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策施模式」揭秘

綦彦臣

   


引言:中国版的沙皇悖论

以「抓好关键少数」为口号的中共内部政治治理注定劳而无功,因为一个庞大政治体系的运行质量更多地取决于中下层。「抓好关键少数」之败,更像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描述的俄国沙皇政治末期情况:沙皇可以放逐官僚集团的任何一个人去西伯利亚,但却无法脱离后者的意志进行统治。后者「对沙皇的每项诏令都有一个不声不响的否决权,只要不把它付诸实施就得了」。

现在,习近平政治所遭遇的上层喊口号、中下层不作为,复现了两个世纪前的沙皇悖论。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变成「毛泽东第二」,甚至有人在文章称之为「习泽东」,但是,在我看来,习不太可能变成「毛泽东第二」,更可能成为中国版的晚期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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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位村民对县纪委不满

逻辑而言,「抓好关键少数」必以松弛中下层为代价,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之效依赖中下层收取,中下层被有意松弛必致整个社会更加反感。这一点从信访的高度安全化可以看得出来:在省市两级,信访机构大多改为「群众工作中心」,亦大多迁址;迁址后,机构已不再有来访者等待接谈时的人身随机状态,而是经过严格安检过一道情况初问手续;手续完后,上访者被送入有自动门封闭的环境,才能反映问题。在新环境里,来访者采取相对激烈行为(如抛传单、喊口号)的可能性几无。

五月二日,一个县级市(为保护上访人安全,以下以「B县」代称)的三位村民到上级(以「C市」代称)反映B县纪委不作为问题。C市信访局不但改成了「中共C市群众工作中心」,而且,从原来与市政府一体办公的解放路楼群搬到光荣路二十六号(一个大院)。新地址好像是一个工厂旧址,「中共C市群众工作中心」则在离正门约有一百米的一栋办公楼里。

三位村民是B县开发区一个富裕村子的,他们到C市上访则是与「中C市群众工作中心」提前约定好的。他们反应的主要内容是前任村支书(本文以Z代之)侵吞六十三万元征地补偿款被举报,B县纪委已查实,但拖延时间,拒不将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二、懒政的理由是怕摊事儿

三位村民坚决认为:造成这一结果,与Z的两位亲戚密切相关。该二人中的一位是C市的组织部副部长(本文以M代之),一位是B县公安局的一名大队长(此前曾任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本文以D代之)。具体到MDZ的亲戚关系:MD的亲舅舅,DZ的表外甥,也是ZM叫「表舅姥爷」。

他们声称:B县纪委拖延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是为给MD通官场疏争取时间。如此,Z可能只是被开除党籍,也可能是判个缓刑而不实质被关进监。

超乎个案,实质上,MDZ在合作运行一个政治博弈模式。在该模式中,MZ提供最大限度的官场保护,其如向B县纪委办案人员打私人性质的招呼;DZ提供智力支持,策划非法转让地皮、编造理由侵吞集体收入,乃至造假案陷害不满者;Z则借M之保护、D之策划能力来具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可简称「保策施模式」。

三、骂散「两学一做」会议

「保策施模式」不仅有效地消解了来上层的治理意图,而且让底层政治更加黑暗:反腐新政展开三年多时间,公权力机关一线人员以「怕摊事儿」为由头,最大程度地懒政;农村有权党员更加肆无忌惮,其如利用扶贫款分配逼寡妇上床。农村有权党员还会有意实施违法行为,向村民释放「上边有人」、「你们告不倒我」之类的威胁信息。确实,在D策划下,Z找茬与一位反对他的村民打架,诬陷后者伤害以致被判刑一年。

Z也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斥骂开发区党委派员:「你要敢公开支书选举票数,我就送进你去。」后者害怕,灰溜溜走掉。这个细节说明「保策施模式」具有强大的腐蚀功能,乡镇公务人员一般都在村支书手里有短处。腐蚀结果不只是让有涉者灰溜溜离场,而且,让无涉者力求「躲事儿」即不与Z冲突,等于不得罪与Z有利益关涉的同事。

去年七月一日,中共九十五周年党庆,该村党员在开发区党委两名派员领导下,学习习近平「两学一做」讲话精神。Z派胞弟到党支部叫骂,挑衅新上任的支书。结果,新任支书主动离开会场,而开发区党委两名派员「躲在屋里,连个屁都不敢放」,会议就此散场。开发区党委的两名派员「躲事儿」策略是双重的。不得罪同事为其一,而惧怕Z的关系人M则是遵守官场规矩。更何况,M已经被传是省委巡视组组长。

结语:反腐成为腐败势力的政治资源

官场没人敢得罪上级巡视组的要员,而M的巡视组长名头之所以传得很响,实乃其在B县的利益相关者放风亦自己壮胆的缘故。细查网上公开资料,发现:省委巡视组的领导者为一正两副,M不过是省委第十巡视组的第二副组长。

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副组长被说成组长是腐败势力的策略,是「保策施模式」的广义化。简言之,反腐已经成为腐败势力的政治资源。虽然非常讽刺,但中国制度体系的本质就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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