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卫: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维权故事
 
 
箬山地处浙江省东部地区温岭市,是一个海边小镇,四面环海,几个小岛零星分布于海中,岛上住有几百年前从福建泉州迁徙过来的渔民后代,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讨海生活,简单忙碌,与世无争。居民的出行只靠着依山傍海,自己出工出力填海而成的一条窄小而弯曲的石头路,连接着与外部的所有联系。自邓小平在中南海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信号后,上世纪八十年代,身处偏远海边的一些不安份的渔民们也动起了心思,其中尤以箬山镇兴建村民黄文庆(作者的姨父)最为活跃,其人文化不高,小学未毕业,年轻时跟父亲做木工,艺成后遂北上沈阳,专为人家或单位打制家具,由于手艺精湛,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一时名声大震,很多大工厂也都请他去做办公桌或椅子,由此认识了一些对他以后成功创业提供了很大帮助的朋友。
 
在赚到第一桶金后,黄文庆选择了回乡创业,他首先创办了一家渔付产品加工场,然后租船出海收购海鲜,经过简单加工后,用火车皮将货物发到沈阳地区销售,这就是浙江最早的私营企业雏形。
 
一九八三年,针对箬山文化事业的一片空白,也为了丰富和繁荣渔民的娱乐生活,镇党委书记找黄文庆谈话,请求其投资兴办一间影剧院以改善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黄文庆经过考虑后同意镇政府的要求,但提出建设用地要由政府解决,并花钱买地,镇政府当即应允,将原露天电影院推倒扩建,增拔用地,地址位于东兴村。随后黄文庆做为大股东,并吸纳了三十个小股东投资,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与镇政府签订协议,随即便开始建设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最大的第一家私营影剧院,剧院可放映电影和举办大型演出活动,能同时容纳1千多名观众观看,按当时来看确实不输于国营的影剧院规模,同时也为丰富渔区百姓的文化和娱乐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和精神食粮,为民众多了一个了解外界新鲜事物的窗口!
 
箬山影剧院自营业之日起,一直生意兴隆,场场爆满,这一繁荣景象延续至两年多后的1986年。这一年,浙江沿海地区陆续出现了建设水产冷冻厂的势头,而我们也一直都在做着水产生意,只是加工方式很简单也很原始,给水产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限制,经股东大会商议,并采取自愿投资的原则,影剧院有些股东愿意投资冷冻厂的建设,有些人则放弃投资冷冻厂,因冷冻厂的投资规模宏大,在当时计划投资四、五百万人民币,对一个民营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冒险,所以又接受了一些新的股东进来,剩余资金不足又从银行贷款建设,当年冷冻厂建设完毕,名称为“温岭县影海冷冻厂”!
 
因投资太大,管理也跟不上,也因行业竞争激烈,冷冻厂开业不长时间就出现亏损,仅仅坚持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整个厂就陷入困境。在银行贷款时间未到期前,银行却提前抽贷,根本就不顾合同约定的期限,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和银行同属一个政府管理,也就是说蛇鼠一窝,根本罔顾事实,直接判公司败诉。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冷冻厂被封后,影剧院也接着被封,说是担保关系,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冷冻厂和影剧院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也是不同的人名,在冷冻厂第一次向银行贷款时,影剧院确实作了担保,后来冷冻厂还清贷款后,第二次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担保单位则换了一个:温岭县长征冷冻厂,至此影剧院已经完全脱离了担保责任,也不再负有法律上的任何责任。但强盗毕竟是强盗,它们在封了我两个公司之后,又向温岭县长征冷冻厂索取了二十万的担保金,而按照当年我两个企业的实际估值,冷冻厂价值4百万以上,影剧院因为地处繁华地段,单是地产价值就已经达到5百万以上,台州市中级法院的裁决,以法律的名义行公开抢劫之实!而且还采取拿手铐带走人的手段威胁恐吓当事人,阻止其在限定的时间内上诉,至此,我家族两个公司全盘被土共劫掠一空,全体股东直接破产!
 
自2005年以来,两个公司的实际拥有人黄文庆开始向上反映问题,并频频到京城上访,没有得到丁点的答复,但这已成为当地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在2011年的10月份,黄文庆因为甲亢的原因在温岭市中医院住院治疗,而此时他已买好了三天后再去北京上访的车票,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住了两天医院,黄文庆突然横尸在医院的病床上,死前根本没有任何的预兆,一个大活人就此殒命在土共的医院里,而且黄文庆本人还是一个有着多年资历的中共党员!最后,报警不立案,医院在恐吓家属。本人是死者外甥,当时主导和中共及医院负责谈判,医院直接开口说只给一万元的安葬费,我问了代表医院的畜生两句话:你知道现在一条宠物狗的价格是多少吗?你是父母生的吗?短短两句,对方无言以对!僵持不下之际,家属方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抗议土共的谋财害命,这时警方出动警力,中医院叫来黑社会人员,对死者家属进行暴力殴打,本人当然是首当其冲,衣服被撕破,身体多处受伤,最后还被带上警车拉到派出所,随后便被医疗事故调解中心主任亲口告知:市委书记周先苗已经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警告,你再闹下去,马上逮人!在我姨妈等众人的劝说下,我放弃了抗争,因为我知道,土共的手段和残暴,根本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保存自己的实力是最明智也是最重要的!我这不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而是只能暂时妥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在温岭市中医院院长办公室里,院长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洪祝握手的大幅合影照片赫然挂在最显眼处,这也充分说明了政府作为一个黑帮的后台,权力和金钱往往都是一对孪生的双胞胎,所以他们在解决谈判时嚣张跋扈的警告称:随便你告到哪里,都没用,你花二万元钱,我就花二十万元,反正就是不多给你们钱!真的很无奈!最后只能妥协,才拿到了土共的死亡赔偿金,仅仅68000元人民币,在物价高涨的浙江沿海地区,这点钱根本就连给死者安葬都不够用,更不用谈什么跟权贵集团要人命钱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独裁者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绝不仅仅是我姨妈一家遭遇这种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家遭此横祸!只要独裁不亡,中国人民将永无宁日!
 
在帮姨妈安排好姨父的后事之后,我召集了影剧院股东开会商谈通过什么途径向土共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最后的结论还是通过上访的方式进行维权,在大陆,这是唯一的途径!会议结束后,部分股东不愿承担上访的费用,大部分股東自愿凑钱给我当出行费用,并现场签订了委托书授权本人代表TA们全权负责处理有关影剧院的所有事情!从此以后,我就踏上了遥遥无期的维权之路!
 
姨父被莫名死亡的疑虑一直如影随形的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一路艰辛,几多风险。因为去北京上访过于频繁,结果被市级、省级、至直公安部将本人列入重点维稳黑名单,成为土共眼中的异类,以致每次出去坐车、乘飞机、住宿都会被警方来电询问或去家里骚扰家人,每次遇到北京召开大型会议之际,也是当地政府和警方高度紧张的时候,要不提前警告,或恐吓或安抚,花招使尽,事情依然得不到解决。
 
但其间石塘镇政府一直都口头承诺在电影院问题的解决方案没出台之前,有争议双方都不得对电影院进行任何装修改造或出租。但土匪的本质就是土匪,2014年5月26日一大早,石塘镇出动机关人员十余人,边防派出所出动十几个警察共三十多人来到箬山电影院,强行撬开电影院的大门,做为一个基层政府,公然插手民间纠纷,为犯罪分子公开站台撑腰,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会说买电影院的人是犯罪分子呢,因为当时姓金的在买电影院的时候和台州市中级法院的执行法官王德良勾结在一起,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里外合谋将估价三百三十万人民币的资产作价九十三万低价拍卖,然后又返还给金某十五万七千元,这一笔钱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再加上电影院的放映机器设备和配套的发动机,杂七杂八的卖了将近二十多万,整个电影院实际只花费了五十二万人民币近似于白菜价就这样非法流入到了金某的手里。后来电影院全体老股东奋起反击,强行把电影院的大门关上,换上自己的铁锁并安排人员值班看守,原法人代表黄文庆多次到北京上访,最后台州市中级法院和石塘镇出面协调答应暂时搁置,保持电影院现状,双方不得擅自经营。但中共政府历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出尔反尔是它们的一贯作风,5月26日的大批人马在被金某买通之后便分乘多部车子浩浩荡荡直奔电影院而来!当我接到股东打来的电话后,立即跑了过去,只见电影院门口站满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他们将影院股东存放在里面的物品直接扔到大街上,我试图冲进里面阻止这些粗暴的执法人员,却被时任石塘镇政法委书记陈文云下令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并强制拖到警车上,接着又送到派出所关押,当我怒骂这群所谓的“人民警察”是金家的私人家丁、走狗时,遭到了众多匪警的拳打脚踢,致使身体多处受伤,该所指导员还当场威胁说要拘留我,我冷冷的回答了他一句:你觉的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出乎意料的是,最后,这些独裁暴政的执行者们在关了我几个小时后解开我的手铐放我回家
 
5月27日上午8点,我和股东林大旗、江梅侬三人去石塘镇政府找政法委书记陈文云反映电影院的问题,却遭到陈文云的暴力对待,因为金某最主要的受赌者,陈文云在对我们的诉求和立场方面的态度可想而知,在耍了一顿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后,我丝亳无惧对方的官威,双方互不相让,这让陈文云觉得很没面子,顿时恼羞成怒,扑过来一把从背后将座椅上的我摔倒在地,我的前额碰到办公桌上,顿时肿起了一个大包!之后,我和林大旗江梅侬三人马上坐车去到市人大办公室反映陈文云打人情况,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白花一趟路费和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什么结果都没有得到!
 
2016年4月8日,我一人去了石塘镇镇长办公室反映,要求解决电影院问题,镇长莫朝晖根本不搭理我,并要我马上离开其办公室,我反问,这办公室是你家的?是你出资建设的?莫朝晖大怒,上前就抓住我的手往外拖,我也不示弱,双方在这个由纳税人花钱建设起来的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办公室里推起了太极拳,结局是隔壁办公室里闻讯赶来的一大帮徒子徒孙助阵他们的主子——莫朝晖,我在这群虎狼的包围下被推搡的分不清东西南北,这场太极拳比赛以我彻底完败结尾!最后我掏出手机,将莫朝晖等一众丑角现场拍摄了下来,此举又遭致莫朝晖对我卡脖子抢手机的丑恶行为!闻讯赶到的警察又将我带到派出所,上了手铐在候审室里关了我三个小时之后才放我回家。
 
后来我将此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谴责石塘镇官员屡次用暴力对待上访民众,可笑的是石塘镇政府也紧接着公布了一份申明,说我捏造事实诽谤当事人,并威胁说要对我追究法律上的责任,我回帖表示愿意奉陪到底,结果……没有结果!
 
2016年8月31日,G20前夕,我从南京出发到杭州,在高铁上接到无数个电话,从村级、镇级至市级,然后就是警方,内容全是查询我到杭州的原因和动机。我花自己的钱买票、吃饭、住宿消费,给你们这个独裁政权创造经济效益,拉动GDP增长,难道我有错吗?你们不应该感谢我吗?
 
到达杭州东站,考虑到警方的工作手段,我采取了反侦查措施,没有随下车的人流从出囗处走,而是逆向往入口上去,再从检票口出来,直接到了侯车室。果然不出所料的是,温岭市公安局王姓副局长带着八个警察把守在出口处,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我出来,待旅客全部走完,慌了手脚的副局长马上打电话向市领导汇报,称陈某人没抓到,消失了。要知道,在土共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全面动员的非常时期,竟然能让一个重点管控对象从眼皮底下溜走,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副局长,就是市政府的头头脑脑和相关部门,都会吃不了兜着走!问题是我会不会给他们惹下什么祸出来,这些人保证都要回家卖红薯去!
 
温岭市领导接到杭州打来的电话后也傻了眼,马上指示再派增援力量去省城,务必要把陈某人找到,否则每个相关人员都会被处分,于是匪共石塘镇政府又出动了两部车,一部车都载着四个认识我的工作人员,另一部车也载着四个平时监控我的警察,连中午饭都来不及吃就风驰电掣般的拉着警笛往杭州开,而台州市边防支队的头头也急匆匆的赶到石塘现场指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见到我之后才告诉我的,说我把他们害苦了,哈哈!在途中他们还不断的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又发信息给我,要求出面好好谈谈,我照样不回。此时我也只能呆在候车室里,因为整个城市都已经是戒备森严,胸挎冲锋枪的警察遍布全城,只要我一出去,那铁定会被要求出示身份证,然后束手就擒。待到他们赶到杭州东站在整个高铁站来来回回的找,直找的个个满头大汗,神色紧张,人人手中都拿着电话在向上级进行实时汇报,我只是站在远处静静的观看着这一出戏,是的,也该我好好的看他们的戏了,平时他们都是这样看待我们这些在他们眼中的异类!在我觉的戏看够看烦了的时候,我决定收场了,我接了警方的电话,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舒了一口气,说他们的王局长要见我,让我见个面好好聊聊,我马上就痛快的答应了见面的请求,然后就出来了,当时我也没觉的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被土共安个罪名关起来罢了,对这一点陈某人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反倒是泰然自若。出来见到面后,那个王副局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先伸出手握了我一下,问我:兄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是从哪里出站的?我回答说是从检票口,旁边那个所长跟局长说,陈祥卫这个人真的很聪明,难怪我们找不到他,我回问一句:如果今天因为你们的失职发生问题的话,你们回去怎么交差?对方苦笑一下说,我知道你不会为难我们的!谈了十几分钟,根本不谈实质问题,然后他们就劝我上车准备回市里,我答应跟他们车走,结果出了杭州市,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那个因为没吃上饭憋着一肚子气的狗腿子与我发生语言冲突,接着在服务区停车的时候对我采取暴力袭击,导致我身上和脸部多处受伤,当时我也是全力反击,毫无惧色。事后我马上电话打给镇党委书记,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们是土匪的政府还是人民的公仆?对方承诺立即对这个临时工开除处理,待半夜车到镇派出所后,所长过来拿钱给我治病,被我谢绝了!凌晨一点钟,镇政府还在商议离G20结束还有一个多星期,这段时间该怎么安置我才好,后来通知我说是要在市里宾馆开个房间,派两个人二十四小时陪我,我当即提出抗议,指出这是在非法拘禁我,后来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说要不带你去海南吧,呆一个星期再回来,我一算时间,回来后G20也已经开完了,这些人民公仆的算盘打的真精。得,去吧,总比呆在宾馆强。第二天是九月一日,下午5点左右,镇政府派车送我去温州机场,押送我的是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膀大腰圆的警员,冒着细雨,我们一行三人登上了飞往三亚的航班。在三亚呆了六天后返回老家,石塘镇对我解除了监禁。
 
在十月底,因为中央要取消对渔民的柴油补贴政策,引起浙江省渔民的强烈不满,因为渔民都在公海上捕鱼,在家的基本都是妇女和老年人,一时间群龙无首,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渔民家属派人来找我请我帮他们参加到省城杭州抗议维权,我当即答应义务帮忙,不收任何费用,并承诺万一政府对我本人采取强制措施后果由自己负责!在本人的策划下,一百多个渔民乘高铁或大巴直达杭州,浩浩荡荡奔向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大楼,将大楼门囗团团围住,静坐示威,连续两天两夜,吓得温岭市政府调来三部大巴车求爷爷 告奶奶连哄带骗将这些人全部拉回到老家,而此时的我带着四个渔民代表已经乘坐早班飞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打开手机就连续接到各级政府部门的无数电话,有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对此本人统统不予理睬,在电话中唇枪舌剑,乃至怒骂,随后撂给对方一句话:有事回来再谈,罪名随你们定!无计可施的地方政府又想出阴招,对跟我一起赴北京反映问题人员的家人进行威胁恐吓,这招果然见效,那些未见过世面的家人一个接一个电话打过来,要求这四个人赶紧回家,说是再不回来政府就要拘留或处罚他们,迫于压力,这四个代表也乱了方寸,最终妥协答应不去国家信访局反映,并买好机票回家!此结果对于我来说,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对这些从没见识领教过独裁政权手段的平民百姓来说,能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把一个省级部门围了两天两夜,然后又跟我跑到北京敢于挑战官威强权的她们来说,已经属于很大的挑战和胜利了!
 
至于我下飞机后,连家也没回就直接去了那个在电话里和我干嘴仗并口口声声说要拘了我的那位官员办公室里,结果连个人影都没有,吃了个闭门羹,眼看自首无望,哈哈,俺就开心的回家了!
 
在12月19日,我报名参加了台湾旅行团,结果温岭市国保大队派人来把我带到派出所,盘问我去台湾的目的,我回答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旅游,对方不信,直接了当的问我是不是要去台湾申请政治避难,我当然否认,对方还是不信,没办法,你爱信不信!后来说等市公安局通知,如果不同意你去就别去了,我反问,那我交的旅游团费怎么办?对方说钱不是问题,到时候局里会负责还你。好,反正钱没损失,台湾不去也罢!结果到了19日,公安局一直没有消息,于是我就自顾自的去台湾旅行了一趟后回来了,在温州机场下飞机,我马上打电话给镇党委书记,我说我回来了,对方显得很惊讶,问我说你不是去台湾申请政治避难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勒个去,原来你们是在等着我进陷阱啊,一般懂行的人都知道,台湾是不接收政治难民的,很多人去了台湾后都被遣返回大陆,然后被大陆当局判个不轻不重的刑期,我要是真这样做了,估计市里那些人都要偷着乐吧!可是,我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吗?哈哈!
 
随着本人的麻烦越来越多,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市里有点坐不住了,知道我是硬的不吃只能来软的,然后几个部门联合开会,要釆取什么方法安抚我,以免我隔三岔五的给他们捅搂子,最后商议让我去司法所上班,做个民事调解员,这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市里做的决定,最后通知我去上班,我一听,坚决不干,当着该官员的面抛出几句话,我陈某人反了这么多年的共匪,你们再让我去匪窝与匪党共事,那我岂不是在与狼共舞,自己侮辱自己?一席话说的对方很无语,哈哈,此事彻底无解!
 
2017年的8月15日,到上海顺利拿到美国签证,8月31日,从上海启程赴美,由此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