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五十週年


議報主編雪笠按——

2016年是中共發動瘋狂毀滅中國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也是先總統蔣中正睹之心痛,而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五十周年。撫今追昔,坐觀中西,中國文化百年以來歷經浮沈、興衰、榮辱,又將步上新的歷史關口。議報將特刊幾篇文章,探討中華文化之價值與命運,以為紀念。亦歡迎舊雨新知率意騁筆,不吝賜稿。


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五十週年紀念與王康先生對談

儒家、文化、憲政

(一)


雪笠:

   您的舅舅唐君毅先生是現代新儒家之一,與錢穆共同創建新亞書院,為不絕如縷的中國文化在海外留下一脈香火。唐君毅先生曾於一九五八年起草並與徐復觀、牟宗三、張君勱三先生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被視為當代新儒家最重要文獻。今天有人,包括親共人士也包括反共人士,將民國二十四年的《十教授宣言》、民國四十七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本世紀在大陸出爐的《甲申文化宣言》、《十博士宣言》相提並論。您認為這幾份宣言有可類比的相似之處嗎?其區別何在?


王康:

   確實到了認真總結20世紀的時候了。尤其應該反思20世紀中國在文化、思想上的啟示與教訓。沒有哪個大國像中國一樣,成為文化運動和思想實驗的舞台,付出了空前代價,並且繼續處於文化失調(梁漱溟語)和社會價值謬誤叢生的危殆境地。用最簡化的方式概括,中國20世紀面對西方文明全球擴張,先自失固有傳統,引入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陷於歷史與文化虛無主義,再因日本戰爭入侵和蘇俄政治裹挾和意識形態滲透,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大領地,竟使專制大帝國卷土重來,造成“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紅色帝國,至今困擾中國及世界。

   各種東西思想流派在中國激盪的一種後果,是兩面夾擊兩千年來維系中華文明於不墜的主流正脈——孔孟儒家,並犁庭掃穴般鏟除儒家賴以存續的歷史土壤和社會結構。自由派指控儒家保守封閉,阻撓中國現代化;激進派批判儒家封閉腐朽,禁錮人心;共產黨人則斷定儒家為反動統治之思想繩索,共產革命的死敵。反傳統各派在摒棄儒家上達成共識,對其他固有文化聽之任之,主要原因是:一,先秦以降諸子百家,只有儒家欲以人文主義精神教化天下,高度入世;二,漢唐以降,儒家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主軸,若不革除,中國不能實行現代維新;三,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尤其社會主義已經成為20世紀的世界性潮流,蘇聯十月革命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了樣板和軸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左翼知識界擁有極大吸引力;四,孫中山、蔣中正都堅持中華道統,國民黨三民主義被視為固步自封的舊民族主義和反動黨國制度,既不符合現代變革、也違逆新型世界主義。反儒各派的分歧,在於取法英美、德日還是蘇俄。一言以蔽之,中國本位、中華復興都屬被置疑被傾覆的對像。至於中共改弦更張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乃是蘇美冷戰結束、蘇聯亡黨亡國後實行韜光養晦的產物,時下則為習近平集團全球戰略服務,屬“猶大之吻”。

   胡適1929年提出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獲得陳序經等眾多學者“全盤接受”。直到《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及《我們的總答覆》後,“全盤西化”才與“中國本位”展開激烈論戰。到三十年代末,達成“中國社會亟需要現代化”共識。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樊仲雲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稱已經失去民族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經不能算是中國人了。從文化的領域展望,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必須從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背景十分複雜,略有:對二十年間“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和“全盤西化”的集體性回應;中國民族危機深重,日本正加緊全面侵華;中共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旨在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蘇聯式國家。這份宣言,並不代表中國國民黨,卻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知識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文化思想上趨近國民黨的文化姿態。胡適、陳序經等人則反對任何中國文化“本位”,認為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

   順便說一句,中國20世紀三十年代“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之爭,跟俄國19世紀三十年代後“西化派”與“斯拉夫派”關於俄國社會性質、道路和與西方關係的論爭非常接近,結果也十分相似。俄國“西化派”轉向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中國“全盤西化”派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掃清道路。——當然無論俄國“西化派”還是中國“全盤西化派”都不能對兩國命運承擔全責,但在文化思想上,也都難辭其咎。

   1950年代,世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轉入美蘇冷戰。人類第一次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各自擁有原子彈、氫彈和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1955年,西方科學家連續發表《哥廷根宣言》、《邁瑙宣言》和《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羅素和愛因斯坦以其20世紀西方哲學和科學泰鬥身份指出,人類文明面臨空前的“人之禍”:核戰爭。他們提出兩種辦法緩解世界共同毀滅的危局:一,敦促世界各國政府認識並且公開承認,它們的目的決不能通過世界大戰來達到,而應尋求和平方式來解決相互間的一切爭端;二,呼吁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牢記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他。宣言副本分別送給美國、蘇聯、中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六國政府首腦。

   從整體世界精神看,唐君毅等四人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固有其宗旨,也可視為中國哲學家對《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回應,對人類“良知”與“人性”所作的更為系統、深入與綜攝的分析。


  《宣言》涉及中國與西方文化、宗教、道德、倫理、心性、歷史、科學、民主、政治諸領域,但其產生的理由只有兩點。首先出自憂患意識,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也出自對世界毀滅的憂思,《宣言》則特別致意:

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憑借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些問題能認得如此清楚。我們相信, 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 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

   其次,中國文化與人類前途的特殊關系。自由、激進兩派以中華文化、猶以儒家思想為批判對像,認為傳統文化構成中國現代化最根本障礙,是中國實現解放、進步、科學、民主的大累贅,甚或是西方宰制中國的內部腐朽、反動勢力。他們拒絕承認中華文化具有現代價值,更不認可它擁有任何世界性意義或人類文明價值。

  《宣言》卻“真切相信”:

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生命與精神,何處寄托,如何安頓,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系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托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

  《宣言》廣泛運用了中國和西方哲學概念,包括一本性、心性學、存在主義、人生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等,意在澄清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誤解,申論中國文化的神髓與生命力,宣示值得西方學習的中華文化的智慧與優長,同時啟導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保持文化自信,堅守文化道統,因此被認為是中國 現代儒家因應時代變化發表的首要文獻和思想綱領。

  《宣言》肯定西方文化主導近現代世界的文化淵源,即希腊科學哲學精神與心靈通接於上帝的希伯來宗教精神。西方人由此對宇宙間之數理秩序,對普遍範疇與特殊法則,對人類思考運行所遵循之邏輯規律,都加以觀照涵攝,而得以其認識的主體,居臨於自然世界之上。由此而轉至近代文藝復興,再求改革宗教,逐漸建立民族國家,進而形成啟蒙運動。西方遂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以改造自然;多方面構建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世界。於是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經濟上之平等與公正,社會上之博愛等理想,相緣而生。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產業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都相繼而起。於是一、二百年間西方文化突飛猛進,使世界一切古老文化皆望塵莫及。凡此等等,皆有其普遍永恆的價值,而為其它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贊嘆、仿求,以求其民族文化的平等競進。

  《宣言》承認,中國應該接受西方和世界文化。但是接受西方或世界文化,為的是使中國人在自覺成為道德主體外,還自覺成為知性、政治、經濟及實用技術活動的主體,以達成民主政治和科學發展的現代目標,使中國的人格世界得以充實,中國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以擴展。這也是中國在其固有文化基礎上融彙西方文化的內在必需和善意,在此意義上,學習西方不僅已超越中國學術文化範圍,而且是中國文化自我更新和進入人類文明對話、融合的題中之義。

  《宣言》對西方文明在近代世界呈現的特性,即強調宗教與科學精神及其內在關系的動因,與從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到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西方思想家看重文明屬性對歷史的首要意義,十分接近。差異在於,《宣言》不僅從中國固有精神分析西方文明的內在危機,而且提出了改善之道:

我們認為西方人之精神理想,尚可再上升進一步,除由承繼希腊精神、希伯來精神,而加以發展出近代西方之精神以外,尚可有學習於東方之人生智慧,以完成其自身精神思想之升進。

  《宣言》指出,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文明危機,源自現代西方哲學受制於存在之物,不能超越升進,根源在人的主體坎陷於人創造的存在對像本身。人之存在本身不能承載上帝,宗教信仰即發生動搖;人承載不起其自身所造成之知識與科學技術世界,則原子彈、氫彈便可威脅人類存在;人承載不起由其自身所釐定的政治社會法律,即難免產生衝突、異化和疏離感。人類承載不起自身智慧所創造之物,此根本毛病,正在人類只求客觀地了解世界,以知識建構理想,再將這種理想不斷客觀化於自然與社會。於是在人生之外不斷積累創造物,形成機械的外在桎梏,日益難為人所能主宰。世界因此需要一種旋乾轉坤的大學問,即重建人的主體與主宰性,亦即中國儒者所謂心性之學或義理之學,所謂立人極之學。人極立而後人才能承載人的信仰和創造而升進不墜。       

  《宣言》相信並希望西方應該向中國學習,以改善自身,同時提升與非西方民族的關系。第一點是“當下即是”的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 第二點是“圓而神”的智慧; 第三點是“溫潤而惻怛”的悲憫之情; 第四點是“文化悠久”的傳統; 第五點是“天下一家”的情懷。如是, 希腊文化中重理智、自由的精神,羅馬法中的平等觀念,希伯來的宗教信仰,與東方文化中天人合德的宗教道德智慧,希賢成聖的心性之學,圓而神的智慧,悠久無疆的歷史意識,天下一家的情懷即可望達成相得益彰的會通,而造福全人類。

   文明之間交流的前提,是彼此同情與敬重,這是世界幾大宗教與文化從根性上都不排斥的主張,更是孔孟兩千多年一以貫之的倫理原則。《宣言》認為,東西方及世界文化能否正面遇合,人類還須發展出一種大情感,以共同思索人類的整全問題。這大情感中,應當包括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與同情,及對於人類之苦難,有一真正的悲憫與惻怛之仁。由此大情感,我們可以想到人類之一切民族文化,都是人之精神生命之表現,其中有人之血與淚,因而人類皆應以孔子作春秋的存亡繼絕的精神,來求各民族文化之價值方面保存與發展,由此以為各種文化互相並存,互相欣賞,而互相融合的天下一家之世界之准備。

  《宣言》預告:

此見天道轉圜,絲毫不爽。但是到了現在,東方與西方到了應當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視對方的時後了。中國文化,現在雖表面亂一團,過去亦曾光芒萬丈。西方文化現在雖精彩奪目,未來,亦可是一問題。這個時候,人類同應一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失,然後才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宣言》幾位學人,流散台灣、香港和異國,身處寒風蕭瑟、花果飄零的困境。他們仍然深信,中國文化不僅不會歇絕,而且對中國與世界繼續擁有不可或缺乃至旋乾轉坤的意義,而以孤懸海外的明燈自勉,以繼承及弘揚中國學術文化為己任。《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寄居海外的新儒家八年艱難思索、析離而出的思想結晶,背後則是數千年前賢往哲和近代仁人志士艱苦卓絕的奮鬥,以及現代中國與世界的空前危機與憂患。

   1922年,伯特蘭·羅素曾預言,“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價值,現代世界極為需要。假若中國人能自由地從我們西方吸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壞因素對他們的影響,那麼中國人完全能夠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的發展,並能結出一種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優點珠聯璧合的燦爛成果!”《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首先是幾位深懷文化使命的中國書生獻給祖國的不朽文本,也是對羅素預言的歷史性回應。

   戰後亞洲先後出現日本和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它們皆屬“儒家文化圈”,不僅影響了世界經濟格局,也改變了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與評價。中國本土侮蔑孔子、厚誣前賢的荒唐行徑再也難以為繼,學界和民間開始出現自發的儒學復興態勢。2008年,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與鵝湖學社共同主辦“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認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核心觀念,對於研究中國文化與哲學之取向偏差以及錯判中國文化前途的時風,提出了嚴正的聲明;對嗣後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發展,有重要的匡正、啟導與領航作用。會議指出:

   當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天下一家之理想,初露端倪的今天。儒家之民胞物與、天下萬物同體的理念,將是人類社會走向和諧合作所必有的理想和動力根源。這份文獻的影響力,也日漸滲透到世界文化之中。於此時舉行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除了虔敬緬懷提出宣言的先賢師長,更重要的是,因應世界一體化,中國哲學的義理價值,應如何發揮和發展,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大的學術與文化的挑戰。

   在東方文化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宣言》這種超越民族、國家和歷史傳統的思想文本。《宣言》呈顯的憂患、謙和、以對方為重、以人類為尚的用心與善意,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正聲,也是海外新儒家文化理想一次總表述。

   余英時認為,2004年北京“世界文化高峰論壇”由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發起人的《甲申文化宣言》,跟70年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幾乎前後呼應。後者以國民黨主導,前者以共産黨爲領導,都是為用文化維護政權。我認為兩份宣言有重大區別。《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並非國民黨主導,王新命、何炳松等人都是獨立學人,主張對中國固有“良好制度的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世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他們不贊成完全模仿英美,更不主張模仿蘇俄和德意,強調必須且應該學習歐、美文化,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准,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他們的文化使命意識非常清晰: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未來,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占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憂患意識遠超自由派和激進主義: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各欲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難道能讓他們去混戰麼?“文化侵略的魔手”,當然指蘇俄。——歷史驗證了王新命們的憂患。

  《甲申文化宣言》無視中國早已淪為馬列主義精神殖民地,既喪失傳統文化統緒、又拒絕全球普世價值的事實,純系中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翻版,毫無任何文化品格可言。至於《十博士宣言》,就完全不值得論說了。

   遺憾的是,無論國內還是海外,迄今為止都沒有出現嚴肅辨析和開闢中國現代文化復興之路的思想交鋒,能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和《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樣引發深廣影響的宣言式文本。

   習近平集團近年重新強化意識形態,強調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至尊地位,泛民主派、基督教文化派和自由立憲派則各執一詞,難以達成共識。所以,你們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五十週年紀念”為題,展開儒家與中國當代憲政關係的討論,具有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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