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习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能照多久?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要举行,习近平时隔六年再赴广东视察。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又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的政策和路线转向与否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准确评估这点,需对习近平上台六年来的路线形成有一个总体把握,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力量尤其重要,因为它关乎民运在已经到来的大变局中采取何种行动和策略问题。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写过一部畅销书《“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本文也试图说明,为什么是习近平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权力的竞争中成为“新时代的太阳”。
    
    胡锦涛的教训
    
    回顾习执政六年,开局其实不错,和社会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他提出的中国梦,虽取悦民族主义和普罗大众,但自由派大体也能接受。特别是他不久南下深圳,上莲花山拜谒邓小平像,让社会温和力量打消其作储君时留下的某种强硬印象,以为他将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加上其父开明形象的“荫蔽”,因此他的象征举动达到了效果,赢得了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的普遍好感。
    
    然而,当民间和知识分子真采取一些行动可能冲击中共的统治时,习的保守本色就暴露出来,清晰地显示出他的底线。
    
    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要认识和评价习近平及其政策路线,先应认识其前任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党内和社会状况。习近平的政策不是从真空中来的,前任为他准备了条件。
    
    2014年5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讲座中把习近平的目标定为“再造中共,实现一党执政下的强国”,将其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一个中心”即以改善中共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两手上,要勇于出击;“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我当时认为,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习近平的执政思路在其第一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概括和预测有对有错,对习近平的目标和执政框架的分析我认为大体还是靠谱的,但具体内容要做调整。当时所以作此描述,特别是认为习近平在治官和治民上会“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一个根本考虑是,习近平接受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教训,即党软弱涣散,腐败滋生,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抗争被动防守,节节败退,同时党内的开明派倡导普世价值和党内民主,和党外自由派遥相呼应,要在中国变天的事实。在习看来,此态势如不扭转,发展下去,无疑是要亡党亡国的,他不能做“亡国之君”,父辈打下的江山,无论如何是不能毁在自己手上的。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最高权力的被分割,党的领导层“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总书记大权旁落又有直接联系。这就是习近平得出的教训。
    
    邓小平是在毛泽东遗产的基础上启动改革的。毛留给邓的一大遗产,是意识形态的破产。因此邓的改革,必然对意识形态采取虚无和空洞化的处理方式。在物质激励下,全社会如果没有精神的坚守,或者把致富本身作为精神,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何况,在早期的改革中,为收买权力,邓有意识地放纵腐败。所以,随着物质财富的扩大和丰富,腐败也必然呈愈演愈烈之势,到胡锦涛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内和社会的腐败也达到一个阶段顶点。
    
    另一方面,公民财产权的重新获得以及社会管制的放松,也让社会获得了喘息之机,逐渐独立于国家而发展起来。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维权组织蓬勃发展,大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很大提高,各种维权行动此起彼伏。总的来说,政府虽对各种维权进行打压,但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在社会风起云涌的抗争下,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退守状态。这在胡锦涛时期也很明显。
    
    另外,党内民主的理念和思想出现并在胡锦涛时期成为一股力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党内民主问题,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谈及民主,警告没有民主“文革”还会重来。尽管一些反对派以“影帝”称呼温,但对党内强硬派来说,温有关民主的讲话是刺耳的。
    
    习近平就是在党内蔓延腐朽和悲观气息、党员普遍丧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无力应对社会挑战的背景下接过中共最高权柄的。他对这种状况十分焦虑,苏联垮台仿佛昨天,身为“红二代”,肩负传承红色江山的使命,而胡温作为平民子女,是难有习的此种痛感和使命感的。从这个意义说,将中共政权交回“红二代”,不仅是习一人,也是多数“红二代”的想法,包括将习推向最高权力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江曾为胡设计了一个“九龙治水”的权力制衡体系,当然是从他们不愿退居幕后的私心出发的,但也不能讲与胡出身平民完全无关。可这个本为约束胡的权力设计,造成了作为职位的总书记的弱势,进一步加剧了上面说到的情况。这是中共高层不曾料到的。因此,改变中共软弱涣散,就必须集中总书记的权力,这也应该是中共高层的某种集体共识,否则,很难解释习近平在短时间内能获得如此大权力。
    
    习近平的进攻
    
    可以说,习近平执政路线的框架和主体部分,理应在他做储君时就谋划好了。
    
    当习近平意识到若不想让中共葬送在自己手上,他实际已无路可退,因而这决定了他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抛弃胡锦涛以妥协退让求和谐的做法,无论对党内腐败还是社会压力,采取进攻态势。
    
    其实,胡执政时期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党国的百孔千疮。在胡时期,利益集团的贪得无厌,社会分化与对立,贫富差距的扩大,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习要“有所作为”,只能改变这种现状。
    
    改变有两种方式,向前走,民主化;向后走,回归毛。习选择了后者,这不单因为他认为党内民主是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弱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而毛式理念和做法对习轻车熟路,融化在其血液中。
    
    习是要做中兴之君的,他心目中的精神导师是毛而非邓,但习也明白,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互联网的时代,需要用现代的方式包装陈旧的内容。所以,他将自己主政的时代称为新时代,将新时代的特征定义为“强起来”,以区别于邓时代的富起来和毛时代的站起来。
    
    这里不但有一个对毛邓的继承问题,也即习自认为是毛邓事业的继承人,以此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合法性;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时代命名为“新时代”,表明习是要做大事的,这就是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用他的话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里突出的是习的领导人作用,习要用“中国梦”把它包装成全民的愿景。
    
    所以,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伊始,即带领常委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这和十九大后带领常委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发出的政治信号是不同的,后者是要全党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要实现习近平心目中的这一伟业,前提是再造党,使党重新焕发生命力和战斗力。习为此采取的手法是,一手治官,一手治民,两手都要硬。因为党不是抽象存在,要改善党的治理,首先必须整顿官僚队伍,把官治住,修复官民关系;但习需要的是顺民,而非刁民,如果人民群众提出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的要求,也必须压制,因为党满足不了也不想满足。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治官和治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问题的两面,它构成了习近平执政思路的两个基本点。他在头五年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
    
    如何治官?习的手段是反腐,同时辅之以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反腐是习近平建构、巩固权力和权威的工具,因此反腐必须选择一个忠诚可靠的得力助手来执掌,习近平选择了王岐山,组成“习王联盟”,事实证明这个人是选对了,整个第一任期,都是习王在唱戏。
    
    由于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人人屁股都不干净,习近平的反腐在党内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但他的反腐从一开始就是有选择的,重点是对那些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官员来开刀,对亲信、支持者和“红二代”官员,不单放过还委以重任,这使反腐沦为政治清洗,等于说,只要拥习,就能免于清洗,从而引来高官群体大批阿谀之徒的政治效忠。习然后再接再厉,在党内确立政治规矩,强制官员不能有二心。
    
    在治民上,对那些试图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直接挑战党的统治的异议声音、异议者和反对派,习是毫不留情的,要求党必须敢于“亮剑”,动用专政工具打击。在过去几年里,官方抓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比胡时期要多得多,典型的就是709案。党对民间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打击,为防患未然,以法治名义把党的意志——实际是习近平的想法——变成法律和秩序,要求民众服从,这即是以法治民。这几年中国出台和修改了多部压制民间组织和维权行动的法律。
    
    敢于“亮剑”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胡时期,面对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流行及其对中共的抵制与反抗,官方意识形态部门节节败退,共产党的破产,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但它又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其遮羞布和政治合法性所需。习近平明白,在新时代,若任由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泛滥,不但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风险,他的“强国梦”也难实现。
    
    因此,对“错误思想”及其传播和鼓吹者,必须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部门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净网”行动,官媒批宪政,高校“七不讲”,党媒姓党的强调,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提出,党委书记是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这点。在清除各类“杂音”后,习还要让“正确的思想”占领舆论阵地。他给全国人民提供的“正确思想”,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包含着“四个自信”、“梦论”、“鞋论”、“颠覆性错误”、“两个互不否定”和“两个一百年”等提法。
    
    对习而言,既然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既然新时代的特征是强起来,那当然要有新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而这个新思想只能来自他本人。这也是中共的道统,“君师合一”。习的新思想要论证的是,中共带领人民已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它始于毛而终于习,对世界也具有推广价值。由此,习也就站在了和毛比肩的高度。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也在实施三个配套工程。即在经济上,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和整个经济的管控能力,推进以央企为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在军事上,推进以强军为目标,着眼于打仗和打赢仗的军队改革;在外交上,得益于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实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推手,谋求提高中国在国际治理的话语权,进而主导国际格局。
    
    “习太阳”能照多久
    
    习近平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带有鲜明的进攻色彩,但要变成现实还需借助媒介。他利用民意和党意对腐败的憎恨,发动反腐,打击官僚;又利用党内强硬派和官方强力机器对民意的不满,压制民意,严控社会。
    
    但是,习近平也不想失去党内开明派和社会温和派的支持,于是有三中和四中全会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决议的出台,让其改革者和守法者的形象又得到部分恢复,虽然在这期间,官方继续强化对舆论的管控,但至少打消了社会对中国将往回转的疑虑。
    
    现在看来,习近平之所以做这两个决议,有两重考虑,一是借助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和改善中共治理水平,使党的统治更有利;二是他此时尚未完全掌握超级权力,十八大的政治局是一个派系平衡的结果,他的人马不占主导,还受其他派系和大佬的制肘,决议并非反映其主要意图。但他要利用这两个决议赢得民意支持,在反腐名义下加快清洗政敌,将权力集于一身。
    
    经过五中全会一年的铺垫,到六中全会,当习近平自认权力已巩固,不再需要用改革来包装,于是自封核心,制定严格的党内政治规矩要求官员效忠。而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全国两会,则完全是在习的主导下进行的,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确立习近平思想,至此完成他的极权,构建起了他的红色帝国。
    
    习是集毛和邓于一体的矛盾混合体,毛是体,邓是用,他两者都想要,这就造成了自身的内在冲突。换言之,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进,这不但使改革无法落地,也导致体用冲突,使其政策和路线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从他近期引起争议的自力更生和国有—民营等表态来看,皆呈现这种状态。
    
    另一方面,尽管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转向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没有完全丧失伸缩性,在内外极限压力下,其政策和路线局部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习近平广东之行传达的信息模糊地显示了这点。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官方对习的吹捧没有停止,“习太阳”恐怕还得照下去。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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