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孙越崎,学生领袖、煤油大王与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重要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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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个万花筒,它将许多本来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许多互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与三峡工程的上马、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领袖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位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的学生与民国期间最著名的企业家、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与北京大学从日伪手中获得大批房地产、花瓶党的领袖与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给中共中央的七万言书与三峡工程的上马、继承五四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争取三峡工程的民主、科学决策……

把这些事记录下来,为的是不忘却,特别是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日子里。

 

 

一、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领袖与北洋大学

孙越崎,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在《维基百科》关于“五四运动”的词条中,孙越崎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领袖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如周恩来、张太雷等也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孙越崎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是一位秀才,先做官后从事实业,在黑龙江经营金矿。孙越崎一生受其父亲影响很大。1916年孙越崎考入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与冶炼专业,之后被选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学,成立于1895年10月,是洋务运动中著名的官商盛宣怀所倡议并得到光绪皇帝御笔批准。正因为是重视实业的盛宣怀所倡议,北洋大学的强项是工科。北京大学的成立时间是1898年,比北洋大学晚三年。现在的天津大学号称北洋大学是其前身,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也称是从北洋大学发展而来。

由于巴黎和会拒绝中国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租界与胶济铁路的主权,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十三所院校的学生走出校园,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人数巨多的抗议集会。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撰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接着学生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的带领下,挥舞标语,向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区进发。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向外国使馆递交英文的备忘录,当时只有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备忘录。再后来学生游行队伍来到东郊民巷北端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前来串门的章宗祥,曹宅也因不明原因而失火。警察以此为由进行镇压,抓捕32名学生。

学生的抗议活动受到全国同胞广泛的支持,警察逮捕学生的消息引起国人的强烈关注。蔡元培等十三所院校的校长们挺身而出,出面营救被捕的名学生,全国工商界发起罢工罢市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学生。

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大学、中学的代表共九人举行秘密集会,讨论声援北京学生的办法。在会上,孙越崎第一个发言,代表北洋大学学生会表态,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北洋大学学生也要举行罢课、也要上街游行。九位代表同意采取一致行动。6月4日天津市全市学生罢课,举行游行示威,打着横幅,挥舞标语,高呼口号,孙越崎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到达省长衙门,要求见省长,递交请愿书。直隶省省长曹锐接见了4位学生代表。孙越崎等要求曹锐给北洋政府发电报,要求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拒签卖国条约,严惩卖国官员。谈判进行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孙越崎等耐心沉着、有理有节,最后迫使省长曹锐接受学生的最主要的要求。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的和平请愿游行取得了胜利。据说孙越崎和周恩来是在那次天津学生运动中认识的。

在全国学生和市民的支持下,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由校长们带回学校教育,并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个部级官员撤职,通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但是北洋大学使出秋后算账的办法,要求孙越崎等参加罢课游行的学生写悔过书。孙越崎等学生拒绝认错,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这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向孙越崎伸出援助的双手。蔡元培在家中会见了孙越崎,了解被开除学生的情况。蔡元培辞职南下前,又将此事交代给代理校长蒋梦麟,让孙越崎与蒋梦麟联系。蒋梦麟代理校长对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的学生深表理解与同情。蒋梦麟代校长表态,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的学生均可转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当时,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北京大学的工科系科已经停办,已经全部并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的法学院也已经转入北京大学。为了接收北洋大学的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北京大学重新恢复了工科采矿冶金、土木两系,重新聘请新的教员,开设新班。在蔡元培、蒋梦麟校长等的帮助下,孙越崎转入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继续学习,并于1921年毕业,获得工科学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孙越崎担任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负责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敌伪财产的接收与处置。当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出手帮助的这位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的孙越崎,对北京大学十分感恩。加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是孙越崎所敬佩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北京大学从担任接收大员的孙越崎那里得到大量的北大周围的敌伪房地产和无主房地产,如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及西四之西单间的敌伪房地产等等,这些房地产如今价值几万亿元人民币。北京大学没有料到,当年蔡元培、蒋梦麟校长出于理解、出于同情,挽救了一位学子的求学生涯,如今获得的是如此厚重的回报。

而北洋大学的后身,无论是天津大学还是中国矿业大学,他们从接收大员孙越崎那里几乎是一无所得。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学,现在还有谁知道这一点?大家都以为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学。现在天津大学能在中国大学中排名第几?也许,北洋大学从开除参加五四运动罢课游行、并不愿意写悔过书的学生那一刻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知不觉地走下坡路了。大学是青年学子学习成长的地方,而大学、大学的校长、老师对学生的理解、宽容和保护,是学生从激情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没有学生的激情,社会就缺少推动力;没有大学、校长、老师的理解和保护,学生就会夭折,无法成为社会的栋梁。如今天津大学在提到本校著名的校友时,只提“两弹一星”功勋吴自良、冶金泰斗魏寿昆、水利专家张含英、“制碱大王”侯德榜等等,不敢提及被开除学籍的孙越崎。而中国矿业大学的命运更加悲惨,一百多年的历史,历经14次搬迁,12次易名,最后在江苏连云港落户

二、民国期间的著名企业家

如果说让孙越崎重新入学的蔡元培校长是孙越崎一生中第一位重要贵人,那么孙越崎一生中第二位重要贵人就是翁文灏教授。

1923年秋孙越崎奔赴东北,他考察了当时中国最大煤矿抚顺煤矿和本溪煤矿以及中国最大炼铁厂鞍山制铁所等。1924年初中俄合办穆棱煤矿公司,孙越崎担任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当时俄方工程师与俄方工人负责一号直井建设,孙越崎带领中方工人负责二号直井建设,并不比俄国人逊色。1927年孙越崎结识了前来穆棱煤矿考察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教授。翁文灏191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地质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也担任过清华大学代理校长,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翁文灏对孙越崎在穆棱煤矿二号直井的工作大为赞赏。在翁文灏的介绍下,孙越崎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孙越崎编写了《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翁文灏为书作序。

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并考察了美国西部的金矿与油矿。1931年秋孙越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考察了美国东部的煤矿。1932年春孙越崎花了四十多天的时间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矿冶业。1932年7月孙越崎经苏联回到中国。

1932年11月应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的邀请,孙越崎赴南京担任专员兼矿室主任,成为翁文灏手下的一位干将。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孙越崎在翁文灏的领导下干了几件漂亮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石油钻井队,并在陕北钻探到了石油。1933年9月受国防设计委员会派遣,孙越崎赴陕西寻找石油资源,得出这里可能藏有石油资源的结论。1934年春,成立了陕北油矿勘探处,下属国防设计委员会,孙越崎任处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石油钻井队,并亲自率队在延长县钻出了石油,并成功地提炼成汽油,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油矿和没有炼油工业的历史。

第二件事是整治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扭亏为盈。1934年秋中英联营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事情捅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请翁文灏出任中福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则请孙越崎任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具体负责整治事宜。孙越崎利用管理穆棱煤矿的实践以及考察欧美煤矿的管理经验,很快让中福煤矿扭亏为盈。1936年孙越崎出正式任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

第三件事是中福煤矿设备的大撤退与抗战期间四川大后方的能源供应。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越崎果断决定将中福煤矿的所有设备转移到四川去。最初,中福公司的董事们和英方代表都十分顾虑,因为设备拆除和转运工作实在太困难了。最终孙越崎说服了董事会和英方代表,在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先生的帮助下,中福煤矿的设备安全转运到抗战的大后方,完成了东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这也是中国在抗战期间唯一一个设备没有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的大型煤矿。利用这些煤矿设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四川各界在四川创建了天府等四个煤矿,担负了抗战期间大后方四川以及陪都重庆的能源供应。孙越崎亲自出任四个煤矿的总经理。

第四件事是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矿的建成。1941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甘肃油矿局,任命孙越崎为总经理。奇迹在孙越崎的手中再次出现。在美国订购的钻井和炼油设备在途径缅甸时,被突然占领缅甸的日军所截获。孙越崎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设计和建造钻井和炼油设备,并投入生产。1942年8月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视察玉门油矿,听取孙越崎的汇报,可见玉门油矿对抗战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就完成当年生产180万加仑汽油的生产任务,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力量。从此,孙越崎就有了中国“煤油大王”的称号,中国工程师协会授予孙越崎“金质工程奖章”。

如果,如果当年蔡元培先生没有向孙越崎伸出援助的双手,那么孙越崎的一生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历,中国可能就失去一位传奇般的企业家,失去一位“煤油大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人才的流失,人才的流失将导致国家发展潜力的枯竭。

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三峡工程

都说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但是孙中山、萨凡奇与毛泽东做的三峡工程梦是截然不同的。

1919年,孙中山先生发表《实业计划》,在“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写道:“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可见孙中山在三峡是要建低坝,壅高水位,改善航运条件,顺便发点电。而毛泽东是要建高坝,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专门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对三峡地区进行了首次水利勘察,提出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低坝。另外还有一个建设七座低坝的方案。主要的目的都是改善航运条件,顺便发点电。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邀请了许多美国专家来华担任顾问。1944年春,在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担任经济顾问的美国人柏斯克(G.R.Pascha1)提交了一份《中国利用美国贷金建造水力发电厂及还款拟议》的报告。柏斯克建议:由美国投资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建造容量为105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同时建造一座年产500万吨的化肥厂,利用三峡廉价的电力制造化肥向美国出口,并提高中国粮食产量,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柏斯克预计还清全部贷款的利息和本钱的时间是15年。国民政府对柏斯克的建议颇感兴趣。1943年底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出面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来三峡地区进行考察。1944年5月10日萨凡奇抵达重庆,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当时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陆钦侃先生全程陪同萨凡奇的考察。1944年10月9日,萨凡奇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提交《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萨凡奇建议的三峡坝址在宜昌上游5至15公里的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大致是如今葛洲坝大坝所在处。大坝坝顶高度约250米,抬高低水位约160米,水库库容617亿立方米(现在三峡大坝坝顶高度185米,抬高低水位约113米,水库库容393亿立方米)。水电站房设在长江两岸,全部深藏于岩石隧道内,各安装48台水轮发电机组,每台机组容量11万千瓦,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估计年发电量为817亿度。工程造价估计10亿美元左右,计划用8年时间完竣。1945年初,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萨凡奇的三峡计划,并令资源委员会着手筹备。194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终于签订了技术协助合约,由垦务局代为进行三峡大坝的工程设计,资源委员会决定派遣中方工程师到美国垦务局学习并参与三峡大坝的设计。

1946年3月,萨凡奇重回长江三峡地区,再次对坝址实地勘测,此时孙越崎已经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全面了解三峡大坝的规划。之后陆钦侃等受资源委员会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学习并参与三峡大坝的工程设计。

194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宣布“三峡工程暂告停顿”。资源委员会致函美国垦务局,称有关三峡计划设计工作因国内经济困难暂停,并召回在丹佛从事设计的中国技术人员如陆钦侃等。1948年5月,孙越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1949年3月孙越崎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

四、孙越崎与三峡工程

1949年11月孙越崎率资源委员会宣布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1950年孙越崎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国民政府以叛党叛国罪通缉。

在1952年举行的三反运动中,孙越崎与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人员受到怀疑与审查,只有张光斗是唯一的例外。在五反运动中,老朋友卢作孚自杀身亡对孙越崎的冲击很大。之后孙越崎要求重回煤矿工作,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孙越崎再次因资源委员会问题受到隔离审查,直到1973年才重获自由。1976年唐山大地震,孙越崎夫妇所住平房被震塌,两人被埋在废墟中,经邻居抢救而大难不死,但被压断三根肋骨。唐山地震后孙越崎的女儿接父母回北京居住。1981年孙越崎出任煤炭部顾问。1983年,孙越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兼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等人的陪同下,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地区。途中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魏廷琤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的150米方案,又称低坝方案。与前面提到的萨凡奇的三峡计划相比,蓄水位低了100米,水库库容量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但是年发电量1100亿度比萨凡奇的817亿度还要高。邓小平是个科技盲,上当受骗。船到武汉后邓小平召见胡耀邦和赵紫阳等表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1982年11月24日在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再次对三峡工程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3年4月5日,长江水利委员会前身长江流域办公室向国务院提交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报告》。一个月后,1983年5月,国家计委组织350人审查并通过了150米方案。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决定,今明两年完成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包括场地的平整等。国家计委也列出专款资金用于三峡工程前期工作。4月5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消息在邓小平当主席的全国政协炸开了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策体制的特点是决策权力高度集中,而且决策经验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领导靠拍脑袋做决策;当错误决策导致灾难时,决策者又不承担任何责任。当时最大的呼声就是改变决策模式,引入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孙越崎大胆上书表示质疑,因为孙越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对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的三峡计划有很详细的了解。只要把两个三峡工程的计划摆在一起进行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赵紫阳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比较暧昧。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表态支持三峡工程后,赵紫阳没有公开表达反对,而是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安排落实,行动并不积极。先是组织国家计委审查150米方案,然后安排李鹏出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再者由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当全国政协孙越崎、彭德、陆钦侃等上书表示质疑,1984年5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秘书处向水电部发出质询,一批政协委员要求听说三峡工程的情况介绍。水电部对此毫无准备,匆匆地派上官员带着资料到政协去介绍情况,让政协委员十分不满意。

政协委员的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与国务院,1984年10月26日,赵紫阳即以国务院的名义要求水电部结合多方面意见,对三峡工程做出明确、肯定、科学的答复,否则主体工程不得上马。对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赵紫阳的意图似乎是利用反对派的意见来拖延三峡工程的决策。

当时在全国政协内反对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人很多,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赵维纲、原中国银行总经理乔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中国建筑学会会长严星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学煜、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罗西北、原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陈明绍、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千家驹、曾陪萨凡奇考察三峡的原水电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陆钦侃先生等等。

当时孙越崎任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相当于现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就在经济建设组中成立了一个三峡工程专题小组,孙越崎亲自出任组长,调查三峡工程相关问题。从1985年5月30日起,92岁高龄的孙越崎亲自率领三峡工程专题小组成员考察了都江堰、岷江、计划中的三峡库区、荆江大堤等地,历时38天。中国新闻媒体对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考察三峡地区没有予以报道。

程虹与靳原撰写的《1919-1992三峡工程大结实》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全国政协三峡工程专题小组来到计划中的三峡库区秭归县城,一天中午专题小组中的一位老先生(应该是孙越崎)在街上遛弯,了解当地老百姓对三峡工程的意见。这位老先生碰到了当地的一位小伙,和小伙闲聊起来。老先生问:“这里修三峡水库,你是高兴呢,还是反对?”小伙急忙回答说:“高兴哪!”老先生继续问:“水把这里淹了,房子要搬,田地没了,你们也不怕?” 小伙回答说:“这有啥好怕的嘛,国家出钱帮我们盖新的,地淹没了,我们就不种地当工人,还好些。” 老先生说:“谁讲了有这么多好事,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帮你们盖新房,都得靠你们自己。往后呀,别听有些干部吹牛皮,哄你们骗你们。”小伙说:“听说这里的水库移民都有上百万呢,骗我们是骗不到的,我们又不是三两岁的娃子。”

后来三峡工程上百万移民的事实证明,上当受骗的正是这位小伙,正是上百万的三峡工程移民。田地被淹没了,农民依然不能进城当工人,而是后靠到更高的山坡上,去开垦更加贫瘠的土地。三峡工程给与每个移民的平均赔偿款为3万多元人民币,实际分到每个移民手中大概是7、8千元,要想盖新房,必须再借贷款。现在三峡工程上百万移民的基本状态是“三无”:无田种;无工做;无前途。这是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的官方总结。

考察回来之后,孙越崎就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意见书,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政协和国外舆论的压力下,邓小平、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不得不从原则批准兴建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接见来访的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傅朝枢直接问邓小平:“三峡工程会不会因为反对声而受影响?”邓小平回答说:“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行事的。”对比邓小平1982年11月24日的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这次讲话明显是一个政治上的后退。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公开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决策权,是朝着五四运动所指引的民主、科学(决策)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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