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中国能“熬赢”中美贸易战吗?

——中美贸易战中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作用

 

国内的一些官员、一些学者给中国民众灌输心灵鸡汤,认为中国一定能够“熬赢”中美贸易战。可惜,中华大地被严重破坏,濒临死亡的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不能给中国“熬赢”这场持久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一、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吗?

对于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一种意见认为美国会赢,而且是速赢;一种意见认为美国会赢,但是是经过持久战后的胜利;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会赢,而且是速赢;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会“熬赢”这场战争。

这最后一种意见,中国将“熬赢”中美贸易战,听起来很悲壮,在中国很有市场。大多数人都知道,尽管他们生活在并不开放、甚至是半封闭的社会里,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胜算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首先是美国有准备地发起了这场贸易战,而中国决策层与高级智库,对美国的政策与决心发生重大的误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仓促应战。再说美国方面出招,象一个训练有素的拳击手,左一个直拳,右一个勾手拳,时进时退,而中国方面,靠一个能肩扛200斤小麦、走10里山路不换肩的初二博士,高喊着“自力更生”硬着头皮向前冲,无谋无略,寄希望于对手自己不小心地摔一跤。中国人从其本性来说,是不善于认输的,不能理智地权衡最后的得失,重面子而忽视本质。所以,中国能“熬赢”这场中美贸易战,则是一厢情愿的心灵鸡汤。

前中国商贸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魏建国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则是这种“熬赢”论的典型代表。陈文玲认为,从长远的历史周期角度来看,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而且中国“拥有道德制高点”。

但是笔者认为,时间并不站在中国这一边,首先,中国的经济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关于这一点,绝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因为他们这几十年来一直鼓吹要“经济结构改革”,要“经济转型”。其次,中国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能支持中国去“熬赢”这场战争。有人说,中国人吃一年草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这句话让人想起当年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讨论如何赔偿,李中堂说,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但是,看看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被摧毁,只怕将来要吃草的机会也没有。

 

二、习近平召开中央财经会议,讨论的却是自然灾害问题

2018年习近平亲自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一共召开过三次会议。

中央财经委员会于2018年4月2日第一次会议,会议的重点是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月7月13日召开,会议的核心是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10月10日召开,会议研究的问题是提高中国自然灾害的防治能力。为什么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的却是一个似乎和财政经济问题只有间接联系的自然灾害问题呢?

显然,习近平认为中国最后能够“熬赢”中美贸易战。而要“熬赢”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美国,而是目前中国的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的现状和不断加速退化的趋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汇报。

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号式的表述上:“会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同时,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总体还比较弱,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须抓紧抓实。”

会议也提出了所谓解决问题的措施,“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能力;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提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实好“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工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业化技术装备水平。”

但是会议却没有指出,造成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只是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了老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会议还吹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谓的治理成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既然会议没有、也找不到造成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会议所提出的所谓措施,那些要实施的若干重点工程,也都是无的放矢,不可能取得什么实际的治理效果。

其实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会议的主持者习近平,根本不理解“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这一句话,仅仅是这一句话意义和分量,以及要付出的代价。

用老百姓都懂的白话来说,中国的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均被严重破坏、严重摧毁,无法自我修补、自我恢复。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并期望通过这些重点工程,被破坏的生态系统能够重新进入良性循环之中。而这些重点工程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都还没有经过科学实践的证明。这些重点工程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正好违背中国政治家的期望,更加摧毁了生态系统的功能,如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等。

三、中国政治家总是低估生态、环境问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再次提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也就是2021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也就是2049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年是2018年,距离2021年还有三年,距离2049年还有三十一年。三年是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在这三年时间内能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吗?三十一年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在这三十一年时间内能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吗?

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喝上合格的饮用水,而且这个合格的饮用水,不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是按照欧盟的标准,不是按照日本的标准,而是按照中国卫生部自己制定的标准。这个要求不算高吧?能做到吗?

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的饮用水能够全部符合中国卫生部制定的106项标准。一般城市的自来水厂只公布符合标准的十几项或者二十几项标准,不合格的指标全部不予公布。农村饮用水的保障程度,水质质量那就更不要提起了。

最近有报道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村的生活废水没有得到处理。要让中国农村的全部生活废水得到处理,需要做多少个工程?需要多少投资?又需要多长时间?为什么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经济大国,而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村的生活废水却还没有得到处理?这里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发展过程。过去中国GDP统计,农村只统计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水果、蔬菜等,农民自留地上种的蔬菜什么的,不在统计之列。后来把农民自留地上种的蔬菜等等也都当作GDP报上去了,这样GDP的增长速度由于统计范围的扩大而增加。再后来,把农民自己家养的鸡、鸭,甚至鸡鸭下的蛋也当作GDP报上去了。再后来把农民从井里、河里取水也当作农村饮用水供应,作为GDP报上去了,同时也把农民把用过的水朝院子里一泼,作为农村废水处理加进GDP中一起报了上去。尽管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村的生活废水没有得到处理,但是用过的水这么一泼,也当作农村废水处理统计在GDP中了。所以,中国农村生活废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没有人重视。如果地方政府拿出大量投资来搞废水处理,它也不能使当地政府的GDP得到增长,废水处理已经统计在GDP中,不能再计算一次GDP。这样地方政府的领导自然没有兴趣去搞什么农村的生活废水的处理。农村生活废水得不到处理,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水质没有保障,建成小康社会也没有保障。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喝上合格的饮用水,这个目标也很难达到。

中国的一些学者能找出许多领袖的语录来,说明毛泽东如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说明邓小平如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说明江泽民如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说明胡锦涛如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说明习近平如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就是没有人敢具体地指出,在哪一代领导人的时代,哪一条河,哪一个湖受到污染?哪一条河流、哪一个湖泊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之前把灾难的责任推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能被接受的说法。如1975年河南省板桥等六十多座水库大坝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钱正英说原因是“时值十年动乱”。现在文化大革命不是十年动乱了,而是艰难的探索了。钱正英敢把责任推给“时值十年的艰难探索”吗?现在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推给老天,是老天的过错。这里是天灾,那里是天灾,到处都是天灾。

看来习近平的国学基础还是不行?定于一尊的皇帝是谁?皇帝是天子,是奉天承运的天子。敢于骂天,不就是妄议中央了吗?

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词,叫“三河三湖”。三河就是辽河、海河和淮河,三湖就是太湖、巢湖与滇池。1992年6月时任总理李鹏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的环境和发展大会,他在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要治理“三河三湖”的水污染。到201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已经花费了几千亿元的投资,“三河三湖”的水污染问题是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

这里就拿淮河的水污染来说事。黄河改道,夺了淮河的入海口,淮河失去了自然入海口,只是在洪泽湖处与京杭大运河交汇,部分河水经洪泽湖、京杭大运和长江,然后流入东海。现在京杭大运河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一段。由于淮河污染严重,淮河入洪泽湖的闸门一直紧闭,不能让淮河的污染水坏了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质。

洪泽湖西岸,被誉为“螃蟹之乡”,每年9月到10月是螃蟹丰收的季节,这是当地渔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8年,受台风影响,淮河流域降暴雨,淮河水位迅速上升,水利部门被迫打开淮河入洪泽湖的闸门,以降低淮河的洪水位。严重污染的淮河水进入洪泽湖,致使螃蟹被淮河污染水“毒死”。当地的螃蟹、鱼虾绝收。2018年9月7日,中国新闻网刊登一则报道《安徽回应洪泽湖鱼蟹死亡:受特大暴雨自然洪灾导致》。真是天下奇闻,螃蟹竟然会被自然洪水淹死。根据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监测结果与安徽江苏两省开展联合监测,淮河的一些支流,如奎河、新濉河、新汴河的水质为Ⅴ类,甚至劣Ⅴ类(中国地表水分I、II、III、IV、V和劣Ⅴ类,I类水质最好,劣Ⅴ类水质最次)。洪泽湖的螃蟹能被这样的河水“淹死”,那么生活在淮河流域、生活在洪泽湖流域,依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人们,是否也会被这样的河水“淹死”呢?

辽河、海河、太湖、巢湖与滇池的水质也和淮河一样,经过“九五”“ 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的治理努力,没有根本改善,而且还面临另外一个更大的威胁,就是水资源量的急剧减少,有枯竭的危险。淮河、辽河和海河的河流生态系统,太湖、巢湖与滇池的湖泊生态系统,都已经没有自净和更新能力,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死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这“三河三湖”的生态系统能够得到恢复吗?中国政府现在正在着手若干重点工程,如“引江济滇”、“引江济淮”等等,引金沙江水冲洗滇池,滇池的污染水将回到金沙江、长江;引长江水冲洗巢湖、淮河,巢湖、淮河的污染水将回洪泽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渠道、长江,引长江水冲洗太湖、太湖的污染水将回黄浦江、长江,最后的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将污染范围扩大,最后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依靠这样水质的水,依靠这样的河流、湖泊生态系统,中国能够“熬赢”中美贸易战吗?

四、把灾难的责任推给老天实质就是妄议中央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发生了山东寿光洪灾,据说台风造成的,灾难的祸首是老天: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后,金沙江发生大滑坡,形成了大型堰塞湖,据说这也是天灾:

紧接着,雅鲁藏布江在大拐弯处发生大滑坡,形成了大型堰塞湖,官方媒体认定这是天灾:

2018年10月15日法广报道:“北京进入新一波雾霾天气期。空气重度污染昨天就降临北京,今天有加重迹象,本周因风向与寒流,雾霾可稍缓改善,但周末天气预报警告会重霾回潮。专家警告,在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之下,今年秋冬季京津冀区域防治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微细悬浮粒子(PM2.5)被中国官方媒体解释为天灾,因为雾霾这两个字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熬赢”中美贸易战,是因为“中国人顿悟的能力会成为中国在新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动力。”

陈文玲写道:“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其中六祖慧能法师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文化是儒、释、道、医、易五源合一,中国文化元素里面很多方面来自佛教,佛教慧能法师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是“顿悟”。所以,我认为中国人“顿悟”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在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舆论战中,过去抹黑中国,抹黑英雄,抹黑历史,这曾经是美国的一个文化战略,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渗透,是一种颜色革命,一当中国人明白了这一点,社会舆论就完全转向,哪些愚民的宣传不仅再也不会发挥作用,而且被嗤之以鼻。贸易战也是如此,当人们认识到美国用这种贸易战对我不是进行的贸易加减乘除,而是想进行针对中国、打压中国的战略转向,是想遏制中国继续发展,遏制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遏制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遏制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梦想,遏制中国到本世纪中叶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当我们认识到,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扼杀中国,我认为中国人就会顿悟,我们这个进程决不会被你打断,我们决不会向你屈服。”

无论中国文化是五源合一,还是先有道后有儒,国学的一个根基就是尊天敬地。有一点要明确,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靠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熬赢”中美贸易战的。

现在习近平是定于一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不是通过全民选举出来的,但好像是通过比选举制度更好的禅让制度脱颖而出的,象舜、禹一样,是通过禅让而得到领导权的天子。定于一尊的天子,他是天的儿子,奉天承运,来管理国家。天子之所以有能力管理国家,是因为他能理解上天的意志,并在天、地、人之间的传递信息。天、地、人为三才,三字中间加一竖,就是王字,这一竖就是在天、地、人之间传达信息。中国文化解释定于一尊的国王掌权的合理性,因为他是天子。

儒家大师董仲舒认为,老天是有意志、有洞察能力的神,为人世间制定了各种规矩。老天能够洞察人事,天子管理人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会感应天庭。如果天子做好事,老天就会以连年的风调雨顺来奖励天子。如果天子做坏事,老天就会用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方式警告在位的天子,甚至会收回赋予皇帝的天命。在中国历史上,周朝是多么辉煌的朝代,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可是到了周朝后期,定于一尊的皇帝是昏君,周围都是阿谀奉承、只说假话的大臣,民不聊生。老天知道了,很不高兴。周幽王二年,周朝故都岐山发生大地震,周朝大臣伯阳甫认为这次地震预示着周朝的灭亡。果然,周朝没有能够“熬赢”,不久申侯便联合犬戎灭了西周。

北京有个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地方。皇帝们得事先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反省,然后到天坛向老天汇报一下工作,求老天给个风调雨顺的年头。没有哪一个皇帝敢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老天的头上的。倒是皇帝常常发罪已诏,向天下百姓检讨自己的错误。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见过领导人发罪已诏的,都是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老天的头上,以为老天不会说话,说了也没有人能听懂。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经济路线发生偏差,造成几千多万人的死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责任推给了老天,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不久前发生的寿光洪灾,也是老天造成的;北京、华北地区缺水,老天造成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华北和华东的地面沉降,老天造成的……

过去的那些定于一尊的皇帝,不敢把责任推给老天。如果大臣们把责任推给老天,那肯定是妄议中央的罪,那是直接妄议天子他爸的罪,那肯定是死罪。

如果陈文玲认为中国靠中国文化,靠儒、释、道、医、易,能够“熬赢”中美贸易战。那也得当下的天子多行善事,感应上天,祈求老天给个连年的风调雨顺。起码当下的天子应该明白,人在做,天在看。天子可以有定于一尊的权威,但这一切是在老天面前,那就什么也不是。

中国文化之深奥,不在它的表面,而是深层。皇帝是天子,是秉承上天的意志来管理天下的。但是,这套君权神授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对定于一尊的帝权的制约,当天子干得不好时,老天是可以另选天子的,是可以改朝换代的。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吹响了东汉灭亡的号角,而黄巾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连年的旱灾。

中国的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均被严重破坏,天灾不断,老天不断地警告在位的天子,中国能 “熬赢”中美贸易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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