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存在以欺骗作为意识形态的容器,以暴力镇压和控制作为其外在的强化手段,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脱节。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也就是极权作为一种进行自我吞没的体制,在现代空间的社会中,以牺牲民众权利为其统治目标,这就必然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对于大陆现状而言,又可以细分为单一极权形态下的恐怖政治,通过一党一国的私有政体,寻求极权当下的生长空间。
 
由此,要获取在此困境下民主发育的空间和影响力,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难题,那就是民众作为大陆极权下的难民群体,如何以最大综合体量的形态同时抗衡极权、霸权与威权三者叠加的大陆暴政,这种考量,首先意味着的,即是平民运动的崛起,它区别于一般形态下某种集合性的民间斗争模式,而更强调区域性的民众抵抗,也不单是指局部的维权行动、劳工运动和街头抗议,或者策略性的口号和宣言,而更趋向于通过无处不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反抗手段,获得在封闭、严控的暴君体制中,现代民主生长和发育的元素和机遇。
 
要确立的是,在不确定的极权躯壳下,民主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主将是民众赖以生存的粮食,它涵盖了人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在这种民众民主运动的主题中,则又需要确立大陆抵抗运动的鲜明特征及其生动景象,并以此来促成民主具体为公民体制的过程和道路。这一点,正如民主是民众唯一得以获取主体保障的途径一样,不存在任何一种所谓的中间性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主张下的党派核心政治。因为现代社会在经过了民主浪潮的洗礼之后,所要成就的就是人性价值与个体尊严,也即,当极权暴虐之时,也就是公民出征之时。
 
极权的一切主旨,概而言之,就是利用一种迷幻的国家意志和貌似温情的民族主义,实行对民众的权利歧视,而这种社会化的统治手段,在经过了颜色革命、零八宪章、茉莉花革命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涤荡之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实现的专制目标。这是因为,民众通过反向对抗专制政体和精英政治,将民主这一理念拉回到了世俗的和现实的场景中。民主就是生活本身的产物。同时,民主当然不是高于生活的幻象。因此,大量劳工、民工和维权公民,在争取他们自身的权益之时,也为现代民主的内涵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动力,尤其是2016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民众民主抗争的形势已经从被动反抗转变为主动出击的状态,不仅如此,这种民众在场的社会性斗争,也已经越过了狭义层级上的本土区域,从而获得了与世界共生、同行的局面。
 
一种超越性的现代生命动力,其来源在于,民主是唯一能够做到长期与极权对抗并反制无人权历史的社会性浪潮。并且同时,民主意识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体制,亦同时成为捍卫人类精神家园的事实通道。所有言说即是砖石的基础,是掷向侵犯人权的利器。因而,公民出征的具体表现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争取,以获得更具前瞻性的民主道义,这种浪潮已经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群体之中,包括教师、军人、律师、民工、商人、出租车司机、村民,以此作为终结极权暴君体制的当下形式。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极权依仗其掌握的政治资源进行不断扩张,给人以一种有恃无恐的表象,但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共产大厦早已千疮百孔,不仅如此,其所作所为也已背离了人类的视线,而成为黑暗、邪恶的同伙。
 
与之相比,则要澄清的是,当下大陆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极权运动,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奴隶求解放从而站起来与大陆党国进行抗争的层级,而是更为现代的公民需求自主独立的世界性浪潮,这就为现代民主的内涵赋予了大陆民众的鲜活形象。须知,在现代民主与旧式民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和延伸。现代民主首先是以遵循个体生命价值作为其存在之本,一如发轫于香港的民主运动浪潮,从公民抗命,到雨伞革命,再到当下的公民自决运动,这种层层递进的社会化斗争格局,即是现代民主的一种标志性行动思维,它表明了人作为价值个体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之本,要超出于某种狭隘的国家与民族的定义。同时,这也是当代平民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自我的确立,得以与民主思维相遇而形成的社会性群体机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抛弃了一种虚无的政治观念,也就是要求个人服从于国家、局部听命于整体的陈旧观念,从而在一个开阔、细化的范畴内,冲破了由极权之手划下的边界,为民主独立的定义注入了与众不同的真实气息。
 
在大陆现状下,与其他区域的极权形态有所不同的是,大陆专制不是一种后极权的延伸,更不是什么新极权的存在。而是恰恰相反,大陆极权区别于极权在人权状况中的激荡层面,而更多地呈现出了山寨极权的面目,也就是它看起来像是极权,或者具有极权的某种表现,但其实不是。这是在于,一方面以共产主义信念所营造的虚假特色,从一开始就反作用于人性的本真状态,因为人是以追求自身独立为主旨的社会个体。在另一方面又通过高度密集化的全面控制,意图在此基础上隔离出一个区别于整体世界的另一种社会专制组织,并以此作为其统治的最高目标。
 
然而,这种相互冲突的景象不但撕碎了党国一体这一块强盗式的遮羞布,亦同时彻底暴露了既无党也无国更无政府的空洞和可笑。因此,对于民众来说,觉醒就不再是第一位的,因为无极权可以对抗,唯有扬弃这种山寨化的虚假极权,着力于民众在当下社会的权利建造,才能真正做到,将反抗性的运动上升并缔造为公民独立的民主运动。
 
这种主旨,从细小的层面出发,比如暴露在我们视线中的常州毒污染事件,就不是一个单一而孤立的区域事件,而是山寨极权之毒的现实生发,这种归结打破了专制之下的魔幻现实场景,使得每一个个体都卷入到其中,并且同时也揭示了当下公民独立的要义,那就是平民运动不仅是针对暴政专制的,它也要立意趋向于自身的完善和建造,以使得简单人性不再隶属于社会区域的考量,而更多地呈现民主的广泛特征,一种具有普遍希望的力量,并且更进一步,使专制的说教彻底失效。
 
但仍然需要值得警惕的是,民主的逻辑是建立在基础公平的范式中,这与大部分极权精英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一种现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极权下的知识群体通过获取统治者赠予的社会资源,而在不自觉中成了极权的门客,他们以为在专制与民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一个可以栖身、两面讨好的过渡状态,并以此作为自身价值得以呈现的所在,进而还做出姿态,动不动就指责民粹倾向,但却忘记了,在自然民主的轨迹中,两者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可以含糊对待的暧昧空间,更何况民粹的来源和本质就是专制本身。同时,专制的非正义是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非正义也使得人心更趋向于民主的正当体系和架构,这不仅是因为专制体系总是以引发社会危机为其终结的起始,也因为专制对于权利的剥夺,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就像世间不存在无条件的服从一样,不会存在于世界的秩序之中。
 
打破极权门客精心编造的神话与玄学,打破以超验式理性书写的大国幻想,作为一种回归,将在公民独立走向民主体制的道路上,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而仅仅在一般层面上,理解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反复强调的“在真实中生活”是不够的,还需更进一步,坚持“在真实中反抗”。尤其是在涉及到民主现代性形态的思潮上,更要认清的是,因极权土壤不具有自我生长的元素,从而必然要走向碎化和消退,这就是极权解体的最终时刻。
 
在此其中,要重申,不存在与极权进行异质共生的可能和社会体系,这就与一般公共知识群体的视野拉开了距离,他们虽然也痛恨专制之恶和极权之毒,嘴上常说着宪政危机、时代危机和国家危机,但从来不可能也不愿意承认民众民主运动所具有的历史高度和现代意义。因此,骑墙之下的知识格局就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形象,奢谈改革和反腐败的积极含义,却假装不知道,这一切终将和民主无关。没有谁能够成为极权的获利者,是因为专制和民主之间不仅存在着时差,更是完全不同、泾渭分明的两种人权体系。
 
要澄清大陆区域内正在爆发的密集化民众反抗运动在今天此一时刻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仍要寄希望于暴政集团具有进行自我反省的超能力。概而言之,大陆民主进程的推进不是虚拟世界的游戏,而是要更为生动和惨烈,只有面临最真实的场景,民主的身影才能获得在此时代的在场和介入含义,否则,一切依旧要从头再来。这既是对生命的浪费,也是对人权和生命的无情践踏。弱势者更需要理解自身权利的完全正当性,而不是幻想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进行虚假的引导。事实上,这就是公民出征的年代,在理性的视线内发生着,不管你是否看得见,所谓的“这届人民不行”,却反倒证明了当下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信心,这一点,正如青年民主的中坚人物王默所说,推翻暴政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这就是来自当代的呼声,也更是大陆民主化运动的坚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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