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士:《孔子》遭冷遇,“革命”仍是热门话题

过去一年的中国电影贺岁档可谓群雄并起,从科技含量十足的《阿凡达》到土的掉渣的《三枪》、从酷哥美女当家的《刺陵》到一双老男人坐庄的《风云2》,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孔子》与《十月围城》这两部电影。

《孔子》和《十月围城》都选择了中国历史上颇为动荡的时代来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一个是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的春秋,一个是积贫积弱、列强四顾的清末,两部剧的导演都试图借助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的那种时代张力来对角色进行深度意义上的诠释塑造,借诱发观众心理上的感染共鸣,来谋求人气与票房的双重收益。然而,两部影片所遭受的境遇却迥然不同。尽快有国内第五代女导演亲自操刀,又拉来好莱坞国际巨星发哥保驾护航,但因为档期与国际大片《阿凡达》之间的纠葛,《孔子》在上映伊始就爆出了“相关部门介入,《阿凡达》提前下线为《孔子》让道”的传闻,导致网络上出现人为的抵制狂潮。不仅前期票房遭遇惨败,连影片自身艺术价值也是饱受各界舆论的冷嘲热讽,先有专家指斥为“错的离谱”,后又被《南都娱乐周刊》调侃为没有还原成人的“高大全”。与《孔子》遭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虚构的革命故事《十月围城》引发的观影热潮,影片虽然在产地香港一上映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但辗转至大陆后却又 “柳暗花明又一村”,十天内一举掳得近2个多亿的票房。剧中革命领袖一句话在网络上被改编成了N个版本广为流传,可见其深入人心。连一向曲高和寡的广电总局都不得不顺应民意钦点其为最佳,更惹得隔海相望的马总统都瞅准其所产生的民意影响力,力主筹拍台湾版的《孙中山传》。

《孔子》与《十月围城》的不同境遇,表面看是两部电影市场营销公关上的优劣差池,但深层次里反映出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价值冲突。操刀《孔子》的是从《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中一路走来的御用主旋律导演胡玫,这使得《孔子》这部电影在故事架构上必然要迎合当今中国政治倡导和谐的一面,而在市场竞争中却又必然展示出中国政治喜欢“和谐”别人的另一面。固然体制也要吃饭,但一个奉行“言无信行必诡”的“孔子”不仅扛不起教化民众的道德大旗,反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种种制度不公,给人以切肤之痛。叔本华说艺术是生命暂时解脱苦难的麻醉剂,我想《十月围城》的导演正是深谙此道的高手。在一个“拆迁队”与“钉子户”的对抗只能借好莱坞大片来表述的时代,做走鬼的王复明、拉人力车的小四身上不仅有高高在上的革命大义,更多承载了当下大陆民众面对惨淡生活时,那份幻想骤然间改变社会、改变个体命运的美好期许。所以尽管《十月围城》在大陆掀起了无数波澜,回归中产阶级为主、公民意识成熟的香港,却注定难觅立足之地。“臣民关心整体和谐,公民关心个体自由”,正是当今中国社会臣民向公民的痛苦交割,决定了民众必然崇尚推陈出新的革命者,鄙弃遵从旧秩的复古派。

然而,若抛开影片与这个纷乱的时代不谈,实际上,代表传统的孔子既非一无是处,提倡布新的革命也非万能良药。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言:“自有人类以来,他便一直有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它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过于牢固,那么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此外针对当时正发生的辛亥革命他还做了惊人的预言:“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十月围城》的最后,革命青年李重光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然而“中国的明天”在一次次革命后,迎来的却仍是一个个打着主权在民旗号粉墨登场的专制政权。平等、自由、博爱,革命家们许诺的文明幸福,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稀缺品,而恰恰是这样的稀缺导致了《孔子》的冷遇与《十月围城》的热议。上世纪七十年代,思想家顾准在历尽革命荣光也饱受革命摧残后如此写道:“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革命一生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也道出了只有“和平、奋斗、才能救中国”的箴言。两位不同时代的伟人,总结毕生的经验后,得出的却是相同的结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十月围城》的热议又必定是一场“革命围城”,围城者:“城外之人跃跃欲之一试,城内之人惶惶不得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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