公民运动也已暂时回落,高涨的形势得到了缓解,中共的执政信心也出现了一定回升。这并不等于中共的统治就固若金汤,无隙可乘。更加致命的是,中共的统治不仅和人民的要求是截然对立的,而且和国际社会的期望也是格格不入的。等社会稳定一段时间,特别是等经济进一步下滑以后,要进一步加强管控,基本上做到常态化干预,逐渐淡化公民运动的政治意义,而且在盯住公民运动时的完全固守死扛,肯定是会越来越吃力不讨好的。如果中共还有一点理性和常识,那么有可能在两、三年后,让公民运动过渡到在可控状态下进行。
      
关于公民运动的自身建设,讨论很多,观点的分歧也比较大。有人强调顺序问题,就是先内后外,先进行内部的资源整合与结构调整,再开放给社会参与。也有人强调两者要协调发展。其实,对次序不能做教条主义的解读,协调也只是一个理想的描述,更准确的说法可归纳为“小步交叉,相机抉择,守住底线”。运动组织的形成与整合、运动的形成机制和对社会参与的开放都是渐进的,小步推进的,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很难说每一步应该谁先谁后,更多的是要根据需要和现实状况来选择,底线是指公民运动的社会化的完全开放,要在运动组织和运动形成机制基本成熟和有效之后。
      
社会运动需要双向开放。现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对社会参与的开放也可以进一步。海外的民运也在进行新的尝试,希望他们的经验能够加快积累和推广。现在除了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和广东的南方街头运动,还有网民和访民的群体性围观,已经工人等维权运动也在继续进行。这些都是没有限制的开放参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公民运动不能开放给国际社会参与?尽管这个设想在2011年前曾提出过,由于种种原因而半途而废。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国际社会的力量了。因为在公民运动被迫蛰伏后,国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要求反而会增加,除了已经对各国政府、国际人权机构和各种NGO开放,这些都是对中国公民运动的国际化有利的,开拓国际社会的资源,同样对公民运动的国际化有好处。因为国外对中国社会的参与需求是多样化的,稳健的力量偏好于中国政府的改革;而追求较高和较快成效的力量,则更倾向于通过直接作用于中国的民间社会,或者作用于国际社会本身。另外,国外对于在国际社会进行活动的公民运动,会比对国内的更加熟悉,从而增加其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意愿。这个在海外民运以及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表现还是比较明显和有效的。
      
对于中共比较热衷的社会治理改革,已经看到是,随着政法机构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的加强联合,已经对于过去的部门监管做了必要的调整,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成立了国安委。不然的话,类似于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整治公民运动的情况就难以出现。而这次整治的出现以及应对它的方法,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诟病,国内外都是有人提出了,中国存在政策信任度的问题。虽然,中共的社会治理改革将可能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它的信心,从而使得中共的统治更加平坦和持久。
      
中国公民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化的推进,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遇到很多问题,除了发起者和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也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妥善应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了这些人员之间,还要与国内外的有关支持力量进行有效、及时的沟通。这一次公民运动被镇压以后,国际反响之所以如此强烈,固然与他们能够真正理解运动的意义分不开,同时,与国内有关人员的及时和准确的沟通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人笼统地说这一次运动的社会化是不够的,因为这次公民运动仅仅是少数地区和少数人的参与,还没有形成有效组织和动员社会的机制与能力。而国际社会也很容易认为它是不充分,不成熟和不开放的,因而对于后来中共的强力镇压还是抱有观望的,没有及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援。
      
最后,放眼世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所有转型国家都是有一个公民运动的中心,而且只有一个中心,不管这个中心是否同时是该国政治的地理中心。比如印度独立时期的甘地,南非种族平等时期的曼德拉,缅甸民主化时期的昂山素季等等,拿中国来说,今后的公民运动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中心人物和思想。既然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经过了60多年,一直到现在始终都把北京作为其政治中心。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定地推进北京地区的公民运动,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鼓励和组织各种运动要素向北京集聚。特别是当前中共力量比较分散和疲惫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这些运动组织一起集聚到北京。这样,不仅有助于解构中共统治的中心与核心,从而形成民主转型的破局,不仅对全国性的公民运动的发展有利,而且也是公民运动真正成为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要件。

曹劲柏2015年12月2日于曼谷流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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