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得出利大于弊的结论?

——也谈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个人责任

 王维洛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为引进环境保护法规、建立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等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被誉为中国环保第一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是中国第一个做环境影响评估的尝试。1988年底完成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为了缓和与论证领导小组间的矛盾,组长马世骏同意在结论后增加“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文字。1990年至1991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曲格平出任审查“生态与环境”专业报告的负责人,审查通过了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之后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却因为报告大纲未经审查批准的一个程序错误被否定。为此重新组织了生态与环境II组,重新编写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1992年2月17日曲格平领导下的国家环保局批准了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 ,重点强调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有三:第一: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第二: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第三:替代煤发电。其中前两条涉及长江中下游,所以就有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说法。1992年3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决策,邀请原水利部长、当时的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做对三峡工程的说明,钱正英大谈要用三峡工程来代替洞庭湖的作用。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批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

 从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以来,16年的运行实践证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在某种情况下对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反而是有害而无利;三峡水库在汛后的蓄水,急剧地减少了下泄长江中下游的流量,加剧此时出现的旱情;三峡工程清水下泄,破坏了长江干流与沿岸湖泊如洞庭湖、鄱阳湖的自然关系,导致鄱阳湖、洞庭湖枯水期的提前出现,湖水干涸、湖底朝天的现象经常出现。

2019年6、7月份江西、湖南等地出现重大洪灾,三峡工程对此无能为力。三峡水库在此时加大下泄流量,使得湘江等洪水灾害更加严重。2019年9月10日,鄱阳湖又提前进入枯水期,部分湖底出露。同时江西、湖南等地出现四十年一遇的严重旱情。实践证明,三峡工程并没有能够替代洞庭湖的自然能力,对长江中下游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

 曲格平作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审查组的第一负责人,并作为审查并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放弃生态环境科学家和国家专业行政部门最高领导人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屈从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对错误批准的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负有全部的行政责任。他既批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又批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为中国生态环保第一人的光环上留下一个晚节不保的污点,同时也使他所引进并建立的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中国如同虚设,对保护生态环境不起任何作用。

一、2019年9月10日鄱阳湖再次提前进入枯水期,三峡工程拦蓄水是主要原因

 根据2019年9月23日中央电视台网报道:从2019年9月10日开始,江西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下降至海拔12米以下,标志着今年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9月23日下午一点,水位下降到海拔11.17米。湖中的一座千年石岛——落星墩再次完全浮现出来。中央电视台网把江西鄱阳湖再次提前进入枯水期和湖底朝天的原因归之于“受降雨偏少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江西鄱阳湖星子水文站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处,其水位既受鄱阳湖的影响也受长江来水的影响。上游来水减少,可以是指流入鄱阳湖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也可以是指上游长江的来说。

 另据中央社台北10月12日报道,受持续少雨和长江水位降低的影响,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提前出现枯水期;这次干旱影响范围几乎遍及长江中下游,其中江西、湖北、湖南及安徽等地被列为“特旱地区”。综合新浪及新华社报导,根据8日的数据,鄱阳湖指标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已下降到9.99公尺,比多年同期平均水位的15.05公尺少了5.06公尺。10月14日中央电视台又报道:鄱阳湖水位跌破10米,江西朝九成地区出现严重旱情,导致316.4万人受灾。

 大纪元网2019年11月8日报道,7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严重干旱,是近4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其中,位于江西省的中国大陆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提前出现枯水期。据江西省应急管理厅10月底统计,当时旱情导致农业损失占比95%以上,440.8万人受灾,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的人有71.2万。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淇塘村口的池塘干涸、塘底土块龟裂,村民家中已停水近两个月。

 从三峡水库的运行可以看出,三峡水库的汛后蓄水、减少下泄流量直接加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情。

 三峡水库在2019年8月21日水库的水位在海拔145.41米。在这之后,三峡水库就开始蓄水,就是说,出库的水量小于入库的水量,三峡水库的水位慢慢升高。到9月10日,三峡水库的水位升高到在海拔147.20米。在二十天的时间内三峡水库水位升高了1.79米。从9月10日起,三峡水库拦截更多的水量。到10月2日,三峡水库水位升高到164.78米。在22天的时间内三峡水库水位升高了17.13米。在这段时间内,三峡水库每天拦截每秒8000立方米到每秒10000立方米的流量,几乎拦截了入库流量的一半。三峡工程如此规模地减少下泄流量,是造成2019年9月鄱阳湖再次提前进入枯水期的主要原因。

 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和经常出现鄱阳湖变大草原的状况,也是因为三峡工程的清水下泄。也许大家不清楚水库清水下泄的危害,当初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工程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清水下泄,造成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岸崩塌,以致威胁到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行车安全。三峡工程的清水下泄,造成中下游长江干堤的崩塌,加大洪水风险。清水下泄也造成长江干流河道的无序挖深,使得长江河道与鄱阳湖、洞庭湖等沿岸湖泊的自然调节关系失序,被无序挖深的长江河道“抽干了”鄱阳湖、洞庭湖等的蓄水,造成鄱阳湖、洞庭湖周边地区在枯水期更加缺水。如果没有三峡工程的清水下泄,也就没有长江干流河道的无序挖深2米,星子站的自然水位为12米,鄱阳湖的最低水位也在12米。由于长江干流河道被无序挖深2米,星子站水位下降到10米,鄱阳湖的低水位也降低2米,湖底跟着也就朝天了。

 1992年2月17日国家环保局批准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 指出:三峡工程能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有利于改善枯水期水质,并为南水北调提供水源条件。

 国家环保局在批文中使用了“能够”这个词,“三峡工程能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确实,三峡水库有一百多亿立方米的活动库容,“能够”在洪水期拦蓄洪水,并“能够”利用这部分蓄水,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

 但是,自从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工程不是在汛期拦截洪水,提高水位,增加三峡水库的蓄水量,以供枯水期使用。而是每年在汛期结束、进入枯水期之际才开始蓄水,减少长江中下游的流量,抬高三峡水库的蓄水位,以满足发电需要。有人把这种水库运行方法为逆调节,逆自然的调节。

 国家环保局的做法,应该是使用行政命令来保证三峡工程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在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国家环保局和曲格平都十分清楚,这个“能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中提出的三峡水库“排浑蓄清”运行计划中就不存在这种“能够”的条件。

 二、湖南89个县市旱灾

 根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自2019年9月以来,湖南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总体表现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异常偏少,干旱状况呈持续发展态势。湖南省共有89个县市达到气象干旱标准,中重旱区主要位于张家界、常德、岳阳、益阳、永州、郴州等地。9月30日8时,四水干流及洞庭湖控制站中,除澧水较历年同期偏高0.21米外,湘江、资水、沅水及洞庭湖较历年同期分别偏低0.07米、1.25米、2.29米、2.86米。蒸水井头江站、神山头站,渌水支流南川水潼塘站、铁水泗汾站,汨罗江伍市站水位均接近历史最低水位。报道继续指出,随着三峡水库进入蓄水期,三口四水入湖流量后段将逐步减少,洞庭湖水位仍可能走低,四水尾闾及湖区后段生活生产取水困难加大。

 报道指出,进入枯水期后,三峡水库也进入了蓄水期,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减少,长江通过三口(以前是四口)进入洞庭湖的水量也随之减少,导致洞庭湖水位降低。这就是三峡工程导致长江中下游在每年9至11月份出现旱情、旱灾、或者旱灾加重的因果关系。

 杨波、李景保、蒋卫国与李京在《洞庭湖区近60年来的水旱灾害与江湖之间的水沙交换规律》一文中指出:三峡水库运行以来,洞庭湖区夏秋连旱则年年发生,旱灾频率有所增加,指明了这种。因果关系。

 三、湖南、江西出现洪灾

 但是就在两、三个月之前,湖南、江西等地则是另外一片景象,一片泽国,就是橘子洲头上的毛泽东塑像也被洪水淹没大部。

 2019年7月12日澎湃新闻报道,湘江下游发生超50年一遇特大洪水,其中衡山、株洲和湘潭站分别为80年、100年、200年一遇,流量均超历史记录。另外全省另有11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

 又根据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7月17日的报道,江西、广西、广东及湖南等十多个省市出现洪灾。中国水利部官员本周日(14)称,中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增加近80%。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万5千次山洪灾害预警。网民周一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发出各地水灾的视频显示,江西、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水势凶猛。在湖南湘江两岸,水平面高出地面五米左右,众多民众在堤坝上垒沙袋抢险,防止溃堤。另有视频显示,洪水中漂浮着尸体。衡山县湘江河堤长江镇曹家湖段,7月9日早上6点出现一个约十五米宽的决口,洪水滚滚而下,汽车和房屋被淹,有些树木仅可见到树梢。据现场消息称,洪水淹没杨梓坪村及附近的3个村庄,过水面积达两千多亩,数百户受灾。更有网民David(戴维)爆出,“官媒竟然晚5天证实,湘江决堤。”

 根据国家环保局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文,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第一是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

 正当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等省在遭受洪水灾难的时候,三峡工程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减轻洪水灾害?按理说,三峡工程应该采取措施拦截部分上游来水,抬高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减少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降低洞庭湖三口、岳阳城陵矶、九江星子站的水位,以利于长江支流如湘江、赣江的洪水更加迅速地进入长江干流,降低支流的洪水水位,减轻溃堤的风险,减少洪水淹没的损失。

 但是在此时,三峡工程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加大了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降低三峡水库的水位。由于三峡水库增加下泄流量,迫使洞庭湖三口、岳阳城陵矶、九江星子站的水位持续上升,加大了湘江、赣江等的洪水灾害。6月30日三峡水库的坝前水位海拔146.17米,到7月12日三峡水库的坝前水位海拔下降到145.45米。

 有网友指出,三峡工程由于不可描述的原因放水,导致长江中下游水位增高,加上连日强降雨,各支流省份为保下游的大城市,只能弃卒保车,乡镇受灾严重。这个不可描述的原因就是,三峡水库并不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平湖,而是一个斜湖,而且是水流量越大这个水力坡度越大。比如2019年7月19日三峡水库坝前水位在海拔147.31米,重庆寸滩的水位到达海拔174.26米,两地的水位差为27.05米,当时寸滩的流量只有每秒32900立方米,还不到二十年一遇洪水量的一半,如果此时三峡水库大量拦蓄水量,抬高三峡水库坝前水位,重庆寸滩的水位也会被抬高,重庆部分市区就会被淹没。所以三峡工程难以拦蓄洪水,抬高坝前水位,三峡工程的真实防洪效益是十分有限。这就是不可描述的原因。

 1992年三峡工程决策之前,在《人民日报》上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发表了《湖南人民盼望早建三峡工程》,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发表了《兴建三峡工程是湖北人民的愿望》。陈邦柱认为,修建三峡工程是消除洞庭湖洪水和泥沙灾害的根本出路。从长远计,洞庭湖的根治,寄托于三峡建库。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时,三峡总公司负责人陆佑楣对记者表示,若有三峡工程在,何愁(长江)洪水呈凶狂?

 2003年6月三峡水库投入运行,至今三峡工程已经运行16年多了,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灾害依旧猖狂,三峡工程并没有发挥其在上马之前向全国老百姓所宣传的无比巨大的防洪效益。原因何在?

 一辈子从事长江洪水研究的陆钦侃先生参与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担任防洪专业组的顾问。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钦侃先生就明确指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陆钦侃先生说,长江洪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1954年全流域性的大洪水;

第二种是1981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

第三种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较大的洪水。

1954年的洪水,是近百年实测水文记录中最大的,主讯期七、八两个月长江干支流洪水总量为4587亿立方米,超过堤防泄量的超额洪水量为1032亿立方米,当时实际受灾人口1888万人,受灾农田4755万亩,损失是很严重的。但经过30多年来长江堤防多次的加固加高和按1980年确定的长江中下游平 原防洪规划方案实现后,长江泄量扩大,再遇1954年那样的洪水时,超额洪水量可减至一半。兴建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报告上所说的,它对1954年大洪水500亿立米所需分蓄洪量,仅能替代城陵矶以上的一部分,长江中下游仍需分蓄洪300~400亿立方米;仅能减少分蓄洪区淹没的农田177~327万亩,中下游还要受淹670~820万亩。而且对“头上顶着一盆水”的武汉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其附近的蓄洪量,对下游江西、安徽更是无能为力了。

再说第二种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的严重水灾,在重庆寸滩实测洪峰流量达85700立方米/秒,至宜昌因江槽储蓄而降为70800立方米/秒,中下游没有洪灾,因此对这种类型洪水没有必要兴建三峡工程拦洪。相反,工程建起后蓄洪拦沙,回水曲线将壅高重庆本已很高的洪水位,会加剧四川的洪灾。

 第三种是中下游发生的洪水,三峡工程对这样的洪水没有直接的调控作用。

出于上述原因,陆钦侃先生拒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上签字。由于陆钦侃先生拒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上签字,也就失去了当选工程院院士的机会。而资历比陆钦侃先生更低、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专业组组长的徐乾清就于1999年当选了工程院院士。

 201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所遭遇的洪水灾害,正好属于陆钦侃先生所指出的第三种长江洪水类型。

 四、第一个《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是“弊大于利”

 201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所遭遇洪水灾害以及夏秋连旱说明了,1992年2月17日国家环保局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是错误的,批文中重点强调的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三个有利影响,其中两个有利影响是不能成立的。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和审批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美国在1969年制定了环境政策法,是全世界第一个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国家。此后,瑞典、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也相续建立了法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虽然受到文革大革命影响,中国在环境立法方面、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方面起步略晚一些,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其中很大的功劳要归于当年国务院主管环保工作的曲格平。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度开始于1979年。这一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其中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后才能进行设计。1982年5月,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出台了关于“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1972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是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之后他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席代表。回国之后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局长,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三峡工程要编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虽然中国1979年就有了《环保法(试行)》,规定要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但是在实践中一直没有执行。当时有一个实际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这个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写。所以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是第一个尝试。

 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分14个专业组,其中有一个专业组就是生态与环境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专家组的组成与参与人员如下:

顾问:侯学煜、黄秉维

组长:马世骏

副组长:严恺、孙鸿冰、高福晖

综合组名单:马世骏、严恺、孙鸿冰、方子云、付立勋、刘建康、刘培桐、陈吉余、张书农、马梅生、沈坩卿、吴国昌、席成藩、高福晖、谢家泽、蔡宏道

第一专家小组、库区陆生生态与环境地质论证专家小组

组长:马梅生、席成藩

成员:丛善本、孙昌仁、刘广润、关君蔚、朱建业、许厚泽、陈昌笃、陈德基、李昌哲、唐永銮、夏其发、章文才、谢义炳、臧玉祥、付抱璞、付立勋

第二专家小组、水生生物、上中下游水沙情势与洪涝及河口生态环境专家小组

组长:方子云、刘建康

成员:王德铭、刘瑞玉、刘峻德、陈文辉、陈吉余、陈科信、陈春槐、李荣敖、李景锟、张书农、高维真、姚榜义、付国伟

第三专家小组、库区移民环境容量与人群健康论证专家小组

组长:刘培桐、谢家泽、蔡宏道

成员:王如松、刘一辛、刘昌久、刘逸浓、陈华癸、汪贞惠、肖荣炜、郑乃彤、徐琪、姚炳华、吴国昌、殷学鹏

 可以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生态与环境组中集聚了当时中国生态与环境学界的许多泰斗级的人物。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的一共有15个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是:陶诗言、黄秉维、贾福海、谢义炳、侯学煜、马世骏、侯建康、陈化癸、严恺、毛鹤年、陈宗基、黄文熙、张光斗、钱宁、高景德。生态与环境组中就有4个科学院学部委员,分别是侯学煜、黄秉维、马世骏、严恺。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结束。生态与环境组得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在生态与环境组的论证报告基础上,编写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其结论也是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

 担任生态与环境组顾问的侯学煜不同意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加上“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部分内容。侯学煜说,“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损失,不是强调得多了,而是基本上没有被考虑……很少想到水坝可能给人民带来的祸害灾难”。侯学煜认为,目前对于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搞清楚,能够提出什么有效的人为措施?这些人为措施的效果如何?这些人为措施的成本是多少?都回答不出来。所以,侯学煜没有在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上签字,没有签字的还有北京大学的陈昌笃教授。

 侯学煜说:“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说的是真心话。”“有看法就要讲,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侯学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这样理解——科学不怕争议,甚至不怕走过弯路,但不能知错就错,也不能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所裹挟,以至于损害了民族、公共利益。蒋高明认为侯学煜当年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可以预料的。

 1989年2月 23日至3月1日,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移民、生态与环境、泥沙三个专题论证报告。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

 五、曲格平担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生态和环境专题审查组负责人

 由于1989年6月北京发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原定的向国务院领导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推迟进行。

 1990年7月6日,国务院召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 26 个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湖北、四川等省市的省长、市长共 175 人。参加汇报的除论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105位各方面的专家。在会议前,江泽民、李鹏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汇报会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作《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潘家铮在汇报没有直接提到生态与环境组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而是大谈三峡工程可有效避免洪水泛滥造成大量人口伤亡和对灾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可有效减少分流入洞庭湖水沙,既减轻洪水威胁,又延缓泥沙淤积,改善湖泊生态等等,造成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听取汇报的江泽民、李鹏等对这样的结论十分满意。

 1990 年8 月22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1990〕578 号文件,正式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主任:

  • 邹家华(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

副主任:

  • 王丙乾(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 宋 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
  • 陈俊生(国务委员)

成员:

  • 杨振怀(水利部部长)
  • 刘中一(农业部部长)
  • 黄毅诚(能源部部长)
  • 钱永昌(交通部部长)
  • 何光远(机电部部长)
  • 高德占(林业部部长)
  • 林汉雄(建设部部长)
  • 朱训(地矿部部长)
  • 柳随年(物资部部长)
  • 刘仲藜(国务院副秘书长)
  • 陈光健(国家计委副主任)
  • 蒋民宽(国家科委副主任)
  • 迟海滨(财政部副部长)
  • 郭振乾(人民银行副行长)
  • 曲格平(国家环保局局长)
  • 方樟顺(国家地震局局长)
  • 王先进(国家土地局局长)
  • 邹竞蒙(国家气象局局长)
  • 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
  •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不另增加编制),负责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

  • 杨振怀(兼)

副主任:

  • 陆佑楣(能源部副部长)
  • 张春园(常务,水利部副部长)

 其中杨振怀是接替到全国政协担任副主席的钱正英而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陆佑楣与张春园是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们都直接参与审查他们领导编写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聘请了165 位专家,分成10 个专题组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审查,审查工作持续近一年时间。在这165 位专家中有38%的成员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撰写。这10个专题组是地质与地震;水文与防洪;发电与电力系统;航运与泥沙;机电设备;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移民;生态与环境;投资估算、经济评价与资金筹措;综合。负责生态与环境专题组审查的一共是三位部长级领导,他们是: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为第一负责人,其他负责人有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为什么要让物理学家周光召来担任“生态与环境”审查专题组的负责人?这是因为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中国科学院,无论是顾问侯学煜还是组长马世骏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还有就是因为1984年11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作为三峡工程前期重大科研项目,委托中国科学院主持这个项目研究。1987年“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又被列为“七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课题,还是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研究课题有如《三峡工程对长 江沿岸地区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三峡工程对长江水生生物和珍稀物种 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湖泊环境及洪涝地区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三峡工程对河口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对策研究》、《三峡工程对库区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的影响研究》、《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现状和趋势对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其对策研究》、《三峡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研究》等。到1990 年8月大部分课题研究已经完成,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让一位生态环境学的门外汉周光召来担任“生态与环境”专题审查组负责人,就是利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权力,让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能够听从党的领导,不要扩大矛盾,特别是生态与环境组与论证领导小组的矛盾。

 侯学煜坚持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马世骏做了一些退让,同意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增加“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内容。但是马世骏不同意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他不愿意再做退让。

 没有等到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审查结束,侯学煜与马世骏先后离开人世。1991年4月16日侯学煜死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享年79岁。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死于河北省丰润县境内的一次不明车祸,享年75岁。马世骏坚持最后的底线,他不愿意再做退让。这也许是马世骏死于不明车祸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出于政治、经济或者婚姻关系而死于不明车祸的人还少吗?侯学煜的离世也许也是因为他的坚持。侯学煜是全国政协常委,享受的是部长级的医疗待遇,79岁去世,应该算是个案。

 1991年5月三峡工程审查各专题组完成审查结果报告。1991年7月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大会,听取各个专题组的审查结果报告。1991年8月3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原则通过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审查结论是:“三峡工程前期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研究和论证之深,实属中、外罕见,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达到可行性研究的要求,可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这就是说,负责“生态与环境”专题组的曲格平等通过了“生态与环境组”的论证报告,也通过了“生态与环境组”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结论。同样在“生态与环境组”论证报告基础上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也就被审查通过了。但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潘家铮、陆佑楣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总报告中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与“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完全不同。在此,曲格平等有意回避了“生态与环境组”的专业报告与论证领导小组总报告之间的互相矛盾之处,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由于这个互相矛盾的结论的存在,证明了一点,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是一次走过场的作秀,曲格平等对“生态与环境组”论证报告的审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六、第一个《环境影响报告书》被作废

 就在曲格平等通过了“生态与环境组”的论证报告的审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后不到一个月,1991年8月31日下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会议,研究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和林业部、水利部、能源部、环保局、中科院、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有关专家。曲格平、周光召等应该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会议的级别相当高。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这是有人注意到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总报告中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与“生态与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的,会让三峡工程决策者十分难堪。这也说明,无论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还是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都只是孤立的、分离的专业论证和审查,没有综合论证和审查。如果有综合论证和审查,这种专业组的利大于弊结论与领导小组的弊大于利结论的矛盾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问题是,这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经过以曲格平为首的专业审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也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要推翻重来,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上马往后推迟几年。只有想一个办法让这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废,重新再做一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得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提纲没有报审批来做文章。笔者以为能够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曲格平,一位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庭铮。曲格平作为引进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制度的引进人,熟知他本人制定的有关条例。魏庭铮领导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成员全面参与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并完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字撰写与编辑。很可能是曲格平与魏庭铮两位共同合作的结果。

 宋健主持的会议做出决定,已经得到审查通过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因其提纲没有报审批的程序错误而作废,需要补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于是成立了生态与环境II组,新任的组长是方子云,原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组的副组长。笔者至今尚未找到参加生态与环境II组工作的专家名单,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提供资料。生态与环境II组必须在1992年召开两会之前完成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

 据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但是会议纪要至今并未公开。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要让国务委员宋健召开这么一次高级别的会议,找来这么多各部委的领导人,来修正一个小小的程序错误。难道中共中央、国务院真的这么重视程序的正确吗?这是因为,做一件坏事,要让许多人一起举手同意,一起做,大家一起来挑担子。这就是人们说的共产党的制度就是一个大机器,只要进入这个制度,就是机器的螺丝钉,就要跟着机器转。好人进了这个制度,也就与这个制度同流合污了。作为中国环保第一人的曲格平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七、曲格平为什么不阻止第二个程序错误?

 1991年10月曲格平领导的国家环保局批准了生态与环境II组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大纲。

 1991年12月生态与环境II组完成了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结论正好是政治家们所希望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这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先上报主管的水利部。

 生态与环境II组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大纲的撰写,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报告的编制,一共只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生态和环境II组根本没有时间重新收集资料,只能是在原有资料基础上做新评价。就是说,无论是得到“弊大于利”的第一份环境影响报告和得到“利大于弊”的第二份环境影响报告使用的基础资料是同样的。按照常识,利用同一基础资料,两份报告是不能够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一点,曲格平应该十分清楚。

 水利部邀请了55位专家成立了预审委员会,张光斗担任预审委员会的主任,对生态和环境II组提交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

 1992年1月17日,李鹏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作为环保局局长的曲格平应该参加了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前面已经提到,曲格平对中国环保立法做出了重大贡献。曲格平清楚知道,在1992年1月17日这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本没有权力做出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决定,因为三峡工程的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尚未上报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总局也没有批准这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就批准三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程序错误,是一个比《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大纲未报审批更大的程序错误。作为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应该向李鹏指出这个重大程序错误。

 还是李鹏后来比较明智,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没有1992年1月17日这一天的日记,也就没有记载由李鹏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的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最重要的决定。李鹏事后知道,他领导的国务院犯了一个重大的程序错误。李鹏通过在三峡日记删去1992年1月17日的内容来掩盖这个程序错误,起码说明,他认识到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作为环保局局长的曲格平难道不应该对此有个交代吗?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会议。以张光斗为主任的预审委员会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法规,评价的范围、内容和深度达到了评价大纲提出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对三峡工程在生态与环境方面决策的依据,在进行必要的修改后,上报国家环保局审批。

 八、曲格平断送了他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当水利部把《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预审委员会的意见送交国家环保局审批时,曲格平是第二次审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一次是1990年8月到1991年7月作为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和生态与环境专业审查组的负责人,审查批准了第一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现在审查的是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曲格平十分清楚这个弊大于利的结果是如何变成利大于弊的。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采取了所谓的全流域、多层次的系统分析和综合分析方法,按23个环境子系统和68个环境因子进行了评价。其实在23个环境子系统并非全部是生态环境子系统,而部分是社会子系统;68个环境因子也并非全部是生态环境因子,而是部分是社会因子,如工业、农业、交通、旅游、就业、娱乐等等。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估。产生负面影响的绝大部分是自然环境因子,而产生正面影响的绝大部分是社会因子。自然环境因子的累积和是负数,与第一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弊大于利结论一致;自然环境因子与社会因子累积和是正数,就有了利大于弊的结论。这种评价方法不是曲格平引进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方法,而是更高一级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估方法。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把社会因子,如工业、农业、交通、旅游、就业、娱乐等等考虑进来,就造成这些因子在更高一级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估中再一次得到评估,这些因子的权重由于重复考虑而得到重视,而自然环境因子只是部分被考虑而被忽视。

1992年2月17日国家环保局给水利部复函,批准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国家环保局在复函中指出:

 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是:

  1.  三峡工程可有效控制上游洪水,提高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有效减免洪涝灾害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减缓洞庭湖的淤积与萎缩;
  2.  三峡工程能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流量,有利于改善枯水期的水质,并可以为南水北调提供水源的条件;
  3.  三峡工程能利用水能资源发电,年发电量达840亿千瓦.时,与燃煤发电相比,可大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就是凭借三峡工程这三条有利影响,曲格平批准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就在国家环保局批准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后,中国媒体都以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为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1992年3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决策,邀请原水利部长、当时的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做对三峡工程的说明,钱正英大谈要用三峡工程来代替洞庭湖的作用。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批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没有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33%,为全国人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投票。

 2004年1月曲格平接受了《东方日报》驻京记者柯力的采访,首先记者介绍了曲格平,说他从三峡工程从大坝修建到发电,曲格平都曾参与过论证。关于全球关注的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问题,曲格平说:“大坝 建成后,从环境上讲,最基本的一项好处是防止50年一遇的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危害。另外,长江有较长的枯水期,大坝蓄 水后可对枯水期进行调节。再者,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相当于每年燃烧5000万吨煤产生的能量。”“至于其弊,主要是大坝修成后,大坝上游乃至重庆段的泥沙淤积问题。今年刚蓄水,究竟能否防止,还需时间检验 ;二是长江特有的生物尤其是鱼类,因大坝会影响其生存和发育,当前中华鲟已经成功实现人工繁殖,但还有些鱼类受影响较 大。利弊相权,我认为仍是利大于弊。”问题是,曲格平为什么在1991年审查批准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专业组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报告呢?

2019年长江中下游的夏季洪灾、秋季旱灾证明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三条有利影响中的两条是错误的。

 曲格平是中国环保第一人,他引进了环境保护立法,他引进了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撰写、提交、审查、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是中国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上的第一次尝试。之后,中国所有的大型工程的上马之前都做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或者简化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结论都是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因为所有的工程都学习三峡工程,把社会因子都拉入生态环境的评估。既然对生态环境有这么大的三峡工程,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那么还有什么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呢?几十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摧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几十年来中国上马建设的大型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利大于弊。曲格平能对此做出何种的解释?

 曲格平是中国环保第一人,他引进了环境保护立法,他引进了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曲格平通过对两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和批准,也彻底摧毁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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