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又到了孫中山先生誕辰週年。今年是150年,「逢五逢十」,具備不尋常的意義。且撰一小文,略述孫中山與傳統。


推翻滿清帝制、肇造中華民國,孫中山一人標誌著「近現代中國」的開端。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孫中山也是某個「傳統中國」的歸宿。


1921 年,孫中山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 余之思想基礎,即承此道統,而發揚光大耳。 」這是在將自己與中華道統相連。而個中最應為人注意者,乃是孫中山直接略去了孔子到滿清這兩千多年的時間。


這絕非偶然,而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孫中山終結了帝制,開啟了共和,這是開新;

孫中山承接了孔子,回溯了三代,這是返本。


因此,我們便不難想見,為何孫中山的思想要聚焦于「天下為公」四字了——


「天下為公」典出的《禮記·禮運》篇,恰恰是先秦以前的傳統,也恰恰是孔子念茲在茲的禮樂文明。孫中山直追孔子的一瓣心香,無所遁形。而清帝退位詔書中的那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據說出自張謇門生之手)更可謂是對孫中山建立民國心態的準確把握。孫中山不會去協秦皇漢武之義,更不會去協法術勢霸之義,只因孫中山深知,「物能盡其用,地能盡其利,人能盡其才,貨能暢其流」(《上李鴻章書》)絕非是「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務本抑末」的法家術士之「傳統」,而實乃「士魂商才」、「工商皆本」、「富而可求,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三代先儒之「傳統」。

在 1923 年寫的一個自傳草稿中,孫中山講自己的思想:「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而規橅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錢穆先生將孫中山的這種想法總結為「截西補中」,又稱頌孫中山「巨眼先矚」,能「引入西方先進之文明,同時又不忘本民族之固有地位」(陳寅恪語)。依筆者言,孫中山比陳寅恪還要更進一步:陳氏作為清室遺少,議論不過湘鄉南皮之間。而孫中山之眼界,卻已是上溯兩千年以前了。當然,這只是就「政治理論」而言。

1924 年 7 月,在孫中山逝世錢幾個月,他還捐贈了一套二十四史和一部《四部備要》給黃埔軍校圖書館。 顯然,他認為中國經典對實現三民主義理想是很必要的,而孫中山的國民黨後繼者們,也都持續將「中華文化復興」和「民主,倫理,科學」合併論述。


昔哥白尼作《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Spheres)——他的日心說「革命」只不過是撥亂反正、重歸正道,使天體「回到軌道」而已。從短時期而言,他的理論堪稱是對基督教神學的「革命」;而從長時段而言,他的理論不啻是對原有真理的「復歸」——引領哥白尼思想的科學精神奠基于古希臘時期,那時候哪有什麼基督教?


撫今追昔,筆者不由得感慨,孫中山的言行,真正還原了「革命」一詞的本來含義——使天體回到其本來的軌道上。「天下為公」真正回復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古典政治學說,而絕非是「百代尤行秦法政」所能污名化的那個「中國傳統」。「天下為公」之詞初創時,哪裡有什麼秦始皇?


和哥白尼一樣,孫中山的革命也是一種真正的「復歸」。而這種「復歸」,正是今日之中國人所需嚴肅思考的。今之視昔,猶昔之視昔。又逢孫中山誕辰,不由得寫下這番感慨。


革命固然是反叛,革命更應是「復歸」。

我們應當歡迎復歸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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