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云:爱尔镇书生(连载一)



谨以此书

 

献给1989年天安门民主革命运动30周年

 

献给1979年西单民主墙暨全国民主墙运动40周年




一旦开始,结局就无可避免。

——题记

 

《爱尔镇书生》序    

 

和罗姆的认识,是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6月2日,全国所有媒体播发新华社通稿《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再次强化动乱性质,清晰发出清场的指令。同时点名了初期几个主要人物,其中包括我。随即,坦克、装甲、军队陆续进入城区,有些已突破重围,进入了长安街。鉴于广场上异乎寻常的严峻形势,我决定再次冒险前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最后一次说服工作。让学生们尽快离开广场,免遭杀戮。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东观礼台工自联总部与沈银汉等人交谈后,来到广场。在纪念碑旁一个低矮的帐篷前,一位面容清癯的青年接待了我。这就是罗姆。

 

由于他日常和学生熟络,我请他带我去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罗姆领我到指挥部,学运领袖王超华、李进进和邵江接待了我。早几日我也主张留驻广场以抗争,但以当局的决心及残忍性质,估计流血不可避免。通过交流,我切实感觉到广场上同学们对政府的绝望和坚持抗争下去的决心。一方面为年轻生命面临巨大风险感到忧心如焚,另一方面又为学生们的正义和勇气深深感动。我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学生,失望地离开指挥部帐篷。这时,四周有清晰的坦克声,罗姆陪着我进一步介绍昨晚和白天部队、市民、学生和广场的情况。我们缓步而行绕广场一周,做了深入的交流。离开时,他交给我一个宽大的日记本嘱我代为保管。

 

当从广场东北角取自行车撤离时,见从东边大队穿白衬衣的徒手部队已经推进到北京饭店、抵达南池子一带,却无人堵截。情急之下,我忽然挺身上前,组织周围群众。市民、学生迅速形成人墙,迫使部队后退到东单公园路旁休息。我不知道这是当晚的第几波阻截,但发现广大市民群众个个都如烈火干柴。一旦有人挑头,即刻奋不顾身护卫学生和广场。也让我深深感动。但这些赤手空拳的民众能抵挡得住机枪、子弹和隆隆驶过的坦克吗?果然,杀戮就在那之后十几个小时开始了。

 

罗姆,原名曹旭云。1963年生于江西省湖口县,1982年就读九江师专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中学教师,打过工、吃过苦、受过辱,浪迹上海,闯荡新疆,流亡海南,最后在北京立足做家具和装潢生意。一边谋生一边阅读,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和读书人。曹旭云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医农工商、贩夫走卒无所不交。啸聚英雄豪杰,网罗商贾才俊,仰拜民运志士是他青春时代的主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总书记病逝后北京学界的骚动触动了罗姆的第六神经。4月18日他毅然进京,寄居在北大、清华等曾经执教的学生宿舍,密切关注及积极参与民运大潮。其时,他正任职于海南方圆家具厂,任业务经理。罗姆参加了四一九新华门静坐,四二二悼念胡耀邦追悼会,五一三绝食,四二七抗议大游行,五四大游行,五一七、五一八、五二三京都全城大示威,抵制五二0军事戒严,六四抗暴到最后撤退。全程参加了八九学潮民运的组织宣传工作,辅助并认识王丹、柴玲、封从德、吾尔开希、周封锁、陈小平、李禄、张伯笠等人。5月23日百万大游行后,为和全国各地上京声援的人士对接,在天安门广场组建成立了“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被选为团长。一起参加了许多广场的活动与决策。同时见证了严家祺、苏晓康、包遵信、刘晓波、王军涛、侯德健、任畹町。。。等“胡子”们对学潮的思想引导和操作实践。

 

《爱尔镇书生》就是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本书是罗姆的呕心沥血之作,酝酿已久,属自传体纪实文学,是他人格与人生的真写。挫折和困境往往塑造人的优良品格。穿过记忆的迷雾,平凡而传奇的生命闪烁着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光芒。书中有才华横溢的民间诗人、苍凉悲壮的爱情故事、刀下之鬼的无名英雄、感天动地平民百姓……凡40年,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旁及百十人,尽书其中。呈现了那个时代各阶层民众生活的广阔画卷与民主青年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关于天安门时代详实的个人奋斗史及民众觉醒史。虽背景宽阔,人物群像众多,但由一个人的亲身经历贯穿始终,读起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有时如潺潺流水、有时如滔滔江河,自始至终都透着一分诗意。《爱尔镇书生》有厚重的社会、民情、时代及文学价值。该书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毅力、能力的动笔载录者稀缺,因而不可多得。

 

八九天安门春夏风波是以高校学生为先锋,社会民主派、党内改革派为思想前导与组织协调的,全民参与的流产的抗暴民主革命。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全民觉醒,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继而东欧与苏联的社会变革具有突破性意义。当年信息混乱,总参调度失灵,军队进京不知谁的指令,至今,不知谁下令开的枪。事实上,6月2日是最早决定的非武力徒手清场日。尽管坦克、装甲掩护,军队却被分割堵截,清场失败。6月3日深夜起武力清场引发全民抗暴。关于此书写李鹏的部分有所偏颇。学生当年没有注意到军事戒严并非李鹏个人的决定。

 

最后要说一说那本联系我们之间友情的《北上日记》。当晚小曹交给我那本日记本,是他4月16日自海南进京全程参与天安门民运的珍贵记录,是一本亲历运动始末的个人史实。当时情况下,他预备自己随时遇险,才交给我保管并叮嘱转交其家人。这表达了他和那批广场上的学生赴死的决心。此情此景,我拒绝不得。鉴于自己必被抓捕,自己家中也不安全。当晚我又转交给了宾志辉先生保管。最终,宾先生也因此系狱多年。这一节书中有较详细叙述。回过头去看,真是曲折波澜。可以说,这是一段六四人物的友情佳话和时代传奇。

值此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暨西单民主墙暨全国民主墙运动40周年之际,我向海内外关心中国人权及自由命运的朋友们推荐这部著作。愿大家和我一样喜欢这本用心血和泪水写成的书。 

 

曹旭云总算走出来了。据说全家已经迁徙到了欧洲,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他将书稿交给我时,请求写个序言。我想了想,就写这些吧。祝福他,更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




任畹町

2018年7月23日于巴黎

 

                       




为曹旭云《爱尔镇书生》序        

 

为这样一部杰出而罕见的自传写序,我既惶恐又荣耀。

 

惶恐是因为作者文字功力远在我之上,尤其是古典诗词写作水平,更是我望尘莫及。其次,作者不仅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知行合一,勇于行动。这年头,说起来头头是道者,随处可遇;敢于行动者,千人里面难见。我自己也同样属于:“岁月静好,全靠胆小"。

 

而我感到荣耀,是因为这样一位勇于行动,甚至勇于牺牲者,居然是我同校同系师弟。

 

曹旭云1979年16岁那年入读江西九江师专中文系。我年长他十岁,比他高一届。旭云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所在的九江湖口县二中任教。以其才华和教书育人的认真执着,无疑是一名优秀青年教师。他本来可以像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就这么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下去,稳稳当当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然而,旭云是一个有真性情、认死理的人。正是这份真性情,这份认死理,他无法忍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荒谬的教案抄写,别人早已习以为常,他却非要提出教改意见。这下,不仅得罪了学校领导,也得罪了县教育局。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转眼成了“教育的敌人”,同事也不敢和他往来了。曹旭云的真性情、认死理,使他年纪轻轻就头撞南墙“自讨没趣"。在压抑和孤立之下,他干脆自我放逐、自我流放,申请到最边缘的小镇去任教。

 

他原以为在那里山高皇帝远,可以维护着自由与尊严。然而,山高皇帝远是古代社会。现代极权体制与古代专制体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依靠枪炮和洗脑,把权力延伸到了社会基层的每个角落,控制了每个人的生存资源,扼杀了一切自由与自主的希望,导致的结果是山高皇帝更近。边远小镇的压抑与恐惧比县城更加严重,对人性的摧残更加无情。幸亏经济改革带来了体制外生存的空隙,避世不得,作者借助海南改革开放,毅然丢弃公职,流亡他乡。

 

全囯各地想在体制之外谋取生存的人,一时蜂拥海南,求职之艰难可想而知。曹旭云最困苦的时候,几乎沦为乞丐。后来总算找的一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然而,才干了四个月,胡耀邦去世后北京传来学运的消息。他仿佛听到了使命的召唤,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北上了。

 

如果说,倡导教改是他无意间头撞南墙,而这次毅然丢弃饭碗主动北上,是他生命的重大转折,表明他已经成为自觉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敢行动者,不惜为自由牺牲个人重大利益。

 

正是这自觉自愿的追求,他到了北京就热情而积极的融入学运。他和学生们一起游行情愿,一起绝食。他发起成立外省援京团,并被推选为团长。六四屠杀来临之夜,他和学生们以赴死的决心坚守广场。前来劝学生撤退的任畹町先生,见劝说无效,只得与他悻悻握别,他将来京之后所写旳广场日记郑重托付绐仼畹町先生。这一场景数度令我怆然泪下。

 

他的自传为二十九年前的北京学运留下了详尽而非常珍贵的记录。他不仅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演讲与辩论。读了这些,我才醒悟到,如今我们讨论的关于中国前途的各种设想与主张,早已在那场运动里集中爆发了。

 

其中核心问题,当然是改良还是革命。

 

时隔三十年,社会与政治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即便改良,即便是体制內的改革,当局都堵得死死的。当局一方面禁绝体制改革,一方面又不断的制造出更多问题,日渐把社会逼上了革命之路。近年来,关于革命的讨论不断增多,就是这一政治与社会现状的反应。

 

由于苏俄革命和毛式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革命成了暴力恐怖的代名词。在中国语义环境里,革命几乎完全成了贬义词。正是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与恐惧,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赞同革命,也只是赞同非暴力革命。这种主张实际上剥夺了民众武装抵抗暴政的天然权利,使得极权统治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随着改良主义破产,非暴力革命也已经被现实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当我们意识到唯有革命才能结束极权专制,对革命结果的担心也就自然浮上心头:革命的结果,会不会又是新的暴力集团上台,中国又一次陷进打江山坐江山的轮回?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现实最紧迫也是最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避免千年轮回的命运呢?问题的根本,取决于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如果还是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其结果必然又是新暴政上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成为左倾的重要源头,关键点就是把追求社会平等放在了首位。

 

而英美革命的结果之所以是民主宪政,是由于革命者所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五月花公约被视为美国立囯的基础,被视为是契约精神的伟大体现。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订约者的精神追求。他们都是为了追求自由,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正是这股以生命博取自由的精神,才导致五月花公约的诞生,正是这股以生命捍卫自由捍卫尊严的勇气,才使他们敢于拿起枪来闹独立,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中国未来的革命能否导致民主宪政,取决于革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自由民主。取决于发动和参与革命的人们,是不是为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而勇于搏命。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为自由而奋战为自由死的人,极为稀罕极为稀少。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是集体主义。因此,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涌现成群的人为自由为人权为尊严而抗争,其精神价值与历史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我感谢旭云兄的记载,提升了我对六四的认识。感谢那些在枪声大作坦克轰鸣中把他抬教出来的护土和大学生们。

 

为自由为人权为尊严而抗争的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极少数。这么少的人能起什么作用吗?

 

多年来的洗脑宣传,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用历史事实来对比,就明白这句话是屁话。历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从来都是极少数人创造的。即以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的起义来说,当时秦朝人口3千万,陈胜吴广起义的人数是900,只占总人口比率的十万分之三。

 

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我深信,中国未来的历史将由少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所创造中国的面貌将由他们重新塑造。他们的奋斗将给中国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成为追求自由民主的少数人,是天降大任,是命运的恩赐。

 

我为我的师弟曹旭云属于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感到荣耀。

 

吴洪森

(完稿于2018年12月8日大雪纷飞中)



作者序—胡子的童谣

                                                                        

一部美髯曾经伴随自己的青春岁月。50岁生日的当晚,餐桌上妻子早早点燃蜡烛。妻儿拍着手、唱着生日歌庆祝自己的半百寿辰。席盏撤去,一人枯坐,一阵悲哀忽然袭上心头。这时,削去美髯已经20多年。他早已习惯了颌下光溜、没有胡子的生活;习惯了日夜像个生意人在暗中观察,盘算怎样才能在每一个格局及每一次变化中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全神贯注,弄得神经高度紧张。这才忽然意识到,随波逐流中整个人早已浑身蒙尘。瞥一眼周边群体,同样,也已经很难找到一位品格清澈之人。他们和自己一样,在浑浊土地上高谈阔论,享用着美食。华服光鲜,绿壳苍蝇一样嗡嗡叫着,四处乱飞。成天野人一样,追逐并放任那点原始欲望。却情感粗糙、信仰荒芜。一个个言辞高调而行为苟且。有感于此、有感于生命的了草、岁月的蹉跎,口占《五十述怀》一首:五十临近忽心惊,岁月犹如江水行。回首茫茫抚泪眼,半蓑烟雨半蓑晴。一边摇头晃脑、逐字逐句地诵念,一边忽然感觉到颔下没有胡子的冷漠和荒凉,不觉抹起泪来。

 

他出身贫寒,在一个低层大学受过三年基础教育。一个小知识分子,严格地讲很幸运,他没有遭受过迫害,不是一个单体意义上的被迫害者;他能力微弱,许多剧烈的活动几乎都是在内心完成;行动中又一味持守退避原则,所以微弱到对周围社会不构成伤害,甚至没有能力作恶。原本他像千百年来一层层读书人那样,希望从读书中讨个好生活,希望从读书中获取学养成就生命的葳蕤。还一度尝试对社会有些担当。就依照古人读书的样子去做,模仿着圣贤,起心动念都记录下来。以期自我砥砺,甚至企图去启蒙他人。杂芜的读书生涯不料迅速灌溉这颗心灵,这块曾经玩如岩石、冰冷坚硬的心忽然有所活动,慢慢地培养出书生特有的触须和嗅觉。据此指导生活,小心翼翼在丛林中刨食。不料这位贫困书生,好端端的日子由此心总是揪揪着。

 

某一天,发现身边平和的环境充满敌意,甚至还有某种杀机。生活突然龇出獠牙来,企图吞噬并威胁生命的安全。人不能正常的生活和思考,而所有人几乎不觉察,或者被伪装或者在伪装。书生没有力量改变,颓废了。由颓废而沉沦,由沉沦而极端。于是,书生一发狠,被发配到了爱尔镇。在爱尔镇,那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中学,中人之资的教书匠先是觉得已远离了伤害。依旧学着古人模样去到野外游目骋怀,揣着唐诗宋词拍遍栏杆。不久,觉得敌意同样那么近,充斥在空气中。这才惊慌起来。慌乱中向人群叫喊,要大家注意安全、莫被欺骗;要大家莫忘关注真实内心世界、莫忘敬畏自然。人们翻着白眼,喝斥这个呆子。

 

呆子没遇过大事,忙乱中落荒而逃。那时究竟年轻,依靠强壮体魄一路流窜到上海、流窜到海南、流窜到新疆、又流窜到北京。如一只受伤野兽,流落饥寒。一圈下来才意识到:不仅二中、不仅爱尔镇,原来这片多少万平方公里的所谓广袤疆域,地理意义上的东南西北被他刺探了个遍,竟无一处能容纳一个人的真性情。就因为自己排挤了体内的一些毒素,爱讲几句真话,就成了长着獠牙的怪物。自己怪吗?书生不服气,再一次负气出走。无意间,一个人恰恰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时点上,迷茫中猛然看到远方旭光。虽赤手空拳,却一路驰骋北上。于是,在北京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凌汛撞了一个大满怀。就这样,涓涓溪水汇入洪流。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来得又那么神奇。个人命运即刻那么密切地与这个民族的国运结合在了一起。

 

不料一声枪响,人们在哀号和悲鸣声中四处逃亡。这才发现,排挤毒素的成本那么高。原来毒素必须存在体内;这才发现,反抗的成本那么昂贵。个体如此、群体也如此;这才发现,像他一样在绝望中挣扎着的人原来那么多;这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独闯的江湖,就像古时候的武士,竟是那么的剑胆琴心。

 

回首过去,虽以读书人自诩,其实他书读得并不好,尤其没有读过大书,没接受过名师的专业指导。只明白一些粗浅道理,而且骨子里对粗俗充满兴趣。又经过几十年小买卖一路做下来,浑身沾染市侩。因而总是自责是一个虚伪的假书生。教学期间逃避、流浪期间逃避、开枪之后逃避,此后20多年来经营活动中逃避,于是成就了他所谓成功人士身份。而在这装模作样身份背后的失落和挫败,日夜困扰侵蚀和袭击着他的灵魂。总在剖析行动中是否有与当局合作的成分,哪怕有一丝一毫,也常被自己解读成给病灶输氧和对生命的亵渎,从中解读出与恶人共舞的罪恶感来。可是空气都是人家的,徒有自欺欺人而已。他也承认作为里有人性必然,不具有非难性。但这份掂量后的精致以及精致背后的哀伤,少了一份温度。除了对自己不好交代,更觉得是对苦难的冷漠和对死难的蒙羞。

 

“我有一壶酒,聊以慰风尘”。飘洒美髯的青春就像一场梦,一场魂牵梦绕的梦。他要写出来。斑驳岁月里也写过一点卑微文字,曾有的一点文学底子随着碌碌风尘早已荒疏,有些甚至钝化。这本书要讲的故事线条也单调、感受也简陋,一切又都是底层画面,不具有赏心悦目性;一切又是从一个仅仅脱离愚昧及浑身还充满低级趣味的人眼中看去。所以,写作不成功怎么办?读者阅读不畅怎么办?为了不让读者太过失望,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他打算一有时间就坐到案头,叮嘱自己要格外勤勉些工作。否则那份激情、那份清纯年代的记忆,还有那被点燃的高贵理想可能无法还原万一。何况还有那份一直抱着的对逝者的歉疚祈求救赎的初心。

 

天安门广场何以一夜之间聚集起那么巨大的反抗能量?长安街上何以动辄就是一百万、两百万那么庞大的抗议人群?运动何以牵引着全球数以亿计人们每天焦急的期待和关注的目光?运动何以狂飙一样从北京迅速蔓延到全国?这股狂飙究竟裹挟着的是一股怎样的能量?究竟是什么魅力撼动着庞大帝国的基础、一并将全球冷战一举终结在那个寒冷的冬季?他们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遭遇了什么,想做什么?怎么做到的?。。。这一切希望从拙作中得到答案?作者当然做不到。他只是通过讲述一个年轻人的几段青春往事,尝试着掰开内瓤,从而呈现出那场运动的一个断截面来,一个哪怕是粗粝的断截面。就算是这场伟大运动的一个注脚吧。

 

当把整个故事捋完,再回头一看,难得众多人物要唱就唱、诗书率性,和书生颇有几分神似。啊。原来是一群长着胡子的青年人的故事。满脸的胡子,虽然稀稀拉拉,虽然布满风尘、不成气象。但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张口就唱着歌谣的青春。就像一个童话,又像是一首童谣。只是那么血腥,是始料未及的。

 

当然说归说,这么一个凄婉的故事、这么一段壮丽的事业,还有这么一群怒放的生命,在海南岛那么一个风雨之夜开始去写,终究是始料不及的。在他心中,一直觉得动笔的那个时间很重要,那个空间也一定很特殊。一定是自己,要不就是社会出现了大的变故或转折性事件。必定不像那天那么的普普通通。原本那只是开始十一休息,有七天假期,又刮着台风。本意只是想利用这七天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将近二十年来郁积于心的忧愤一吐为快。最好一周内将文章写出来。

 

回顾起来,一生毫无价值。如果说要有一点,那就是作为苦难的见证人并让自己最终成为了苦难的一部分。既如此,那记录下这些,便成为自己此生唯一的意义。于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这么厚厚的一本。更没料想到的是,写着写着,竟写了许多年。印象中,2009年初秋假期开始的那个晚上,一切都很平静。只有雨点在不断敲打海边的窗棂。



                                           

作者  爱尔镇书生-罗姆

2013年北京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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