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中共当局悍然对已被关押一年之久的刘晓波先生处以11年重刑。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只能用“悲愤”二字来概括。

坦率地说,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从不曾乐观的以为刘晓波先生会轻易获得释放,对于他可能遭遇的厄运,我是有心理预计的,但最终的判决结果仍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相信所有坚守良知与道德底线的人都会认为刘晓波先生根本无罪,无论判他多少都是一种非正义和一种由暴政强加的迫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期长短并无实质上的区别,然而“11年”这个在因言治罪上创纪录的数字还是给了大多数人触目惊心的痛和愤懑。

我想这种悲愤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11年刑期对于现年54岁的刘晓波先生而言无疑是残酷的,即使我们普遍猜想他不可能坐满这么多年,但面对一个蛮横到几近疯狂的极权制度,基于理智和常识形成的期望常常会沦为可笑的自嘲,如果再见晓波真要到11年之后,我实在难以想象其中会有多少不堪承受的沉重。而比这更让人产生幻灭之痛的,是在于当局通过重判刘晓波先生所传递出的拒绝政治改革与和平转型的信号。

众所周知,中共重判刘晓波先生是因为《零八宪章》,而《零八宪章》的温和、理性与善意也早已为世所公认,当局在把《零八宪章》定为刘晓波先生的罪状时,也就于无形中告诉世人,民间所期盼的良性互动、宽容和解等等都只是单方面的梦想,刘晓波先生的受难无疑就预示了这一点。



作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刘晓波先生的命运始终可以折射出中国民主化进程所遭遇的磨难和所经历的成长。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在二十年前知道刘晓波先生的。当时,他是中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重新梳理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在思想空前解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晓波先生的声音也显现出了他特有的尖利与敏锐。我有幸在那时候读过一篇他给上海一家杂志写的文章的手稿,题目叫做《娼优和牺牛》,他在文中概述了中国知识分子通常难以避免的两种结局,要么依附于权力甘当花瓶,要么在挑战威权后牺牲于祭坛之上。记得这篇文章刊出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6月了,而这时候的他也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历史地看,“六四”时代的刘晓波先生,无疑可以列入激进者的阵营。当然,那个时代本身也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很多人都寄希望于用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来实现对国家的变革。但是,激烈的往往也会是脆弱的,在遭到血腥镇压和无情的整肃之后,大多数激进者转向了沉默,甚至在沉默中完成了以功利主义为驱动的华丽转身。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走向市场外,靠专业立身的大多会走两条路,要么投靠以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要么跻身以现代学院体制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但刘晓波先生却在少数能够始终坚守民间立场和独立精神的人中间。

从追求激进变革转向推动和平转型,从致力于改造庙堂到倡导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是刘晓波先生完成的自我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民间践行民主化的方式与路径更趋务实和自觉。



我有机会和刘晓波先生共事,是在他介绍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之后,除了有限的几次在北京的见面外,我们的交流大多依靠网络进行。后来,我在因签署《零八宪章》而被警方传唤时,警察反复追问我和晓波先生都谈过些什么,我才突然发现我们交谈的内容基本上是文学。

记得最后一次和刘晓波先生在网上通话,是在他被抓走的前一天晚上。以我对刘晓波先生作息习惯的了解,夜深人静时他总是在忙着写作,而在写作的间隙他可能会找人闲聊几句,所以一般都是到了半夜他才会在网上呼我。那天也是如此,我们散淡的闲聊着,谈的话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是的,我们谈的是虚构的文学,而不是现实中这个丑陋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对他的敌意长期守候在他的门口。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逼迫,刘晓波先生可能更愿意当一个学者,他会去阐释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不是把揭露恶和批判恶当成自己的使命。在独裁国家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那么面对警察和走进监狱,都会是他要承担的使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面对刘晓波先生的入狱,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我们与其为他难受,不如更多的反思自己的怯懦。

不妨就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当局的用心吧!对刘晓波先生的重判无疑是想用高压态势来遏制人们对现行体制的反对之声,想用刘晓波先生的刑期为反对者树一个警示。但一个冒犯人类文明与尊严的判决也必然是愚蠢和可鄙的,它只会招致更多的反对和唾弃,我相信这会让刘晓波先生感到欣慰。



打压《零八宪章》和重判刘晓波先生,是当局的一次示警,但也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又一次新的出发。

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表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中国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所能预见的是,只要这个体制不变,它就会继续地、甚至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任何一种自由的表达都可能和漫长的刑期、黑暗的牢狱链接在一起,刘晓波先生迄今还不会是最后的一个。

当局在制造受害者的同时,更乐意制造的则是恐惧和绝望。对《零八宪章》和对刘晓波先生的仇视,显然是当局意识到在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下,公民的觉醒会越来越多的朝向对体制的反思,而《零八宪章》提出的主张和刘晓波先生针砭时弊的各种言论,无疑会成为公民社会前进的路标,这也就使得当局非置刘晓波先生于重刑之下不可,进而企图让民间从此不敢妄议国政。

可笑的是,这其实不过是当局一厢情愿的“鸵鸟”心理。刘晓波先生是《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但《零八宪章》却并不是刘晓波先生一个人的道德文章,而是一种源自于人类历史的集体共识,甚至可以成为凝聚最广泛民意的当代中国的公民主张。在今天,面对刘晓波先生的入狱,让更多的人对《零八宪章》产生了共鸣和响应,请问当局要抓多少人才能填满你的监狱呢?

所以,这不是刘晓波先生一个人的战斗!

2010年1月1日写于上海,新年第一篇(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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