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读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有感

 陆思良 (新加坡)

   最近一段时间,各起同党国前途有关的正反大戏正在国际舞台上上演得紧锣密鼓而扣人心弦:大国领袖又在欧洲南美风光无限地走红地毯大撒币,香港的乱局危局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美中贸易谈判反反复复拉拉扯扯,“四中全会”落幕并昂扬宣示了“中国之治”,等等等等,可谓“风云变幻,险象环生”。此时此刻,反而静下心来,再一次翻读巫宁坤先生的回忆录《一滴泪》,再一次感受到一种谨朴慎圆的启发。

   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却能得到几分内心的真髓。

   巫先生的《一滴泪》写得很真实,这真实包含了人生写照和思想面貌两个方面。纵观过去数十载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生存状况,这份巨大的真实无疑显得格外可贵,格外深刻。

   巫先生和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1. 底层的愚恶和上层的邪恶

   读完《一滴泪》,印象中令我第一个回味的,是那两个士兵一番对话的细节──

    那是1958年,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随车押送当时同样年轻的右派巫宁坤去劳教监狱,一路上这两名战士一面抽烟一面闲扯,吵吵闹闹地互相取乐。其间,开车的战士对他的同伴说,咱们快到了,咱们交了活儿以后,回去的路上我领你去看我女朋友。你得放规矩点儿,昨儿晚上你跟那个小婊子闹得太离谱了。另一个战士流里流气地噗哧一笑,我放规矩点儿?我等着瞧你跟你那个小婊子放规矩点儿哩,你这个假正经!司机回敬道,你他妈的开口就像个臭右派。你这臭流氓,你敢再这样胡扯,瞧我不把你跟我的货(指车上载的巫宁坤)一起甩在那鬼地方(指劳教监狱)!说着他们俩都乐了……

   事情发生在50年代,它早早地、活灵活现地把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解构”了。

   共产党专政统治下,最荒谬离谱最是非不分的做法,就是将芸芸众生的每个人归类(甚或先天归类)成“某一类群”或“某一阶级”,然后据此判定这人是“好人”或“坏人”,而且那给定的光环或烙印几乎是“终身制”,难以逆转。比如,“解放军战士”、“工人阶级先锋队”等,理所当然都是好人,甚至是雷锋、王进喜那样的圣人。而“右派”、“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则全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需要无情地镇压消灭。这不,上面的那段对话里,战士就随口把“臭右派”等同于“臭流氓”。   

   《一滴泪》中,用大量亲身经历的铁的事实,揭穿粉碎了此类经典谎言:“工宣队负责人”刁师傅王师傅等日常行为就像个恶棍,“贫农队长”老螃蟹整日价游手好闲,“专职”敲诈勒索……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借着反复不歇的各次政治运动,“根正苗红”的很多人如鱼得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犯罪,白茫茫大地上面,那许多丑恶残暴的罪行要不被进一步美化,要不就被肆意掩盖了。

    比如在劳改农场里,那位复员军人郑彪“像条疯狗般”地殴打中文系一位老讲师沈瞎子(“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的”),最后恼羞成怒,将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面颊淌下来……然后这家伙还得意忘形地叫嚣,无产阶级的铁拳把这瞎子老狗打垮了!

    还有一位受监视的女教师,曾遭一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果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丈夫(他也是教师,其时正在校园内被单独监禁)。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系里的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打胎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再次威胁,如果她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地自杀了。而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说她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并指示将她的尸体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然后她的坟被盗,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

     一个国家和社会,若是惟专制极权的意志为至高无上的天命,人性的扭曲和沦丧必然是普遍的、没有底线的。此所以,以上的种种罪恶现象以及更多层出不穷的罪恶新花招在今天的中国非但依然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乃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了。前几天在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站上读到女作家师玥写的“被揍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这回引发极大众怒的香港警方无法无天滥用暴力的现象。

    底层的愚恶直接来自于上层邪恶的授意和培养。

   上层的邪恶,共产主义的邪恶,是一种本质上权欲熏天和利令智昏的邪恶,可是它又极其善于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灌输,其必要的手段就是每时每刻对人们实施高压“洗脑”。

      巫先生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回国报效,但是很快就发现他的想法和感受同新的现实格格不入。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有幸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座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

     同样的,在今天的中国,权欲熏天和利令智昏的上层邪恶依然强悍蛮横地凌驾于神州大堂之上,甚至还更狂妄不可一世了。而亿万民众每时每刻所受到的“洗脑”折磨,以及各种各样的监控和压制措施,已经到了骇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只不过,现在的党国政权充分利用了高科技高智能,不用再费劲费力消耗无数个小时的高级人工,去干于贫贱蚁民中普及“思想教育”的活计。当然,一代不如一代,现今最高层领导人里,要找一个有周恩来这样风度和口才的也难,让包子们短暂地装模作样也许能蒙混过关,真让一口气说个七小时,空洞僵硬得令人难以忍受不说,恐怕念出的白字错字就堆积如山了。

     回忆录中还有些“最高级场景”的描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历史在倒退重演,国家民族在遭受无穷无尽的劫难: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

    是的,今天,海内外又有多少像巫先生一样深入思考一样感慨无奈的人。

   不过欣慰的是,这些人也多是一些不畏强暴,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战线上顽强抗争的人,更有像香港的年轻一代那样为杰出代表的,不怕流血牺牲,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奋勇战斗的人!他们的目地只有一个:有朝一日,以正义的名义,彻底推翻彻底消除那权欲熏天和利令智昏的上层邪恶! 

  1. 信仰的力量和“革命的人道主义”

   正如余英时在《一滴泪》序言中指出的,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而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后,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

     巫先生被无辜打成右派(应该算是“极右派”)后,先送北京城郊的半步桥劳改监狱,再辗转发配至东北的兴凯湖劳改农场,那很多年头,随身所带的精神食粮就是一本《哈姆雷特》和另一本《杜甫诗选》,另外,别的劳改难友携带的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选也偷偷地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这些“命运之书”,这些真正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光辉结晶,帮助巫先生在长年累月的困境中始终保持了沉着高远的思想情操(或如余英时所指的“主观条件”)。在兴凯湖农场繁重劳动的间隙里,他曾苦思默想:哈姆雷特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后来,在某段周期性政治运动的空档期间,巫先生被上面指定去翻译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巫先生写到了当时的感想,透彻通明:据说那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

     巫先生的妻子李怡楷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没有她的坚定陪伴和支持,很难想象巫先生能够历经磨难而“完整地”挺过来。她是个天主教徒,在《一滴泪》的“平行书写”中她发出由衷的感悟:我经常祈祷来使自己平静。我并不祈求天主让宁坤早日获释,因为天主并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清官,我只求天主赐给我受难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运的力量。

     由巫先生夫妻俩的私密心绪,我们豁然觉察到了“举世无双”的信仰的力量!

     而当今物欲横流道德崩盘的中国社会,像这样“出污泥而不染”的个人和家庭,几乎已经绝迹。与此相反的,各式各样的娱乐大腕文化权威愤青粉红却大行其道、横行霸道。

     不过,信仰的火种一定还在,不知道哪年哪月它会喷薄燎原?

      与巫先生的坚定信仰和谦卑举动形成鲜明对照,是书中处处可见的,那些拙劣的主宰者们口口声声所宣扬、实际上被他们反复粗暴践踏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请看,劳改干部对巫先生等劳改分子公然说教道:“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宽大为怀,不把你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呜呼,这样的说教和训斥今天仍然耳熟能详地响遍城镇乡村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仍然首当其冲地针对有思想有见地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犹表现得更为恶劣严厉,更为张扬无耻。  

     再是,巫先生被开除了教籍,校长又逼迫他的妻子“主动”贴出大字报,也要求放弃教籍。然后,我俩又被校长叫去。校长对我们说,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我跟人事处长说了,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个,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让她保留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你自觉自愿地提出放弃你的饭碗,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去吧,再贴一张大字报,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历来就把假惺惺的恩威并重的把戏玩得如此得心应手,如此下流。

     巫先生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劳改监狱时,每天干着重活脏活,吃着勉强能充饥的粗粮,有关方面却组织巫先生的妻子等家属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到达后,我们二十多名家属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目前的规模,劳改的设施,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他最后说,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听完报告,我们去参观一个生产尼龙袜的车间 男劳改犯身上戴着整洁的白围裙胸口印着红色的大字: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新生尼龙袜车间。他们紧张地照管着机器,我们的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葡萄牌尼龙袜质量是第一流的,优质产品专供出口,为国家创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如何把社会渣滓改造成生产力。”──这个例子使人联想到,前不久中国当局也邀请安排外国记者等参观新疆的“再教育培训中心”,两者的包装和演出手法如出一辙。共产党除了一贯用拙劣的谎言和重复的欺骗来维持黑暗统治,也实在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更酷(残酷)的还有,大饥荒时期,监狱实施了所谓的“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眼下,根据新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正如巫先生在书中严正指出的: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却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而且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这样恬不知耻的“革命人道主义”真是闻所未闻!

     后来在兴凯湖农场,饥荒情况更为恶化,不得已,农场决定让巫先生回家,保外就医。再一次的,领导同志用官腔对他高调宣布,这是“革命人道主义”……

     巫先生被打成右派判处劳教后,某位领导还振振有词教育他: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可是我们没枪毙你,对不对?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你注意,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党对你如此宽大,你应感恩图报,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立功赎罪。──什么跟什么呀,太令人啼笑皆非了!可是,你还别说,昨天今天,中国什么什么部委的发言人在台上侃侃而谈,使用的也就是这一模一样大言不惭的胡扯逻辑,也就是这一模一样义正词严的痛斥调门。

     读罢《一滴泪》的很多章节,掩卷叹息,同时回顾几年前刘晓波先生被关押至死的悲痛情节(好像那会儿当局也说是“体现了人道主义”云云),不免要痛苦地想,小人太猖狂,这个党这个国家真是没救了。

     巫先生的在天之灵何以安息?

     但愿天主仁慈,已经预告了巫先生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 

  1.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说到这个题目,不妨提一提巫先生在书中谈到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在北京重逢的情景:他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字里行间,其悲怆凄凉其豁达洞明溢于言表。

     不同的人注定走的是不同的路,尽管未必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程度。

        这也说明了,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成为一代人的正直良心,同他是否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没有什么关系。

         另一件事说到沈从文。1973年岁末,我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转眼十五年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

     从前的时代诞生的从前的人,小人物,大境界,沈从文,周有光,陈寅恪,还有巫宁坤等,他们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巫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召开的某次文艺理论大会上痛斥“日丹诺夫幽灵”的讲话掷地有声,在今天重温仍然震耳发聩: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我赞成它,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经过多少年来的混乱,经过一帮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十年浩劫,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索它的真面目?……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么,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可悲可气的是,经过几十年的“世道轮回”,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日丹诺夫在中国各个领域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掌权当道,颐指气使。还是那句话,没救了!

    真的没救了?

   历史总是有选择的,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对于人类的命运来说,还是可以取两种态度,或者说是两种道德方向。

   一种是,如悉尼﹒胡可(Sidney Hook)曾经指出过的:历史上最沉痛的悲剧,莫过于人们喊叫“不可能”喊得太早,并且由于眼光短浅,没能及时充分发挥本身潜力。……理智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总归比那动摇不定和时作时辍的努力更容易赢得胜利。假如有什么于一切历史时期都能适用有效的道德命令的话,那就是求知和行动。

   另一种是,如马英九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表示的:台湾可以透过三点做法让台海重获和平与稳定。首先,必须透过接受“九二共识”,有诚意改善与对岸的关系,以恢复两岸的互信;其次,台湾应该对统一问题保持开放选项,在1992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统一这个选项并没有被排除,但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最后,应坚持要在台湾人民准备好的前提下,才展开统一的对话。……只是拒绝“一国两制”,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更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这篇文章末尾,请允许我引用巫老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追思。他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节操和胸襟,那种对于个人自由的崇高向往和理想信念的纯洁追求,必将经久不息地展现指引后人不断前进的光芒:

   盖茨比信奉这盏明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附:来自心灵的一滴泪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在地缘/陆思良”,2019年11月4日)

   不久前,中国翻译家巫宁坤老先生以“白寿”之龄故去,他的回忆录《一滴泪》再次引发热议。

   他总结:“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有人说似应加上“我离开”──历尽人间沧桑和磨难,巫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携夫人离开了中国,重回他当年的求学之地美国定居。《一滴泪》英文版最初也是在美国发行的。

   我移民来新加坡也是90年代初,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对于故土,是什么样的强烈动机驱使人们“离开”或者“归来”?

   首先,很多人,如当初的我,肯定有经济考量,人往高处走嘛。当时本地公司给我的起薪,经换算,是我在上海做大学讲师收入的几十倍,那差距形成很大吸引力。若仅从这方面考察,也能解释,当后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那么多之前去海外的人又纷纷海归。

   但是,还有其它广泛因素,人事、社会、政治乃至信仰的,在至少像巫先生那样的人的“离情别绪”里,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或是说,越是在欲望蓬勃的世俗环境中,越会产生剧烈深刻的淘洗,越能看得透彻:人和人的内心境界真有天壤之别。

   巫先生在散文集《孤琴》开首写道:“阔别半个世纪,再回到小城中的学院,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个时刻。站在同一幢古旧主楼前,我恍见自己在1946年秋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这些台阶,那时我是这学院里唯一的外国学生……如今,我大部分时间独自呆在学院公寓内,忙于写回忆录,我的孤独变得几乎神圣不可侵犯了。说不上有什么社交生活,一部电脑屏幕整天无动于衷凝视我,仿佛一位不倦的告解神父那严厉的面容。冬天晚上,大雪封门,我感到自己活像一只冬眠动物,忘情于时空之外……”──矍铄老人,渡尽劫波,精神感悟独立坚强,寂寞晚年活得自在饱满。

   对照另一种的活龙活现:曾在香港杂志的“纪念金庸专辑”上读到国内某著名文人Y的特约文章,写的是有次在香港,企业家X请他和妻子吃饭。吃完,服务生过来,指向大厅角落桌子:“你们的账已有人结过。”X便朝那桌子走去,走了一半慌张回来:“给我们付账的,是金庸先生!”X和金庸未曾交往,于是肯定金庸付账是冲Y来的。要感谢,得Y去。Y到了那桌边,金庸站起身来:“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请吃饭,今天是顺便,小意思。”

    不必多置一词,巫老和Y,智性趣味,高下立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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